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行动进行解释的时候，“心理学的享乐主义”可以作为其中的一种解释方式，它可以表述为这样一种观点:在人类的本性中，某些行动使行动者愉快，其他行动则使行动者痛苦——这个事实便是决定合理行动的行动方向的原因。
采取某种行动便成为进行享乐或避免痛苦的一种必要手段。同反智主义的心理学一样，这种结论也不是最后的立场，还存在这样的问题，即为什么愉快同某种行动方式联系在一起，而痛苦同另一些行动方式联系在一起。适应环境的原则是理解人（和任何生物）的本性的原则。
因此，痛苦和快乐之所以发生，乃是由于令人愉快的行为是那些有利于物种生存的行为，而令人痛苦的行为是不利于物种生存的行为。这样一来，通过第三条途径，这种论点又回到社会达尔文主义上来了。
还有一种解释是按照行动的终极条件来决定目的，就出现了对这种条件直接理性的适应。从这种观点来说，既然每个人都使他的行动直接适应于终极条件，而且不必要有使他适应的中介手段，于是竞争便是无关紧要的了，在社会体系中，竞争是没有用的。
因此，这些学派强调的是个人之间自发合作的过程——如果强调的是自由所带来的好处，就是一种强烈的无政府主义倾向；如果强调是合作带来的好处，就是一种强烈的社会主义倾向。
于是，对于霍布斯提出的秩序问题，我们得到了一个极端激进的答案——否认这个问题的存在。
进化论的第一个重要阶段是在法国激进理性主义的背景下出现的，它的第一个重要人物是孔多塞。这种思想运动把实证科学的方法论最直接地运用于分析行动的主观方面。
只要它还局限于实证主义所界定的理性官能的作用的范围内，就是倾向于用静态的方法思考，但是很快人们就弄清楚，虽然理性官能是静态的，但它的产物科学知识却不是 静态的，而相反地是从属于一个累积增加过程的。
于是，行动不是直接由理性决定的，而是通过对条件的理性理解以及把这种理解得来的知识运用于指导行动来间接决定的。
在结束这个历史的简述的时候，为了防止出现误解，还需要交代几句。
对前文已经讨论过的理论概念，可以从两种观点出发进行探讨，本书主要对其中的一种观点感兴趣，即这些理论家本人总的来说所持的观点，也就是说，把这些理论概念作为从整体上理解人类在社会中的行为的一般性理论框架来研究。
就此意义而言，我们认为，而且本书的论述将相当详细地证明，无论在经验上还是方法论上，所有各种样式的实证主义社会思想的立场，都是站不住脚的。
马歇尔经济学理论的两个出发点是效用概念和边际观念。其重要结果之一是消费者剩余的概念。
在马歇尔心目中的这些经济活动类型和人的特性是什么，主要可以在他关于“自由工业和企业”的论述中找到具体的说明，它们是同“自由工业和企业”紧密联系着的，这些美德包括两种：一方面是活力、首创精神、进取心，另一方面是合理性、节俭、勤奋和正当经营。
与之相对照的一方面是懒散、迟钝、屈从习惯和庸庸碌碌，另一方面是奢华、铺张、浪费和言而无信。
在资本的供应和储蓄的动机等问题上，马歇尔的论述没有关于劳动的供应问题那样多。马歇尔多次重申，只有近代人类品质和道德的巨大进步才使得经济发展成为可能。
虽然在某种程度上这种道德进步会促进政府职能的扩展，但从更大的范围内说，它将使政府职能变得不必要，并将导致建立一种只要有最少一点管制就能够运行自如的经济自由体系。
重要的是，还应该注意到，马歇尔对大规模机构的责难不仅适用于国家企业，也适用于私人企业，虽然适用的程度更差些，它们都不可避免地倾向于成规惯例，缺乏进取精神，他认为垄断集团未能独占全部工业，主要原因不是大规模生产和大规模组织在专门经济方面的局限性，而是由于没有一个公司来得及在开始腐化并腐化到不得不让位于一个新公司以前就达到垄断的支配地位所必需的规模。
在经验主义基础上对供求图式的分析，将产生两个潜在的不利后果。一方面，有这样一种趋势，即对非“效用”因素，或不属于行动中的经济方面的因素来说，只有当能够使它们与供求图式发生联系时才对它们加以研究。
这将导致把这些非经济性因素的作用也压缩到最小——只要它们不通过影响供求数量或需求数量起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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