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歷史的分潮中，人總是會面臨選擇，每一個選擇都會在受到相應歷史侷限性的框架內，對未來的發展產生堪比蝴蝶效應的影響。
與其說為歷史交叉口，不如說是人生交叉口更為貼切。歷史是宏觀的，而個人是微觀的，正是每一個個人，在每一個交叉口做出的選擇，構成了一部部宏觀的歷史。
當南明政權覆滅，那些借大明僅存的幾個可以打出正朔旗號的宗室後代的大旗，依舊希望可以趁滿清入侵之際以抵抗民族入侵之由，分地方割據一杯羹的軍閥們，不得不面對歷史迴歸一統的不可逆的大潮。
在帶有壓迫性的人生選擇面前，長期與永曆政權、隆武政權若即若離，在東南一隅割據“抗清”的鄭芝龍選擇了投降。
鄭芝龍原以為自己投降後可以像洪承疇那樣得到清國的重用，但結果事與願違。在被囚禁在寒冷北京的四合院內，滿清統治者賦予他每日的工作只有一隻筆、一張紙，寫信勸說兒子鄭成功投降。
而鄭成功卻根本不受儒家三綱五常的道德約束，面對父親命令式的勸降，在回信裡直接點出了不可投降的奧秘所在：
“我鄭成功絕不能選擇投降，現在父親你在北京過的安生日子正是靠我鄭成功在南方與清國抗衡和周旋換來的，你對清國的利用價值就在於你我身為父子，對於你的勸降我有執行之義，所以他們並沒有殺你，如果我投降了，你沒有了利用價值，那我們父子二人及我們鄭氏宗祖都為刀俎隱患，都要覆滅。”鄭芝龍恍然醒悟，可是後悔已經來不及了
後來，鄭成功的抵抗難以為繼，不得不離開大陸，轉戰臺灣，已經消除南明永曆後患，一統中國大陸版圖的清國立刻把已經喪失了利用價值的鄭芝龍處死，血洗了鄭家...
土木堡之變明英宗被俘，像鄭芝龍一樣同樣，明英宗被囚禁在蒙古人簡陋的帳包裡，每天工作用他還是大明王朝正統皇帝的威嚴，從蒙古向北京的大明朝臣發佈投降號令。
而朝堂領班于謙也根本不受君臣之義的道德約束，面對自己人君的勸降，絲毫不為所動，擁立新帝繼承大統，用軍事手段在北京保衛戰中力挽狂瀾。
明英宗沒死，但他確實被于謙的選擇捏了一把冷汗。有人會質疑“失去利用價值”的明英宗為何沒死呢？
因為也先知道，以于謙為首的明朝大臣，不管行動上他們擁立不擁立新君，但道德上絕不容許他們棄舊舊君，新君只是穩定政權的一個工具，所以明英宗不能死，只要他活著就是所有擁立新君的大明朝臣脖子上的利刃。
後來的于謙之死，恰恰印證了這一點。
每當兵臨城下大廈將傾，一個政權都會分裂出抵抗派和投降派。而歷史的弔詭之處在於:投降派之所以有生存空間，正式因為有抵抗派用生命的血肉來做歷史迴流上的交換。
如果沒有岳飛等一系列抗金將領，那麼神州處處是羔羊，任人宰割。宋高宗在臨安城裡的榮華富貴不過是一簾幽夢。
每一個選擇背後都註定有一個悲劇故事的存在，也許我們看不見，也許我們也根本不得而知。但事物的兩面性又決定了這種悲喜兩重天的無可奈何。
不管是好的選擇還是不好的選擇，作為滄海一粟的個人永遠會受到時代的拘束。在歷史的潮流面前，每個人的角度不同、壓力不同、利益不同，因此選擇無關對錯。
只是，每個人都一定不要忘了那個為了自己的選擇而不得不浴血奮戰的同儕。
2018即將過去，向勇於做出選擇的自己致敬，但更要向默默支撐起這個選擇的英雄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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