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古代春秋大節之一，重陽一直備受重視，歷朝歷代也都有著各自的節日風俗，而在這之中，原本草藥出身的菊花，偶遇知己陶淵明，憑著天時地利人和，步步進階，終在重陽節中獲得了無可取代的地位。
放假一天，登高遊玩，吃著花糕，喝著菊花酒，佩戴著茱萸，再摘朵菊花插在髮間，優哉遊哉。作為古代與上巳相對應的春秋大節，上至九五之尊，下到市井百姓，重陽節都備受重視，不同朝代、不同地區、不同民族都有著各自的重陽風俗，但是無論習俗如何變化，菊花卻是一個永遠也繞不開的主題。賞菊、簪菊、菊花酒、菊花糕，甚至重陽節的別名也叫“菊花節”，菊花扮演瞭如此重要的角色，難道僅僅是因為花期與節日相合麼？當然不止如此。
草藥出身
作為一種植物，菊花引起古人的重視並不是因為它的外貌，而是出於藥用價值。說到這兒，就不得不提到道教的影響。
自魏晉時期的葛洪建立了神仙道教理論體系之後，其基本教義就在不斷髮展變化著，逐漸從最初的救世學說轉變為“長生久視”和“度世延年”的理論，而教義的轉變也使得信眾們將羽化登仙、長生不死作為了修煉的最終目的，自然的，服食丹藥、修仙得道就成了達到目的的手段。
道教認為，服食草木類藥物可以益壽延年，孫思邈、陶弘景、葛洪等道教醫學家在服食和行醫的過程中無疑對此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菊花也正是在此時入了他們的眼。陶弘景認為，菊花可以“療腰痛去來陶陶，除胸中煩熱，安腸胃，利五脈，調四肢”，而且以白菊為最佳，“仙經以菊為妙用，但難多得，宜常服之”，孫思邈還將菊花的採集和儲存方法都記述下來。他們的想法並非空穴來風，因為最早的藥學著作《神農本草經》中就已經記載了菊花入藥的價值——“菊花味苦平，主諸風頭眩腫痛，目欲脫，淚出，皮膚死肌，惡風溼痺。久服利血氣，輕身耐老延年。”加上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小說中也出現了許多關於因服食菊花而成仙長壽的故事，雙管齊下，使得當時的人們對菊花能夠延長壽命的功用深信不疑。
此後雖然隨著醫學的發展，成仙、長生的觀念被拋棄了，但是菊花能夠祛病延年的藥用功效卻是日益深入人心。
遇上知己
如果沒有遇到陶淵明，菊花也許就會在草藥的泱泱大軍中默默無聞一輩子，可是有時候命運的轉折就在一瞬間。陶淵明為了能延年益壽，在辭官歸隱鄉間後，便在院子裡種上了菊花，以便能隨時服用。整日與菊花朝夕相對，詩人陶淵明怎能按捺住泉湧的文思，不為它吟上兩句？——“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一句詩，十個字，就徹底改變了菊花的“花”生軌跡。
其實要是單看這一句也並沒有什麼稀奇，不過是炫耀了一下田園生活的悠閒愜意而已，可是炫耀的人是陶淵明，一個當了八十多天縣令就棄官歸隱的人，臨走還留下一句“吾不能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鄉里小人！”多麼的任性不羈。自給自足的日子辛苦卻也自在，閒下來就喝喝酒，看看花，做做詩，到九月天氣轉涼，也就剩菊花還開著，他就常常久坐在菊花叢中，有酒就喝，無酒就作詩訴訴苦。看著看著，他越來越覺得菊花跟自己很像：不爭春光，獨自在寒秋盛開，隱逸、清高。他越看越像，越像越愛，禁不住以詩抒懷——“秋菊有佳色，裹露掇其英”，“懷此貞秀姿，卓為霜下傑”，“餘閒居，愛重九之名。秋菊盈園，而持醪靡由，空服九華，寄懷於言”，“酒能祛百慮，菊為制頹齡。如何蓬廬士，空視時運傾！塵爵恥虛罍，寒華徒自榮”……
就這樣，在陶淵明詩詞的加持下，原本只是藥用的菊花忽然擁有了自己的品格，也可以說，是陶淵明的品格：超然物外、堅貞高雅、恬淡悠閒。當後來的文人談起陶淵明時，總是很羨慕他的灑脫和愜意，即使由於種種原因自己做不到，但至少精神上也會時不時地暢遊一番。陶淵明愛菊，看到菊花自然會想起陶淵明，菊花高潔，菊品就是人品，久而久之，菊花成了陶淵明的象徵，陶淵明也就成了菊花的代言人，花與人，合為一體了。
有了這樣一個可貴的知己，將自己的習性上升為了品德，菊花已然很幸運了，而更幸運的，是它又遇到了一個引路人，輕輕一推，就將它推入了重陽節的懷抱中。
自從菊花與陶淵明合二為一，“陶菊”、“東籬菊”就成了他們的代稱，而南朝劉宋人範泰的一首重陽詩，偶然將籬菊與重陽節聯繫在了一起，一語驚醒後來人：這兩種有著特定內涵的文化意象是可以強強聯合的。
唐代：嶄露頭角
“勁風肅林阿，鳴雁驚時候。籬菊熙寒叢，竹枝不改貌。”範泰詩中的菊花和重陽還只是停留在詩學意義上的表層結合，而真正將菊花、陶淵明、重陽節深層結合起來的，還要歸功於唐代的諸位詩人們。
菊花在唐代詩人間已經非常受追捧，在他們所做的重陽詩中，一半以上都提到了菊花，當然，是與陶淵明同時出現的，“陶菊”、“籬菊”、“東籬”，這些帶有人文精神的菊花與傳統的重陽節文化相融合，在詩人們的不斷努力之下形成了新的節日內涵並確定下來。
初唐的詩人們藉著陶菊，藉著重陽，思鄉念友的同時也抒發著曠達的人生態度，比如崔國輔的《九日》——“江邊楓落菊花黃，少長登高一望鄉。九日陶家雖載酒，三年楚客已沾裳。”還有王績的《九月九日贈崔使君善為》：“忽見黃花吐，方知素節回。……香氣徒盈把，無人送酒來。”
經過初唐的過渡，盛唐重陽詩中的菊花已經確立了自己作為特定內涵的審美對象了。陶淵明曾作過一首關於重陽節友人王弘派小吏（身穿白衣）送來酒的詩，因而“白衣送酒”也成了詩人們屢用不爽的老梗——“因招白衣人，笑酌黃花菊。我來不得意，虛過重陽時。”“欲強登高無力去，籬邊黃菊為誰開。共知不是潯陽郡，那得王弘送酒來。”在詩人們反覆的讚頌中，菊花的地位愈發鞏固，甚至有詩人已將重陽稱為“菊花節”了——“從來菊花節，早已醉東籬。”
到了中晚唐時，陶菊所象徵的隱逸的人文精神更加明顯，而在眾多詩人之中，尤以白居易的體會最為深刻獨到了。晚年的白居易閒居洛陽，遠離權力中心，力圖忘掉官場的紛繁複雜，因而對陶淵明悠然自得的人生態度產生了強烈的共鳴——“霜逢舊鬢三分白，露菊新花一半黃。惆悵東籬不同醉，陶家明日是重陽”。
有唐一代，陶菊意象的頻繁使用極大地提高了重陽節的文化品位，重陽節文化的提升也進一步鞏固了菊花的地位，甚至已經達到“無菊非重陽”的地步了。
宋代：無可取代
與唐人相比，宋人對陶淵明的崇拜之情有增無減，士人們將陶淵明的精神追求和生活方式納入自己的價值體系和日常生活中，在他們眼中，陶淵明不只是個隱士，更代表了他們心中理想人格的最高境界：聞道見性。換句通俗易懂的話，以他們的三觀來看，陶淵明是古人當中最完美的，堪稱“晉宋第一人”。
於是，在遠多於唐代的重陽詩中，幾乎首首都要提到陶淵明，自然的，對於其精神的象徵——菊花也是寵愛的無以復加。不僅最早的菊花譜錄出於宋代，還將偶像陶淵明詩中所提到的“九華”菊列為一品，並且收錄陶淵明與菊花的所有典故、作品以及他人的引陶詠菊之作。他們過重陽節，菊花自然是必不可少的。過的開心，會說“且簪黃菊滿頭歸”，或者“歌狂飲俊，滿簪還更盈把”，更有“東籬菊有黃花吐，對映水、幾族芙蓉。重陽佳節，可堪此景，酒釅花濃”。要是重陽沒能與家人團聚，會獨自對菊飲酒醉，“東籬把酒黃昏後，有暗香盈袖。莫道不銷魂，簾卷西風，人比黃花瘦”。若是由過節引發了對自身際遇的哀傷，也會借菊抒發，“問籬邊黃菊，知為誰開……酒未醒，愁已先回”，或是“短籬殘菊一枝黃。正是亂山深處，過重陽”。
除了頻頻出現在詩詞歌賦中，宋代過重陽，簪菊、賞菊都是重頭戲。宮廷裡會點菊燈，並且專門在慶瑞殿中放上萬盆菊花珍品供皇親國戚觀賞。在民間，鄰里、親朋會製作菊花糕相互贈送，即使是普通家庭，也會買上一兩株菊花回家賞玩，而喝菊花酒也是重要的習俗。有宋一代，菊花在重陽節中的地位已經是不可替代了。
宋之後的元明清三朝都延續並發展著重陽節的傳統習俗，而菊花的地位，正如宋人晁補之所說的，“中秋不見月，重陽不見菊”，作為重陽節的代名詞，菊花已經穩坐頭把交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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