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瓷里看中国：一部地缘文化史》
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2018年5月第1版ISBN：978-7-214-21833-9
著者：高宇文化作家，自由撰稿人，“宜兴青瓷制作技艺”传人，无锡江南青瓷社文化统筹；著有《琢磨历史：玉里看中国》
高 静 “宜兴青瓷制作技艺”传人，江苏省乡土人才“三带”新秀，无锡江南青瓷社社长，宜兴青瓷协会副会长
本书提要：
瓷与国在历史长卷里，早已互为表里：国为瓷之源，瓷为国之相。因此，探究与阐明这种源于相的关系，就成为一种认识瓷史的全新视角，也是一个审度历史的全新维度。
本书分“瓷与国”“幼年的脚步”“全胜序曲”“巅峰时代”“俗世以降”五编。“瓷与国”编重点分析介绍瓷器与中国历史、文化之根本关系，余四编则按时间顺序分别展开瓷之进程与历史之进程的深度叙事，是一部以瓷史还原历史，又以历史结构瓷史的著作。
第一编 瓷与国
- 第二章 说“中国”
第二节 华夏1.0版的地缘变迁
- 一、中原与西秦
“中国”名称之源起既已明了，我们就可以循源而下，去看看“中国”之发展历程。此时，我们发现，“中国”历经近三千年的演进，如果按照地缘变迁可以分成三个大的阶段。而每一个阶段似乎都是在“华”、“夷”大博弈的历史背景下，最终实现了民族、文化大融合。就这样，华夏也一步一步地熔炼着自己的基因、更新着自己的血液，从而一直保持着机体的自我复原和成长，并创下了人类古文明中延绵未绝、以迄于今的纪录。
华夏的第一个大历史阶段是从春秋开始而至于西晋的结束，历时凡1100余年。在这个阶段里，中国完成了“轴心时代”（英国著名作家，宗教学家凯伦·阿姆斯特朗提出的历史学概念。她认为，公元前800至公元前200年之间，尤其是公元前600至前300年间，是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在“轴心时代”里，各个文明都出现了伟大的精神导师———古希腊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色列有犹太教的先知们，古印度有释迦牟尼，中国有孔子、老子……他们提出的思想原则塑造了不同的文化传统，也一直影响着人类的生活）的伟大文明使命。华夏的精神内核基本构造完成，并最终缔造出了中国独特的古代政治体制，呈现出了广阔疆域大帝国的雏形。这一阶段华夏地缘的变化是一个“诸夏”内涵不断扩展，“中国”核心领域不断扩大而至基本定型的过程。
“诸夏”内涵的不断扩展其实就是这样一个进程：距今五千年左右，在如今的中国大地上存在的各史前文化：东北的红山文化、中原的龙山文化、西北的齐家文化、西南的三星堆文化、东南的良渚文化等。在历史进入国家时代后，它们有的消亡了，没有消亡的则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到东周初期，实际上形成了“诸夏”与“四夷”两大族群。经过东周至西汉初期800余年的时间，这些“四夷”又基本被融合进了“诸夏”。历史完成了一个几千年的大工程，新石器时期在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发源的几乎所有古文明遗绪，终于基本融合到了一个统一的文明体里，就是华夏。而在这个大历史阶段的后300年里，融合完成的华夏民族又开始了与北方“胡”族的大博弈，并于阶段后期奏响了第二历史阶段大融合的序曲。
在这个进程里，首先是春秋时代的融合，这一时期可以分为三个融合地域：首先，是中原地区。中原地区主要融合的是东夷和北狄，采用的方式就是管仲的“攘夷”。最终夷、狄一部分被逐往北方草原，和“胡”族融合成了匈奴，另一部分留在中原，融合进了最终的战国时期东方各国。
其次，是西方地区。西方主要的融合对象是戎，而融合者是秦国。它的融合过程与中原不同，因为首先秦得自己先获得“诸夏”的身份。秦的先祖非子因为给周孝王养马养得非常出色，孝王以周族已经荒弃的祖地为秦邑赐非子，秦始出于世。周幽王被杀之时，“秦襄公将兵救周，战甚力，有功。周避犬戎难，东徙雒邑，襄公以兵送周平王。平王封襄公为诸侯，赐之岐以西之地。曰：戎无道，侵夺我岐、丰之地，秦能攻逐戎，即有其地”——《史记·秦本纪》。至此，秦乃为一国，并得到了周王可以从戎族手里夺取土地而自有的承诺。
由此，秦国开始了与西方之戎漫长的拉锯战。而秦国本身因为出身低微、与戎混杂并且人民“戎俗”甚盛，一直为“诸夏”所轻，齐、晋、宋等大国并不视秦国为完全对等的华夏族。秦励精图治，终于在秦穆公时广揽人才、大放异彩：“（穆公）三十七年，秦用由余谋伐戎王，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至此，秦成为堂堂正正的诸夏大国。秦国由此尝到甜头，遂以“伐”为历代国策，其后再灭巴、蜀，以武力将西北、西南之“夷”尽行融入本国。就此成为东周最强大之国家，为最后统一天下，建立华夏第一个大帝国打下了基础。
- 二、从“蛮”到“夏”
重点要说的是南方地区。
南方的融合路径更为别致，它自己经历了由“夷”为“夏”的蜕变，也就是通过自身的文化转变而使大部分的南中国融入了华夏。南方的“蛮夷”并不像北方的“戎狄”以半游牧和松散联盟的状态存在，它们是以真正的国家形态存在，并且实力强大，强大到足以欺凌、灭亡中原小国，并和齐、晋、宋这样的中原大国争霸。这样的国家曾经有三个：吴国、越国、楚国。最后越先灭吴，而后楚灭越，到了战国时期，南方就剩下了一个楚国。这样就基本由三大地缘政治板块形成了战国时期军事鼎峙的形势：东方的中原五国；西方的秦国；南方的楚国。
吴、楚、越这三个国家的族群结构基本都一样，国家基础之“民”都是“南蛮”，而最上层却都与“中国”的贵族们同源同根。其中，吴和楚的王室甚至就直接来自于周人统治集团，从某种意义上说，吴与楚本出华夏。
《史记·吴太伯世家》：
吴太伯、太伯弟仲雍，皆周太王之子……于是太伯、仲雍二人乃奔荆蛮，文身断发，示不可用，以避季历……太伯之奔荆蛮，自号勾吴。荆蛮义之，从而归之千余家，立为吴太伯……是时周武王克殷，求太伯、仲雍之后，得周章。周章已君吴，因而封之……列为诸侯。
吴国其实是不折不扣的周王室直系，它的祖先是古公亶父之子，于周文王之父有让位之德。因此德，它在周武王分封的诸姬之国里排名第一，从这一点说它本身就应该属于“诸夏”。但同时，它又建国于“南蛮”之中，是周章已做了南蛮之君而再由周武王封赐的，而非周室裂土而封。所以不管是它自称，还是在中原“诸夏”的眼里，它很大程度上还是“蛮夷”。
浙江博物馆藏春秋原始青瓷扁腹罐
此罐出土于浙江长兴，长兴在春秋时属于吴国，故此物为春秋吴国之物。
楚国与吴国的出身有相似之处，但不如吴国尊贵。《史记﹒楚世家》：
周文王之时，季连之苗裔曰鬻熊。鬻熊子事文王，早卒。其子曰熊丽。熊丽生熊狂，熊狂生熊绎……熊绎当周成王之时，举文、武勤劳之后嗣，而封熊绎于楚蛮，封以子男之田，姓芈氏，居丹阳。楚子熊绎与鲁公伯禽、卫康叔子牟、晋侯燮、齐太公子吕伋俱事成王。
楚国的先人是三代周王的“卿士”，与周公之子、姜尚之子同列，楚也算出身显赫。因此，它也应该算诸夏之列。但它的问题和吴差不多：处于蛮地，举国皆蛮。而楚本身在早期也很乐意把自己称为“蛮夷”。《史记﹒楚世家》：
当周夷王之时，王室微，诸侯或不朝，相伐。熊渠甚得江汉间民和，乃兴兵伐庸、杨粤，至于鄂。熊渠曰：“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乃立其长子康为句亶王，中子红为鄂王，少子执疵为越章王，皆在江上楚蛮之地”； （楚武王）三十五年，楚伐随。随曰：“我无罪。”楚曰：“我蛮夷也。今诸侯皆为叛相侵，或相杀。我有敝甲，欲以观中国之政，请王室尊吾号。”
这大概是楚国采取的一种地缘政治策略，自认“蛮夷”，不入诸夏，就没有道德和“礼”的包袱，可以北向大肆吞灭今河南南部的那些诸夏小国。
越国则又是另一番出身。《史记·越王勾践世家》：
越王勾践，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封于会稽，以奉守禹之祀。文身断发，披草莱而邑焉。后二十余世，至于允常。允常之时，与吴王阖庐战而相怨伐。允常卒，子勾践立，是为越王。
越据说是夏王之后，也就应该本为姒姓，不过它已经明显地彻底发展成了诸夏眼里的“蛮夷”。最直观地标志就是“文身断发，披草莱而邑”，我们可以在《吴太伯世家》里也看到“文身断发”，太伯与仲庸就是以改为这种“蛮夷”形象的手段来让位于季历。看来“文身断发”是周代“南蛮”的主要标志，包括楚国之民也是一样。虽然在《楚世家》里没有详细记录“楚蛮”的形象，但在《太平寰宇记》“潭州”条里有这样一句话：
（长沙郡人）俗鬼神，好淫祀，茅庐为室，颇杂越风。
这里是指汉代的长沙郡，也就是今湖南北、中部，周时是楚国的核心地区。所谓“颇杂越风”，既然在它之前的一个词是“茅庐为室”，对应《越王勾践世家》里的“文身断发，披草莱而邑”，大概这个楚人所杂之“越风”就是“文身断发”。在《汉书·地理志》里称当时的越人“文身断发，以避蛟龙之害”、“本吴、粤（即越）与楚接比，数相并兼，故民俗略同”。可见直到西汉，原南方“蛮夷”的一些基本风俗还未完全变化。因此可以判断，东周时整个南方“蛮夷”的形象和生活方式，更都是相差不多。
宁波博物馆藏春秋原始青瓷提梁盉
此盉出土于浙江奉化，春秋时属于越国，故此物为春秋越国之物。
不过，随着国力的增长，以及与中原诸夏的频繁接触（当然这种接触里有很大一部分是战争），这三个国家先后都“中国”化了，并取得了诸夏的间接认可，最终到东周时代结束时，南方实质上成为了诸夏的一部分。
首先是吴国，吴国在三个国家里出身是最接近诸夏的。它本来就是西周始封时排位第一的姬姓诸侯国，因此，它不存在身份认证问题。同时，在对“礼”系统的接受上它也比其他两国有天生的优势。《史记·吴太伯世家》：“吴使季札聘於鲁，请观周乐”。季札是吴国的公子，他在鲁国观周乐后发表了一大通的“礼乐”专业评论，学术水平极高让鲁人甚是佩服。鲁国作为周公之国，有全套天子礼乐的拷贝，素来执诸夏“礼”学术的牛耳。吴之公子能在鲁国说“礼乐”而颇受好评，可见吴国的“礼”之教必然有相当基础。季札从鲁国出来后，就便把中原诸夏都出使了一圈，所到之处无不在学术上受到肯定。可知，至少诸夏此后再审视吴国时，是不会再以纯“蛮夷”待之了。
按说楚国的先人是与周公之子同列的周王“卿士”，楚国的“礼”教基础也就不应该差到哪里去，但楚国就偏偏喜欢管自己叫“蛮夷”。仗着这个“蛮夷”的标签，楚不但直接称了“王”，而且从楚武王开始，楚国不停地征伐、攻灭与它接壤的诸夏。最终，今河南南阳地区的诸夏之国基本都被楚国所灭，楚国的地域伸进了“中国”之地。随着被攻灭的诸夏小国并入楚国，以及楚国与周王室和中原大国之间的互聘不断，楚国日益贴近诸夏之文化。最终，在楚国的国力压迫，以及其意识形态已向诸夏靠拢的双重作用力下，周王间接承认了楚国的诸夏地位。《史记·楚世家》：
（楚）成王恽元年，初即位，布德施惠，结旧好于诸侯。使人献天子，天子赐胙，曰：“镇尔南方夷越之乱，无侵中国。”于是楚地千里。
胙是祭祀之肉，天子赐胙肉就是承认了楚与周一体。所以天子命其“镇尔南方夷越之乱”，楚国摇身一变，成了诸夏对抗“蛮夷”的先锋，其自然就不再是“蛮夷”了。楚国由此获得了身份认可，此后履合诸侯，终在庄王时成为春秋“五霸”之一。
越国是诸夏眼里很纯正的“蛮夷”，所以周王让楚国镇“夷越”之乱。但在灭掉吴国这个南方最正统的姬姓之国，融合进吴国的国土和人后，越国也就自然地发生了文化转变。越国也开始认为“中国”之事是自家之事，仗着自己的军事实力，越国开始与中原大国相聘，向周王室纳贡，并得到了诸夏和周王的认可。《史记·越王勾践世家》：
勾践已平吴，乃以兵北渡淮，与齐﹑晋诸侯会于徐州，致贡于周。周元王使人赐勾践胙，命为伯。勾践已去，渡淮南，以淮上地与楚，归吴所侵宋地于宋，与鲁泗东方百里。当是时，越兵横行于江﹑淮东，诸侯毕贺，号称霸王。
越不但得到了周王的赐胙肉和正式之封，获得了诸夏的身份，而且居然迅速地被诸侯们尊为春秋又一“霸”。不过数年，越国就从“蛮夷”代表一跃入夏，这是多么惊人的变化。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原始青瓷双系罐
经此数变，至战国初年，南方之大国已尽入华夏，“中国”之地理概念已向南延伸到今湘、鄂、皖、苏、浙各省。
- 三、华夏大帝国
历经春秋时期近三百年的大融合，到了战国时期的七国争雄，实际就已经是华夏内部的政治秩序重组了。此时的华夏已经形成了一个整体的地域，大家都是在这个地域里自家人跟自家人争竞，这种争竞很像大家庭的内部关系：今天大哥跟三弟合起来对付一下二弟；明天二弟兴许又跟三弟搞在一起对付一下大哥。这种形势下就不都是简单的刀兵相见，就有了很多互相的利诱、游说活动，七个国家之间上演了各种的联合、背叛，就形成了种种的地缘谋略，就出现了“纵横家”。
浙江博物馆藏战国原始青瓷烤炉
西汉时，刘向辑录、整理记述战国时各国地缘谋略的资料，编纂出了一部《战国策》，这大概是世界上第一部有关地缘政治的书籍。在《战国策》后的《刘向书录》里有这样一句话：
是以苏秦、张仪、公孙衍、陈轸、代、厉之属，生纵横长短之说，左右倾倒。苏秦为纵，张仪为横。横则秦帝，纵则楚王，所在国重，所去国轻。
“合纵连横”是战国时期中国两大相对立的地缘战略，秦国和楚国各自按照其中一个战略，把其他国家不断卷入地缘博弈中。到战国晚期，范雎向秦王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地缘战略“远交近攻”。秦国依靠实施这个战略，成功地瓦解了东方国家联盟并逐个击破，最终灭六国统一天下，建立了秦朝。这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大一统王朝，它和后嗣的汉朝成为华夏的“第一帝国”时代。
浙江博物馆藏战国原始青瓷提梁盉
秦建立、而汉因之的这个大一统王朝模式，废封建而立郡县。这样，从地理概念上而言，“中国”就此不再等同于“诸夏”。因为“夏”指代的奉“礼”之诸侯国已经不存在了，只有从地域到思想都大一统的一个“夏”，诸夏之“诸”字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从此，等同于“中国”的就只有“华夏”一词了。“华夏”更偏重于意识形态取向，而“中国”则更偏重于地理意义取向。在此后的两千年里，这两个紧密连接在一起的词，就在一个基本稳定的大框架下，不断地发展、演进着。
自秦朝建立，华夏族就已经基本成型，这个“华夏族”由周代的“诸夏”融合“四夷”而成。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成型后的“华夏族”是由以前的“夷”来主导的。建立秦朝的秦国，他的组成主体大部分来自于“西戎”。秦朝十五年国祚而亡，使秦国灭亡的主要军事力量来自于原楚国，也就是项羽和刘邦两大军事集团。项羽是今江苏宿迁人，刘邦是今江苏徐州人，这两个地方战国时都是楚国之地，此二人及他们各自的军事集团基本都由“楚”人组成。在秦亡之后的“楚汉”战争中，刘邦集团最终战胜了项羽集团，但这也只是在“楚”人之间决出了一个胜利者而已。也就是说，秦之后的华夏王朝必是由“楚”人来建立。“楚”人建立的汉朝，从一开始就“楚”风盈然，他们的礼服是楚式的深衣，说的官话也是“楚语”。而我们知道，战国时楚国的组成主体，大部分来自于“南蛮”。不过，不管是融合“西戎”之秦人建立的秦朝，还是“南蛮”之楚人建立的汉朝，它们都是作为正统之“华夏”在历史上书名。甚至到了后世，“华夏族”有了另一个名字“汉族”，这个“汉”就是汉朝的“汉”。“蛮夷”之楚人建立的朝代名称，成为了华夏族堂堂正正的学名，足以昭示“融合出华夏”这一文明基因。
东周时期“诸夏”融“四夷”，“华夏族”基本成型，但还是留下个小尾巴，直到西汉武帝时才让华夏的第一次大融合功德圆满。《史记·东越列传》：
（武帝）建元三年，闽越发兵围东瓯。东瓯食尽，困，且降，乃使人告急天子……遂发兵浮海救东瓯。未至，闽越引兵而去。东瓯请举国徙中国，乃悉举众来，处江淮之间。
东瓯国从现在的浙江温州地区迁入“中国”，也就是江淮平原，此处原为楚国之地，此时已经被称作“中国”。从这里也可见，随着“四夷”融入“诸夏”，原指中原地区的“中国”一词，其地理含义早已扩充，成为融合后“华夏族”之地的统称。其后：
元鼎六年秋，（东越王）馀善闻楼船请诛之，汉兵临境，且往，乃遂反，发兵距汉道……俱杀馀善……於是天子曰东越狭多阻，闽越悍，数反覆，诏军吏皆将其民徙处江淮间。
这里的东越就是上文所说的闽越，他们也被迁到了江淮间的“中国”之地。东瓯国和闽越国都是春秋时越国的后裔。《东越列传》：
闽越王无诸及越东海王摇者，其先皆越王勾践之后也……汉击项籍，无诸、摇率越人佐汉。汉五年，复立无诸为闽越王，王闽中故地，都东冶。孝惠三年，举高帝时越功，曰闽君摇功多，其民便附，乃立摇为东海王，都东瓯，世俗号为东瓯王。
他们是旧时“南蛮”留在华夏之外的两个遗存，至此，终于被纳入“中国”，华夏的第一次大融合彻底收官。
华夏族融合成型，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帝国诞生，“中国”内部的地缘政治纷争就此划上休止符。但此时，由外来“胡”族和北去的“夷”族融合产生的匈奴，又在“中国”的北方开始威胁和骚扰华夏，新的地缘危机伴随着刚刚升级的“华夏”而出现。华夏再一次开启“攘夷”模式，同时也拉开了另一次大融合的序幕。而中国的瓷器就伴随着这个序幕登场，并在华夏以后的两个大历史阶段中走向舞台中央，直到在世界上成为中国的代名词，这些我们都将在本书后面的篇幅里细细道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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