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古代春秋大节之一，重阳一直备受重视，历朝历代也都有着各自的节日风俗，而在这之中，原本草药出身的菊花，偶遇知己陶渊明，凭着天时地利人和，步步进阶，终在重阳节中获得了无可取代的地位。
放假一天，登高游玩，吃着花糕，喝着菊花酒，佩戴着茱萸，再摘朵菊花插在发间，优哉游哉。作为古代与上巳相对应的春秋大节，上至九五之尊，下到市井百姓，重阳节都备受重视，不同朝代、不同地区、不同民族都有着各自的重阳风俗，但是无论习俗如何变化，菊花却是一个永远也绕不开的主题。赏菊、簪菊、菊花酒、菊花糕，甚至重阳节的别名也叫“菊花节”，菊花扮演了如此重要的角色，难道仅仅是因为花期与节日相合么？当然不止如此。
草药出身
作为一种植物，菊花引起古人的重视并不是因为它的外貌，而是出于药用价值。说到这儿，就不得不提到道教的影响。
自魏晋时期的葛洪建立了神仙道教理论体系之后，其基本教义就在不断发展变化着，逐渐从最初的救世学说转变为“长生久视”和“度世延年”的理论，而教义的转变也使得信众们将羽化登仙、长生不死作为了修炼的最终目的，自然的，服食丹药、修仙得道就成了达到目的的手段。
道教认为，服食草木类药物可以益寿延年，孙思邈、陶弘景、葛洪等道教医学家在服食和行医的过程中无疑对此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菊花也正是在此时入了他们的眼。陶弘景认为，菊花可以“疗腰痛去来陶陶，除胸中烦热，安肠胃，利五脉，调四肢”，而且以白菊为最佳，“仙经以菊为妙用，但难多得，宜常服之”，孙思邈还将菊花的采集和储存方法都记述下来。他们的想法并非空穴来风，因为最早的药学著作《神农本草经》中就已经记载了菊花入药的价值——“菊花味苦平，主诸风头眩肿痛，目欲脱，泪出，皮肤死肌，恶风湿痹。久服利血气，轻身耐老延年。”加上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小说中也出现了许多关于因服食菊花而成仙长寿的故事，双管齐下，使得当时的人们对菊花能够延长寿命的功用深信不疑。
此后虽然随着医学的发展，成仙、长生的观念被抛弃了，但是菊花能够祛病延年的药用功效却是日益深入人心。
遇上知己
如果没有遇到陶渊明，菊花也许就会在草药的泱泱大军中默默无闻一辈子，可是有时候命运的转折就在一瞬间。陶渊明为了能延年益寿，在辞官归隐乡间后，便在院子里种上了菊花，以便能随时服用。整日与菊花朝夕相对，诗人陶渊明怎能按捺住泉涌的文思，不为它吟上两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一句诗，十个字，就彻底改变了菊花的“花”生轨迹。
其实要是单看这一句也并没有什么稀奇，不过是炫耀了一下田园生活的悠闲惬意而已，可是炫耀的人是陶渊明，一个当了八十多天县令就弃官归隐的人，临走还留下一句“吾不能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乡里小人！”多么的任性不羁。自给自足的日子辛苦却也自在，闲下来就喝喝酒，看看花，做做诗，到九月天气转凉，也就剩菊花还开着，他就常常久坐在菊花丛中，有酒就喝，无酒就作诗诉诉苦。看着看着，他越来越觉得菊花跟自己很像：不争春光，独自在寒秋盛开，隐逸、清高。他越看越像，越像越爱，禁不住以诗抒怀——“秋菊有佳色，裹露掇其英”，“怀此贞秀姿，卓为霜下杰”，“余闲居，爱重九之名。秋菊盈园，而持醪靡由，空服九华，寄怀于言”，“酒能祛百虑，菊为制颓龄。如何蓬庐士，空视时运倾！尘爵耻虚罍，寒华徒自荣”……
就这样，在陶渊明诗词的加持下，原本只是药用的菊花忽然拥有了自己的品格，也可以说，是陶渊明的品格：超然物外、坚贞高雅、恬淡悠闲。当后来的文人谈起陶渊明时，总是很羡慕他的洒脱和惬意，即使由于种种原因自己做不到，但至少精神上也会时不时地畅游一番。陶渊明爱菊，看到菊花自然会想起陶渊明，菊花高洁，菊品就是人品，久而久之，菊花成了陶渊明的象征，陶渊明也就成了菊花的代言人，花与人，合为一体了。
有了这样一个可贵的知己，将自己的习性上升为了品德，菊花已然很幸运了，而更幸运的，是它又遇到了一个引路人，轻轻一推，就将它推入了重阳节的怀抱中。
自从菊花与陶渊明合二为一，“陶菊”、“东篱菊”就成了他们的代称，而南朝刘宋人范泰的一首重阳诗，偶然将篱菊与重阳节联系在了一起，一语惊醒后来人：这两种有着特定内涵的文化意象是可以强强联合的。
唐代：崭露头角
“劲风肃林阿，鸣雁惊时候。篱菊熙寒丛，竹枝不改貌。”范泰诗中的菊花和重阳还只是停留在诗学意义上的表层结合，而真正将菊花、陶渊明、重阳节深层结合起来的，还要归功于唐代的诸位诗人们。
菊花在唐代诗人间已经非常受追捧，在他们所做的重阳诗中，一半以上都提到了菊花，当然，是与陶渊明同时出现的，“陶菊”、“篱菊”、“东篱”，这些带有人文精神的菊花与传统的重阳节文化相融合，在诗人们的不断努力之下形成了新的节日内涵并确定下来。
初唐的诗人们借着陶菊，借着重阳，思乡念友的同时也抒发着旷达的人生态度，比如崔国辅的《九日》——“江边枫落菊花黄，少长登高一望乡。九日陶家虽载酒，三年楚客已沾裳。”还有王绩的《九月九日赠崔使君善为》：“忽见黄花吐，方知素节回。……香气徒盈把，无人送酒来。”
经过初唐的过渡，盛唐重阳诗中的菊花已经确立了自己作为特定内涵的审美对象了。陶渊明曾作过一首关于重阳节友人王弘派小吏（身穿白衣）送来酒的诗，因而“白衣送酒”也成了诗人们屡用不爽的老梗——“因招白衣人，笑酌黄花菊。我来不得意，虚过重阳时。”“欲强登高无力去，篱边黄菊为谁开。共知不是浔阳郡，那得王弘送酒来。”在诗人们反复的赞颂中，菊花的地位愈发巩固，甚至有诗人已将重阳称为“菊花节”了——“从来菊花节，早已醉东篱。”
到了中晚唐时，陶菊所象征的隐逸的人文精神更加明显，而在众多诗人之中，尤以白居易的体会最为深刻独到了。晚年的白居易闲居洛阳，远离权力中心，力图忘掉官场的纷繁复杂，因而对陶渊明悠然自得的人生态度产生了强烈的共鸣——“霜逢旧鬓三分白，露菊新花一半黄。惆怅东篱不同醉，陶家明日是重阳”。
有唐一代，陶菊意象的频繁使用极大地提高了重阳节的文化品位，重阳节文化的提升也进一步巩固了菊花的地位，甚至已经达到“无菊非重阳”的地步了。
宋代：无可取代
与唐人相比，宋人对陶渊明的崇拜之情有增无减，士人们将陶渊明的精神追求和生活方式纳入自己的价值体系和日常生活中，在他们眼中，陶渊明不只是个隐士，更代表了他们心中理想人格的最高境界：闻道见性。换句通俗易懂的话，以他们的三观来看，陶渊明是古人当中最完美的，堪称“晋宋第一人”。
于是，在远多于唐代的重阳诗中，几乎首首都要提到陶渊明，自然的，对于其精神的象征——菊花也是宠爱的无以复加。不仅最早的菊花谱录出于宋代，还将偶像陶渊明诗中所提到的“九华”菊列为一品，并且收录陶渊明与菊花的所有典故、作品以及他人的引陶咏菊之作。他们过重阳节，菊花自然是必不可少的。过的开心，会说“且簪黄菊满头归”，或者“歌狂饮俊，满簪还更盈把”，更有“东篱菊有黄花吐，对映水、几族芙蓉。重阳佳节，可堪此景，酒酽花浓”。要是重阳没能与家人团聚，会独自对菊饮酒醉，“东篱把酒黄昏后，有暗香盈袖。莫道不销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若是由过节引发了对自身际遇的哀伤，也会借菊抒发，“问篱边黄菊，知为谁开……酒未醒，愁已先回”，或是“短篱残菊一枝黄。正是乱山深处，过重阳”。
除了频频出现在诗词歌赋中，宋代过重阳，簪菊、赏菊都是重头戏。宫廷里会点菊灯，并且专门在庆瑞殿中放上万盆菊花珍品供皇亲国戚观赏。在民间，邻里、亲朋会制作菊花糕相互赠送，即使是普通家庭，也会买上一两株菊花回家赏玩，而喝菊花酒也是重要的习俗。有宋一代，菊花在重阳节中的地位已经是不可替代了。
宋之后的元明清三朝都延续并发展着重阳节的传统习俗，而菊花的地位，正如宋人晁补之所说的，“中秋不见月，重阳不见菊”，作为重阳节的代名词，菊花已经稳坐头把交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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