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鍾褔謙、呂曉燕的論文《企業家精神與高質量發展關係研究》，被評為青島市社科聯2018年度重點學術活動“弘揚企業家精神，聚力青島高質量發展”學術研討會論文二等獎。
摘要：企業家精神是人類迄今為止最寶貴的經濟資源，是引領傳統增長方式向高質量發展轉變的核心因素。制度影響企業家精神的總量和結構，決定企業家的行為選擇。企業家資源用於創新等生產性領域可獲得有效利潤，對社會產生積極的推動作用。從減少政府幹預、增加經濟自由入手完善制度建設，讓市場起決定性的作用，能保證企業家精神在高質量發展中作用的充分發揮。
關鍵詞：企業家精神；制度；經濟自由；有效利潤；高質量發展
一、問題的提出
今年是改革開放40週年，我國已經歷史性的進入以經濟速度從高速增長轉為中高速增長、經濟結構將不斷優化升級、發展動力從要素驅動及投資驅動轉向創新驅動為特徵的“經濟新常態”，為此我國提出了從供給側資源配置入手、通過創新引領經濟增長、從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的“供給側改革”，進一步明確“高質量發展”的宏觀目標。
與“高質量發展”目標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我國目前的經濟增長方式依然令人堪憂，仍然依靠資本和勞動力等資源的投入，但是人口紅利、資源紅利已經近於枯竭，在傳統增長方式接近極限的情況下，需要尋找新的經濟增長點，接續中國第一波的增長，實現第二曲線的增長，這個增長點就是企業家精神。
二、企業家精神與經濟增長關係
（一）企業家精神
企業家精神的內涵十分豐富。理查德.坎蒂隆認為企業家是風險承擔者,企業家（entrepreneur）最初意為“冒險事業的組織者”，是在交換和流通中起中介作用的人，承擔不確定性和風險；馬歇爾認為企業家是企業組織者，具有中間商、組織領導者、風險承擔者和創新者等多個角色，能發現和消除市場的不平衡性，給生產過程提供方向，使生產要素組織化的人；熊彼特認為企業家是社會創新者，企業家是經濟發展的中心，企業家的創新使“生產函數發生變化”，使得生產要素產生新的組合。創新是資本主義發展的主要原因，歐美國家資本主義發展史很大程度上可以看作是企業家創造價值和財富的歷史。
奧地利學派的柯茲納綜合分析企業家的各種特性後認為，作為推動市場過程的主體，企業家精神最易於形成的環境是競爭性的市場，只有那種在競爭性的市場而不是政府參與的壟斷性的市場中，企業家能基於理性的選擇，自發的利用其主觀能動性發現不平衡，整合市場信息，重新配置資源，獲得額外的利潤。企業家精神與公平的市場競爭環境的關係，就像水手之於大海，飛鳥之於天空。
（二）經濟增長
經濟增長途徑有兩種，一個是要素投入的增加，另一個是要素利用效率的改進，由此決定了兩種不同的增長方式：要素投入增加引起的經濟增長，屬於粗放式增長，重視經濟增長的速度；資源利用效率的改進引起的經濟增長，屬於集約式增長，強調增長的質量。唯有後者才能稱之為高質量增長。大量的理論和實證研究顯示，資源利用效率改善引致的增長（集約式增長）要比要素投入引致的增長（粗放式增長）更持久和更高效。
企業家對市場的感知、對投入產出的計算、對利潤的追求、對市場反應的自發性以及企業家精神再生性、資源利用的公平性能夠有效地保障他們的資源配置效率。要轉變高能耗低效率、高投資高代價的高速增長的傳統方式，當務之急是提升企業家精神、發揮企業家精神的主導作用，讓企業家從“未知之幕”的幕後走到幕前。
（三）企業家精神和高質量增長的關係
大量的研究表明，企業家精神和經濟增長之間存在著強相關關係。企業家精神對經濟的影響力，德魯克曾經說過：“美國之所以能持續繁榮，最根本原因在於美國出現了真正的‘企業家經濟’，一個經濟史上最具深遠意義和最鼓舞人心的事件”。Holcombe更進一步宣稱，企業家精神是經濟增長的發動機，是經濟長期增長的動力和源泉，具有強烈企業家精神的經濟比企業家精神微弱的經濟有更高的經濟增長率。張維迎認為，對於發展中國家來說，比缺少資本、資源、技術更嚴重的是缺少企業家與以企業家為核心的經濟增長動力機制，從而使整個經濟缺少活力和發展的內在動力。
在企業家精神活躍的地區，往往經濟發展水平也比較高。歐洲的研究證實這一結論。利用歐洲127個城市的數據進行研究顯示，企業家精神對城市經濟發展有直接和間接的影響；suzsanna & Herman用相關分析法發現，歐盟大部分國家處在創新驅動階段，企業家的創新精神與經濟增長呈正相關。我國的研究結果同樣支持企業家精神與經濟增長之間的相關關係。齊瑋娜和張耀輝利用2003-2011年數據，發現企業家創業活動活躍地區顯著的促進經濟增長；李洪彬等將企業家精神變量引入增長迴歸分析，利用中國1993-2003年省級數據進行分析，發現企業家的創業和創新對經濟增長有顯著的正效應⑤。
生產要素個體作用的重要性在不同的時代依次變化。農業時代的土地，前工業時代的勞動，後工業時代的資本，知識經濟時代的智力，都在各自的時代獨領風騷。一個國家或地區會因某一發現而領先，對世界文明有所貢獻。古希臘發現了科學的精神，解決了認識世界的自然問題；英國發現了憲政制度，解決階級矛盾的社會問題；歐洲發現了企業家精神，解決了經濟發展的經濟問題。
將生產要素中人的因素放在第一位、企業家精神置於人力資本的最前端，是人類的一項偉大發現，標誌著物質要素引領經濟增長的時代漸漸退去，人的因素引領的時代即將到來。
三、企業家精神與增長關係--制度的重要性
既然企業家精神與經濟增長有一種強的關聯關係，那麼制約企業家精神背後的環境因素就顯得特別重要，也就是說制度的設計至關重要。馬克斯.韋伯斷言“只有在擁有了一套恰當的制度安排後，企業家才變得活躍起來”。制度的重要性在於為每個市場主體搭建了一個公平競爭的平臺，制度合理與否影響到經濟主體的行為方式，進而決定了經濟的增長方式，也就是說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實際上是制度的演變過程，制度演變本身暗含著生產效率的提升。良好的制度設計能夠保證企業家精神的正常發揮，同時一個良好發揮的企業家精神，有助於制度的改良，從而改善增長的方式。
當我們借鑑西方培育企業家精神的經驗時，不能忽視的一個問題是，企業家精神的充分運用，有一個隱含的前提：就是恰當的制度安排。熊彼特將企業家置於經濟發展中心，相對忽略影響企業家活動的制度因素，布羅代爾對此予以批評，他認為資本主義的經濟制度為企業家精神的發揮提供一個平臺，然後才是企業家的表現，制度是先於企業家的。規範的法律制度和嚴格的產權保護影響到企業家精神的資源合理配置。制度通過影響創業資源的配置，從而影響企業家精神對經濟的最終效果。這裡的制度不是單純指的哪一條法律，而是包括社會、政治、法律、政策的多方面的規定，凡是影響營商環境的都應該包括在內。
如果追溯西方經濟發展的深層原因就會發現，西方的制度改變為企業家精神的運行提供了良好的社會基礎，正如馬克斯.韋伯在《新教倫理和資本主義精神》所揭示的，歐洲宗教改革所確立的文化氛圍和制度框架適應了資本主義精神和企業家精神的發展，保證了西方在祛魅後快速進入富裕的時代。國內的經驗表明，我們的制度稍微做出變化，企業家精神的作用便立刻顯現。
制度對企業家精神的影響並非一開始被人們所認知。從制度影響的角度來分析，對企業家精神與經濟增長的關係的研究可以分為兩個階段，前期不考慮制度對企業家精神的影響，通過研究企業家行為來研究對宏觀經濟的影響，後期的研究就是要考慮制度因素，研究制度對企業家資源配置和企業家行為的影響。制度經濟學意識到制度對人的行為方式有著重要的影響，當然也包括對企業家行為的影響。
就企業家精神和經濟增長關係進一步認識，得益於一項結果讓人費解的跨國研究：企業家精神對發達國家有積極貢獻，但是在發展中國家卻出現了負面效應⑤。企業家精神在經濟發達國家和欠發達國家的所表現出來的扭曲現象，把人們從單純的研究企業家行為轉向企業家行為的影響因素上面，形成了一個“制度—企業家行為—經濟發展”的理論分析框架，也就是說只有通過企業家的行為，才能將制度環境和經濟增長很好的聯繫起來⑤，企業家是這個鏈條的核心，離開企業家隊伍的資源配置，經濟也會增長，但絕不會持久。我們更應該認識到，制度是正式和非正式的約束條件，直接影響企業家行為方式的選擇，作為一個基礎性的背景因素，通過影響企業家行為而對經濟的增長產生影響。企業家精神的核心作用不能獨立存在。企業家也不是憑空產生的，是整個宏觀環境和國民精神的產物，決不能僅從企業家應該具備的素質單方面的去考察企業家，撇開制度對企業家精神的決定性影響，去討論企業家精神沒有任何實際意義。
當前我國對企業家的批評不絕於耳，指責企業家創新意識不強；敬業精神不夠；沒有“做大做強”的遠大目標；社會責任感缺失等等，問題表現在企業家身上，但是根源卻不在於企業家，造成企業家精神缺失的原因，主要是我國的制度環境、經濟環境、法律環境和文化環境的不健全。如果一個社會缺乏企業家精神，真正缺乏的是企業家能夠自我發現的有效制度環境。
四、制度影響企業家精神的機制
（一）企業家的行為選擇
要深入探討制度對企業家精神的影響以及企業家精神對經濟的影響，需要對企業家精神進行細緻的分析。
企業家精神分為生產性和非生產性兩種，也就是說企業家才能既可以配置到創新等生產性活動，也可以配置到尋租等非生產性活動⑤。相對於企業家精神的供應量，真正制約經濟增長質量的是企業家精神的配置方式，也就是說企業家精神總量固然重要，但是企業家精神的配置結構更為重要⑤。社會缺少的不是企業家精神，而是企業家資源配置的制度，制度環境影響企業家精神在多大程度上主動配置到生產性活動方面。
從市場的思維來看待企業家所處的環境，可以分為兩種市場，即經濟市場和政治市場，企業家可以在兩種市場當中配置資源。企業家既可以和消費者一樣成為經濟市場的行為主體，也可以和政府一塊成為政治市場的行為主體，也就是說企業家同時面臨兩個方面的誘惑，一個是市場的創新活動，獲得合理的利潤，另一個是政治市場的尋租活動，獲取尋租收益。如果是營商環境好的話，他就會在經濟市場中獲得利潤，如果制度質量下降或是市場化水準較低，就會導致企業家把有限的資源投入到政治市場，從而減少創新的投入。企業家可以在政治市場和經濟市場之間搖擺，制度將決定他們的才能會投向何方。
企業家才能在創新還是尋租之間的配置依賴於相對報酬，而相對報酬則是由社會制度和政治制度決定的。決定企業家實際行動的是社會制度所決定的經濟報酬結構。換言之企業家總是會選擇能夠給他們帶來最高報酬的經濟活動。在有些制度裡面，企業家會減少生產性的投入，致力於尋租收入，因為尋租收入有時利潤豐厚，可以通過遊說、串通、訴訟、逃稅、賄賂等手段，從政府手中獲得轉移支付、補貼、市場準入權利、優惠政策以及部分重要的資源。企業家擁有追求利潤的動力，但是對社會的貢獻不一定是正面的，不一定促進經濟增長。個體利潤最大化並不一定會增加社會的福祉。也就是說，企業家尋租活動從長遠和宏觀角度來看，對社會進步的貢獻率極低，因此所獲得的利潤屬於“低效利潤”，企業家精神唯有用於創新和生產性領域，所獲得的利潤算作“有效利潤”，方能對社會進步起到促進作用。
（二）政府幹預與企業家行為扭曲
政府是制度建設的決定性力量，並且對企業家行為方式產生重大影響。政府幹預越少，市場化程度越高，企業家越容易通過市場行為獲得高效利潤，政府幹預越多，市場化程度越低，政府掌握的資源就越多，企業家越容易或是更傾向於尋求政府渠道。政府幹預太多，利用公權的強制性分配市場資源，會人為的造成市場的失衡，處於弱勢的企業家必定會受到誘導，極盡所能巴結政府，紛紛參與尋租活動中去，這種現象對社會資源的配置方式有著極為嚴重的影響，極大的削弱了企業家的創新投入的激勵水平，對經濟增長形成負面效應。在市場化程度較低的地區，企業家更傾向於與政府建立政治關聯。
政治家如果去從事企業家要做的事情，手中的權力將無法受到制約。政治家和企業家集為一身，可能會出現這樣一種現象：在履行企業家職責時，動用政治的強制性權力；在行使政治權力時，又會運用企業家的交易性手段，這種情況對經濟市場和政治市場兩個市場的行為都是一種扭曲，這是社會風氣敗壞、道德滑坡的主要原因。制度的不合理會增加企業家“原罪”的可能性，這種原罪感將和企業家精神如影相隨，漸漸地蠶食企業家精神直至其消耗殆盡。
靠政府全力推動的經濟增長，會造成對競爭型市場的扭曲和破壞，政治的介入會不斷擠出企業家精神，此種類型的經濟增長會不斷的積累問題而得不到消解，一旦沒有政治的深度干預，經濟自身沒有造血能力，將會出現急劇的倒退，所以法治市場經濟制度的建立，給企業家構造一個良好的營商環境，充分發揮企業家的經濟引領作用，不僅有利於經濟的高質量發展，也有利於社會的長治久安。
我國目前處於轉型時期，制度環境對企業家職能的配置的影響尤為重要。在發達國家企業家行為平臺已經建立，法治市場制度業已完善，政治市場和經濟市場的界限比較清楚，企業家精神的配置領域非常清晰，企業家精神在非生產性活動的配置達到最小化，企業家資源配置已經不是什麼大的問題。但是對於所有處於轉型期的國家和地區而言，企業家資源的配置面臨著重重風險，除了來自市場本身的風險以外，還存在著政府的過度干預風險，政府對資源的壟斷、信貸政策的差別、財政對企業的扶助等等，都對體制外的企業產生影響，不能從政府尋租的企業將在競爭中處於不利地位，那些能夠從政府獲得資源的企業更容易在競爭中獲勝。目前企業家中普遍存在的焦慮感也反映了這一現狀。《中國企業家隊伍成長20年調查綜合報告》較為詳細的描述企業家的憂慮和期望，企業家迫切期待政府全面深化各項改革，加快完善現代市場體系，加大政府職能轉變和建設服務型政府的步伐，建立完善的法律法規體系，營造有利於企業持續發展和企業家健康成長的外部環境。
（三）經濟自由是企業家精神的保障
在經濟轉型時期制度轉型的方向，最重要的是增加經濟的自由，減少政府的過度干預，真正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
政府的過度干預是影響經濟自由的主要因素。美國傳統基金會主辦的經濟自由度指數和加拿大的弗雷澤研究所的“世界經濟自由度報告”，都一致認為政府幹預和經濟自由呈負相關，政府幹預越多，經濟自由度越低，政府幹預的越少，企業家越自由。亞當斯密曾經說過“競爭愈自由，愈普遍，那事業就愈有利於社會”。Holcombe的研究表明經濟增長和政府規模之間呈負相關，也就是說政府規模越大，經濟增長越不理想。
對市場經濟、半市場經濟和計劃經濟三種經濟模式的研究表明，經濟自由與企業家精神之間具有強的相關性，也就是說，經濟越自由，企業家精神越旺盛；即使是同一種經濟制度，政府的行為選擇也會有不同的結果，Powell根據對愛爾蘭從50年代至今不同的經濟發展階段的研究，發現政策干預會造成企業家精神的喪失，經濟自由則鼓勵企業家精神的增長⑥；Luthans和Lee對一個國家的國家政治格局、經濟體制和各種制度安排對企業家精神的影響進行研究，得出的結論是隻有在一個自由的市場經濟國家中企業家精神才能得到發展。
Dutz 等對低收入國家的研究發現，與企業家精神有關的兩項政策對高質量增長有直接的影響，一個是知識產權保護，保障企業家創新性、生產性的投資收益，阻斷企業家才能向非生產性領域轉移的路徑，二是經濟自由，強化關鍵商業服務領域的自由進入，創造公平的競爭環境，為企業家提供公平的市場機會。只要能夠減少政府的壟斷，儘量開放資源配置的領域，企業家精神就會蓬勃發展。
經濟自由有利於釋放個人創造力，提升市場運作的能力，企業家精神是經濟自由的果實。Harper 認為經濟自由度越高，人們對獲利的機會越敏感，人們的創業精神越旺盛，並且在自由的市場中，企業家精神具有自我繁殖的優勢。企業家精神是市場經濟的靈魂。市場從來不缺企業家，缺的是生產企業家精神的土壤。
良好的制度會引導企業家自動向制度優惠和規範的地區和行業流動，形成企業家資源的聚集效應，促進當地經濟的快速發展，並有利於優化經濟結構，同時還會引導人才的良性互動，引導更多有才能的人成為企業家，甚至是人才從政府裡面流出，轉向企業家隊伍，更容易引導社會資本流向經濟體，生產效率提高，社會財富增加。相反如果制度不合理，不僅會引起企業家隊伍的反向流動，大量的人會流動到資源的分配部門而非財富的創造部門，不僅如此，留守企業家也會減少自身在創新領域的努力程度，參與偏私性資源配置，尋求與政治的關聯，獲得最大限度的尋租利潤。非發達國家更容易陷入到這種陷阱中去，企業家要在財富的創造者和財富的掠奪者二者之間進行選擇，企業家更容易受到從善或是從惡的道德拷問。
總而言之，政治家在經濟領域的退出和企業家在政治領域的退出是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關鍵。政府縮回那隻看得見的手、市場伸出那隻看不見的手是經濟成功的前提。增加經濟自由、減少政府幹預是制度建設的必由之路。斬斷政治權力和企業家精神的聯姻、推動政府向公共服型政府轉變是必要手段。
鍾褔謙 單位：對外經濟貿易大學青島研究院；職務：國際合作辦學部主任；職稱：副教授；郵箱：[email protected]；通訊地址：對外經濟貿易大學青島研究院同安路67號；郵編：266034
呂曉燕 單位：對外經濟貿易大學青島研究院；職務：科學研究部現代經濟戰略研究中心主任；職稱：副教授；郵箱：[email protected]；通訊地址：對外經濟貿易大學青島研究院同安路67號；郵編：266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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