我们俩——万里长梦，让我再送你一程
1932年的春天，在清华古月堂门口，站着一男一女，男的穿着粗布褂子，带着老式的眼镜，眉目秀气，却看起来十分呆板而老气，女的面容娇好，气质优雅，眼神里带有两分羞怯，三分欣喜。这就是钱钟书与杨绛的初次相遇。
这场相遇为钱钟书与杨绛带来了爱情，也为我们留下了一段佳话。而之所以能够如此，说到底还是源于，他们真的是非常般配的一对。
钱钟书与杨绛都出生于知识分子家庭，钱钟书的父亲钱基博是中国近代著名国学大师，也曾在上海光华大学担任中文系主任；而杨绛的父亲杨荫杭学养深厚，是当时江浙闻名的大律师，也做过浙江省高等审判厅厅长。然而他们虽然家室般配，但要想喜结连理，还不得不过钱钟书父亲的这一关。
钱钟书的父亲在儿女婚姻问题上略显“顽固”，喜欢包办，所有钱家的女婿、媳妇都需要经过他的筛选和同意。而杨绛性格温婉，识大体，在婚姻大事上又十分重视父母之命，所以当听闻钱钟书的老父亲对于儿女婚姻的态度时，十分害怕，担心自己过不了钱老父亲那一关。所以她偷偷给钱钟书写了一封信，却不曾想被钱老父亲偷看了，并因此而成就了这桩婚事。
她在信中写道“现在吾两人快乐无用，须吾两家父母兄弟皆大欢喜，吾两人之快乐，乃彻始彻终不受障碍。”正是她这种识大体又孝顺的个性，深得钱老父亲的欢心。
钱钟书与杨绛
虽然在一般人看来，钱钟书的名气要大于杨绛，但其实婚后的杨绛所拥有的成就和付出的努力，与钱钟书可谓是势均力敌，甚至要更大于他。
钱钟书是一个生活上的“呆子”，衣食住行全靠杨绛。在《我们仨》中，杨绛时常用钱钟书自嘲的“拙手笨脚”这四个字来形容他，字字可见对其的深情。
杨绛与钱钟书在婚后一同到牛津求学，开始时，二人一直寄住在老金家，但久了就觉得伙食和住宿都不尽如人意，杨绛就盘算着搬出去。钱钟书一直觉得，找到一个适宜的地方难度很大，不如在老金家将就着，但杨绛心疼他吃不好睡不好，于是自告奋勇，挑起了这个担子。在经过多方打听之后，杨绛锁定了一个满意的去处，钱钟书得知这一住处的种种条件，也甚为欢喜，对杨绛赞不绝口。此后，二人正式开启了一段甜美的小日子。用杨绛的话来说，“那段时候我们很快活，好像自己打出了一个天地。”
也就是在这段时间，为了照顾那个“拙手笨脚”的钱钟书，杨绛完成了一次从大家闺秀到“一家之主”的蜕变，衣食住行全靠她一个人来操办，她学会了做一手好菜，生火炊烟，更学会了修理各种东西。他成为了钱钟书坚实的“后盾”，她说，“他对我说的‘不要紧’深信不疑”。
在学问成就方面，杨绛也丝毫不亚于钱钟书，甚至说杨绛成名要早于钱钟书。1942年，杨绛编写的剧本《称心如意》顺利出演，大获好评，她也因此一夜成名。随后她又编写了一系列的剧本，并担任《堂吉诃德》等重要外国文学的翻译工作。而在杨绛的事业已经大放异彩的时候，钱钟书还没有什么知名的成就。
很多人知道钱钟书，就是因为《围城》这部作品，但这部作品之所以能够顺利完成，很大一部分要归功于杨绛。可以说如果没有杨绛，就不会有钱钟书的《围城》。还记得《围城》中那段被口口相传的经典段落，其实是出自杨绛之手。“围在城里的人想逃出来，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对婚姻也罢，职业也罢，人生的愿望大抵如此。”就是这样一个才女兼贤妻，让钱钟书忍不住夸赞，称他是自己的爱人、友人、更是情人。
钱钟书写《围城》一书时，正逢珍珠港事变，二人沦陷在了上海，钱钟书又碰巧丢了工作。所以家事也好，生计也罢，全都落到了杨绛身上。她学炊烟，自己生火，钱钟书的堂弟后来回忆她说，“生煤球子很辛苦，动不动就搞得屋里都是烟，呛得直流眼泪。我母亲看着她心疼，一点点教她怎么弄。”为了支持钱钟书，让他能够全身心投入《围城》的写作，杨绛辞退佣人，保持家务，翻墙爬窗，无所不做，而这些苦与累，她在《我们仨》中从未说过。
她只说“我们度过了一段最艰苦的日子，我在小学代课，我写剧本，都是为了柴和米。”如此轻描淡写，道尽了全部的苦难，剩下的，便都是无悔的付出与满满的幸福。
一九九八年，钱钟书去世，杨绛说，“钟书逃了，我也想逃。可是我不能逃，我还要留在这人世间打扫现场”。
至此，一段爱情结束了，可这个家庭，却依旧保留在杨绛心里，也保留在我们心里。
我们仨——却不止三个人
杨绛在回忆三个人的生活时说道，“我们仨是最平凡不过的”。她只说对了一半，现实却不尽如此，她说对在，谁人都有家庭，都有夫妻二人加上子女；又不对在，谁人也没能把三个人的日子，过得如此般有滋味。
三个人的关系很奇妙，在杨绛的三姐看来，钱瑗最大，钱钟书最小，钱瑗会照顾杨绛、陪着杨绛、管着杨绛，像她的姐姐、妹妹、又像妈妈。在钱瑗看来，她和钱钟书都是杨绛的顽童，她是哥哥，钱钟书是弟弟。在杨绛看来，钱钟书又是她和钱瑗的老师，时常帮助他们解决问题。正如杨绛在书中所写道的，“我们仨，却不止三个人。每个人摇身一变，可变成好几个人。”
他们三个人时常做一些“小游戏”，钱瑗把它称作是“爸爸做的坏事”。而钱瑗所指的“做坏事”就是钱钟书经常在她的房间里写打油诗。百岁的杨绛在采访中回忆道，“有一天我听见圆圆叫我，说爸爸又在做坏事，我到屋里一看，桌上摆着一首打油诗‘大牛洗澡，盆浅水少，没有办法，撒泡大尿’最后署名，杨绛。”杨绛笑了，在聊起这些的时候，仿佛那还是昨天发生的事。平和的面容上，绽开了欢喜的笑。
杨绛一家三口
钱瑗是个很懂事的孩子，在杨绛笔下，她总是聪慧过人，体贴温柔，却也楚楚可怜。钱瑗从小身子就弱，时常生病，读书读得断断续续。据杨绛回忆，在一九三九年的时候，钱瑗刚好了疹子，又得了痢疾，身体极为虚弱，所以很多东西都不能吃，往往是大家吃着，她只能在一边看着，然后乖乖的自己玩。
有一次杨绛的学生给她送了白沙枇杷，入口消融，鲜嫩多汁，无论是看着还是听着，都让人觉得十分美味。那会圆圆从来没吃过，但杨绛不敢让她吃，只得安排她在一边玩。过了一会杨绛发现圆圆过来扯了扯她的衣角，眼边还挂着一滴小眼泪。
这样的形容词在杨绛笔下多次出现，在杨绛忙于工作而没有空闲陪她的时候，她会可怜巴巴站在一边，挂着一滴小眼泪；在她入了学被评为共青团员的时候，她害怕从此和家人分派而疏远，也挂着一滴小眼泪。我想，也许在她临死前，看着父母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时候，也一定是这样，直觉得心里抱歉。
杨绛说，“在病床上，圆圆请求我把‘我们仨’这个题目让给她。”她也许只是想多留一些回忆给父母，亦或是像母亲一样，再回味一下这个幸福的家庭。可她，终究只完成了前六篇而已。
一九九七年，钱瑗因脊椎癌去世，先于钱钟书一年。杨绛说“圆圆，阿圆，你走好，带着爸爸妈妈的祝福回去。”她说她心上被戳起一只只血泡，像一只只饱含热泪的眼睛。一齐流下泪来。
我一个——在这人世间，我一个替我们仨活
杨绛所说的“打扫现场”就是为钱钟书整理他生前的全部手稿。
整理钱钟书的手稿，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因为钱钟书在死前并没有对其进行安排。“我都不知道他的手稿放在了哪，他没有吩咐我呀，他的手稿有意大利文我不懂的，有德文我不懂的，有拉丁文我不懂的。”但就是这样庞大的工作量，杨绛却始终没有放弃，十年如一日的笔耕不辍，去代夫完成“遗志”。
2011年10月，由杨绛整理的钱钟书手稿《钱钟书手稿集》终于问世，从八十七岁到一百岁，这项工作，杨绛整整做了十三年。而支撑这个百岁老人完成这项巨大工程的动力，我想，只能是爱。
杨绛对于钱钟书的爱一直没有丧失。而她也没有过再嫁的念头。在钱钟书死后，费孝通来到杨绛家里看望她，他们聊起天来异常投机，自从钱钟书过世，杨绛从未有机会与任何人如此畅快地聊过。但聊天进行到一半的时候，杨绛突然觉得自己可能“失态”了，她赶走了来客，并且对他说“楼梯不好走，你以后别再知难而上了。”而费孝通也对此心领神会，没再来打扰过杨绛的生活。
晚年时的杨绛
钱钟书去世后，杨绛先生于2003年出版了《我们仨》这本书，字字可见她对于钱钟书，对于钱瑗，乃至对于这个家庭的真情。
她在书中写道，“钟书大概是记着我的埋怨，叫我做了一个长达万里的梦。”在这场梦里，她得以送他，一程又一程。
她梦见钟书在海上，躺在小船里，他生了病，日渐虚弱。他被困在了里面，而她只能每天从客栈出发去见他，去陪他，她不被允许问任何问题，只是每天来，躺在他的床边，静静地陪着，看着他离她一天甚于一天般遥远。直到他以及他的东西，全部被人带走。
在这场梦里，杨绛总是觉得自己做得不够好。她懊悔没能尽到妻子和母亲的责任，帮钟书和圆圆多做一顿饭；她常常责怪自己是个废人，需要靠钟书与圆圆的照顾。她总是在书里说，“我是这个家里，顶没用的人。”
解放后的一段时间，钱钟书在清华工作，需要住进城里，临行前他嘱咐十几岁的圆圆，让她照顾好妈妈。有天晚上，她预约了音乐会，但碰巧圆圆发了低烧，不能陪她去，而她怕黑，终究没能去成。
她把这些都写进了书里，带着三分抱歉与七分想念，当这世间只剩下她一个人的时候，以此来重温这个家庭的一生，重温那些幸福的回忆。但她终究再也无法找到他们，就像她在《我们仨》中所说，“人世间不会有小说或者童话故事那样的结局，‘从此，他们永远快快活活地在一起’”。
但所幸的是，她依然坚韧地活着，依然读书写作，做着生前“我们仨”最爱做的事情。她说只要读书，我就觉得他们还在。
她一个人，替他们仨活。
2015年，杨绛先生去世，享年105岁，至此，一家三口终于得以团圆，而她也用她毕生的经历和情感，为我们诠释了“我们仨”，这个世界上最美丽的词汇。而我们也永远不会忘记，有一个人，她用她毕生的经历，教会了我们如何去爱，如何去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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