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瓷裡看中國：一部地緣文化史》
江蘇人民出版社出版2018年5月第1版ISBN：978-7-214-21833-9
著者：高宇文化作家，自由撰稿人，“宜興青瓷製作技藝”傳人，無錫江南青瓷社文化統籌；著有《琢磨歷史：玉里看中國》
高 靜 “宜興青瓷製作技藝”傳人，江蘇省鄉土人才“三帶”新秀，無錫江南青瓷社社長，宜興青瓷協會副會長
本書提要：
瓷與國在歷史長卷裡，早已互為表裡：國為瓷之源，瓷為國之相。因此，探究與闡明這種源於相的關係，就成為一種認識瓷史的全新視角，也是一個審度歷史的全新維度。
本書分“瓷與國”“幼年的腳步”“全勝序曲”“巔峰時代”“俗世以降”五編。“瓷與國”編重點分析介紹瓷器與中國歷史、文化之根本關係，餘四編則按時間順序分別展開瓷之進程與歷史之進程的深度敘事，是一部以瓷史還原歷史，又以歷史結構瓷史的著作。
第一編 瓷與國
- 第二章 說“中國”
第二節 華夏1.0版的地緣變遷
- 一、中原與西秦
“中國”名稱之源起既已明瞭，我們就可以循源而下，去看看“中國”之發展歷程。此時，我們發現，“中國”歷經近三千年的演進，如果按照地緣變遷可以分成三個大的階段。而每一個階段似乎都是在“華”、“夷”大博弈的歷史背景下，最終實現了民族、文化大融合。就這樣，華夏也一步一步地熔鍊著自己的基因、更新著自己的血液，從而一直保持著機體的自我復原和成長，並創下了人類古文明中延綿未絕、以迄於今的紀錄。
華夏的第一個大歷史階段是從春秋開始而至於西晉的結束，歷時凡1100餘年。在這個階段裡，中國完成了“軸心時代”（英國著名作家，宗教學家凱倫·阿姆斯特朗提出的歷史學概念。她認為，公元前800至公元前200年之間，尤其是公元前600至前300年間，是人類文明的“軸心時代”。在“軸心時代”裡，各個文明都出現了偉大的精神導師———古希臘有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士多德，以色列有猶太教的先知們，古印度有釋迦牟尼，中國有孔子、老子……他們提出的思想原則塑造了不同的文化傳統，也一直影響著人類的生活）的偉大文明使命。華夏的精神內核基本構造完成，並最終締造出了中國獨特的古代政治體制，呈現出了廣闊疆域大帝國的雛形。這一階段華夏地緣的變化是一個“諸夏”內涵不斷擴展，“中國”核心領域不斷擴大而至基本定型的過程。
“諸夏”內涵的不斷擴展其實就是這樣一個進程：距今五千年左右，在如今的中國大地上存在的各史前文化：東北的紅山文化、中原的龍山文化、西北的齊家文化、西南的三星堆文化、東南的良渚文化等。在歷史進入國家時代後，它們有的消亡了，沒有消亡的則走上了不同的發展道路。到東周初期，實際上形成了“諸夏”與“四夷”兩大族群。經過東周至西漢初期800餘年的時間，這些“四夷”又基本被融合進了“諸夏”。歷史完成了一個幾千年的大工程，新石器時期在黃河流域和長江流域發源的幾乎所有古文明遺緒，終於基本融合到了一個統一的文明體裡，就是華夏。而在這個大歷史階段的後300年裡，融合完成的華夏民族又開始了與北方“胡”族的大博弈，並於階段後期奏響了第二歷史階段大融合的序曲。
在這個進程裡，首先是春秋時代的融合，這一時期可以分為三個融合地域：首先，是中原地區。中原地區主要融合的是東夷和北狄，採用的方式就是管仲的“攘夷”。最終夷、狄一部分被逐往北方草原，和“胡”族融合成了匈奴，另一部分留在中原，融合進了最終的戰國時期東方各國。
其次，是西方地區。西方主要的融合對象是戎，而融合者是秦國。它的融合過程與中原不同，因為首先秦得自己先獲得“諸夏”的身份。秦的先祖非子因為給周孝王養馬養得非常出色，孝王以周族已經荒棄的祖地為秦邑賜非子，秦始出於世。周幽王被殺之時，“秦襄公將兵救周，戰甚力，有功。周避犬戎難，東徙雒邑，襄公以兵送周平王。平王封襄公為諸侯，賜之岐以西之地。曰：戎無道，侵奪我岐、豐之地，秦能攻逐戎，即有其地”——《史記·秦本紀》。至此，秦乃為一國，並得到了周王可以從戎族手裡奪取土地而自有的承諾。
由此，秦國開始了與西方之戎漫長的拉鋸戰。而秦國本身因為出身低微、與戎混雜並且人民“戎俗”甚盛，一直為“諸夏”所輕，齊、晉、宋等大國並不視秦國為完全對等的華夏族。秦勵精圖治，終於在秦穆公時廣攬人才、大放異彩：“（穆公）三十七年，秦用由余謀伐戎王，益國十二，開地千里，遂霸西戎”。至此，秦成為堂堂正正的諸夏大國。秦國由此嚐到甜頭，遂以“伐”為歷代國策，其後再滅巴、蜀，以武力將西北、西南之“夷”盡行融入本國。就此成為東周最強大之國家，為最後統一天下，建立華夏第一個大帝國打下了基礎。
- 二、從“蠻”到“夏”
重點要說的是南方地區。
南方的融合路徑更為別緻，它自己經歷了由“夷”為“夏”的蛻變，也就是通過自身的文化轉變而使大部分的南中國融入了華夏。南方的“蠻夷”並不像北方的“戎狄”以半遊牧和鬆散聯盟的狀態存在，它們是以真正的國家形態存在，並且實力強大，強大到足以欺凌、滅亡中原小國，並和齊、晉、宋這樣的中原大國爭霸。這樣的國家曾經有三個：吳國、越國、楚國。最後越先滅吳，而後楚滅越，到了戰國時期，南方就剩下了一個楚國。這樣就基本由三大地緣政治板塊形成了戰國時期軍事鼎峙的形勢：東方的中原五國；西方的秦國；南方的楚國。
吳、楚、越這三個國家的族群結構基本都一樣，國家基礎之“民”都是“南蠻”，而最上層卻都與“中國”的貴族們同源同根。其中，吳和楚的王室甚至就直接來自於周人統治集團，從某種意義上說，吳與楚本出華夏。
《史記·吳太伯世家》：
吳太伯、太伯弟仲雍，皆周太王之子……於是太伯、仲雍二人乃奔荊蠻，文身斷髮，示不可用，以避季歷……太伯之奔荊蠻，自號勾吳。荊蠻義之，從而歸之千餘家，立為吳太伯……是時周武王克殷，求太伯、仲雍之後，得周章。周章已君吳，因而封之……列為諸侯。
吳國其實是不折不扣的周王室直系，它的祖先是古公亶父之子，於周文王之父有讓位之德。因此德，它在周武王分封的諸姬之國裡排名第一，從這一點說它本身就應該屬於“諸夏”。但同時，它又建國於“南蠻”之中，是周章已做了南蠻之君而再由周武王封賜的，而非周室裂土而封。所以不管是它自稱，還是在中原“諸夏”的眼裡，它很大程度上還是“蠻夷”。
浙江博物館藏春秋原始青瓷扁腹罐
此罐出土於浙江長興，長興在春秋時屬於吳國，故此物為春秋吳國之物。
楚國與吳國的出身有相似之處，但不如吳國尊貴。《史記﹒楚世家》：
周文王之時，季連之苗裔曰鬻熊。鬻熊子事文王，早卒。其子曰熊麗。熊麗生熊狂，熊狂生熊繹……熊繹當週成王之時，舉文、武勤勞之後嗣，而封熊繹於楚蠻，封以子男之田，姓羋氏，居丹陽。楚子熊繹與魯公伯禽、衛康叔子牟、晉侯燮、齊太公子呂伋俱事成王。
楚國的先人是三代周王的“卿士”，與周公之子、姜尚之子同列，楚也算出身顯赫。因此，它也應該算諸夏之列。但它的問題和吳差不多：處於蠻地，舉國皆蠻。而楚本身在早期也很樂意把自己稱為“蠻夷”。《史記﹒楚世家》：
當週夷王之時，王室微，諸侯或不朝，相伐。熊渠甚得江漢間民和，乃興兵伐庸、楊粵，至於鄂。熊渠曰：“我蠻夷也，不與中國之號諡。”乃立其長子康為句亶王，中子紅為鄂王，少子執疵為越章王，皆在江上楚蠻之地”； （楚武王）三十五年，楚伐隨。隨曰：“我無罪。”楚曰：“我蠻夷也。今諸侯皆為叛相侵，或相殺。我有敝甲，欲以觀中國之政，請王室尊吾號。”
這大概是楚國採取的一種地緣政治策略，自認“蠻夷”，不入諸夏，就沒有道德和“禮”的包袱，可以北向大肆吞滅今河南南部的那些諸夏小國。
越國則又是另一番出身。《史記·越王勾踐世家》：
越王勾踐，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封於會稽，以奉守禹之祀。文身斷髮，披草萊而邑焉。後二十餘世，至於允常。允常之時，與吳王闔廬戰而相怨伐。允常卒，子勾踐立，是為越王。
越據說是夏王之後，也就應該本為姒姓，不過它已經明顯地徹底發展成了諸夏眼裡的“蠻夷”。最直觀地標誌就是“文身斷髮，披草萊而邑”，我們可以在《吳太伯世家》裡也看到“文身斷髮”，太伯與仲庸就是以改為這種“蠻夷”形象的手段來讓位於季歷。看來“文身斷髮”是周代“南蠻”的主要標誌，包括楚國之民也是一樣。雖然在《楚世家》裡沒有詳細記錄“楚蠻”的形象，但在《太平寰宇記》“潭州”條裡有這樣一句話：
（長沙郡人）俗鬼神，好淫祀，茅廬為室，頗雜越風。
這裡是指漢代的長沙郡，也就是今湖南北、中部，周時是楚國的核心地區。所謂“頗雜越風”，既然在它之前的一個詞是“茅廬為室”，對應《越王勾踐世家》裡的“文身斷髮，披草萊而邑”，大概這個楚人所雜之“越風”就是“文身斷髮”。在《漢書·地理志》裡稱當時的越人“文身斷髮，以避蛟龍之害”、“本吳、粵（即越）與楚接比，數相併兼，故民俗略同”。可見直到西漢，原南方“蠻夷”的一些基本風俗還未完全變化。因此可以判斷，東周時整個南方“蠻夷”的形象和生活方式，更都是相差不多。
寧波博物館藏春秋原始青瓷提樑盉
此盉出土於浙江奉化，春秋時屬於越國，故此物為春秋越國之物。
不過，隨著國力的增長，以及與中原諸夏的頻繁接觸（當然這種接觸裡有很大一部分是戰爭），這三個國家先後都“中國”化了，並取得了諸夏的間接認可，最終到東周時代結束時，南方實質上成為了諸夏的一部分。
首先是吳國，吳國在三個國家裡出身是最接近諸夏的。它本來就是西周始封時排位第一的姬姓諸侯國，因此，它不存在身份認證問題。同時，在對“禮”系統的接受上它也比其他兩國有天生的優勢。《史記·吳太伯世家》：“吳使季札聘於魯，請觀周樂”。季札是吳國的公子，他在魯國觀周樂後發表了一大通的“禮樂”專業評論，學術水平極高讓魯人甚是佩服。魯國作為周公之國，有全套天子禮樂的拷貝，素來執諸夏“禮”學術的牛耳。吳之公子能在魯國說“禮樂”而頗受好評，可見吳國的“禮”之教必然有相當基礎。季札從魯國出來後，就便把中原諸夏都出使了一圈，所到之處無不在學術上受到肯定。可知，至少諸夏此後再審視吳國時，是不會再以純“蠻夷”待之了。
按說楚國的先人是與周公之子同列的周王“卿士”，楚國的“禮”教基礎也就不應該差到哪裡去，但楚國就偏偏喜歡管自己叫“蠻夷”。仗著這個“蠻夷”的標籤，楚不但直接稱了“王”，而且從楚武王開始，楚國不停地征伐、攻滅與它接壤的諸夏。最終，今河南南陽地區的諸夏之國基本都被楚國所滅，楚國的地域伸進了“中國”之地。隨著被攻滅的諸夏小國併入楚國，以及楚國與周王室和中原大國之間的互聘不斷，楚國日益貼近諸夏之文化。最終，在楚國的國力壓迫，以及其意識形態已向諸夏靠攏的雙重作用力下，周王間接承認了楚國的諸夏地位。《史記·楚世家》：
（楚）成王惲元年，初即位，布德施惠，結舊好於諸侯。使人獻天子，天子賜胙，曰：“鎮爾南方夷越之亂，無侵中國。”於是楚地千里。
胙是祭祀之肉，天子賜胙肉就是承認了楚與週一體。所以天子命其“鎮爾南方夷越之亂”，楚國搖身一變，成了諸夏對抗“蠻夷”的先鋒，其自然就不再是“蠻夷”了。楚國由此獲得了身份認可，此後履合諸侯，終在莊王時成為春秋“五霸”之一。
越國是諸夏眼裡很純正的“蠻夷”，所以周王讓楚國鎮“夷越”之亂。但在滅掉吳國這個南方最正統的姬姓之國，融合進吳國的國土和人後，越國也就自然地發生了文化轉變。越國也開始認為“中國”之事是自家之事，仗著自己的軍事實力，越國開始與中原大國相聘，向周王室納貢，並得到了諸夏和周王的認可。《史記·越王勾踐世家》：
勾踐已平吳，乃以兵北渡淮，與齊﹑晉諸侯會於徐州，致貢於周。周元王使人賜勾踐胙，命為伯。勾踐已去，渡淮南，以淮上地與楚，歸吳所侵宋地於宋，與魯泗東方百里。當是時，越兵橫行於江﹑淮東，諸侯畢賀，號稱霸王。
越不但得到了周王的賜胙肉和正式之封，獲得了諸夏的身份，而且居然迅速地被諸侯們尊為春秋又一“霸”。不過數年，越國就從“蠻夷”代表一躍入夏，這是多麼驚人的變化。
上海博物館藏戰國原始青瓷雙系罐
經此數變，至戰國初年，南方之大國已盡入華夏，“中國”之地理概念已向南延伸到今湘、鄂、皖、蘇、浙各省。
- 三、華夏大帝國
歷經春秋時期近三百年的大融合，到了戰國時期的七國爭雄，實際就已經是華夏內部的政治秩序重組了。此時的華夏已經形成了一個整體的地域，大家都是在這個地域裡自家人跟自家人爭競，這種爭競很像大家庭的內部關係：今天大哥跟三弟合起來對付一下二弟；明天二弟興許又跟三弟搞在一起對付一下大哥。這種形勢下就不都是簡單的刀兵相見，就有了很多互相的利誘、遊說活動，七個國家之間上演了各種的聯合、背叛，就形成了種種的地緣謀略，就出現了“縱橫家”。
浙江博物館藏戰國原始青瓷烤爐
西漢時，劉向輯錄、整理記述戰國時各國地緣謀略的資料，編纂出了一部《戰國策》，這大概是世界上第一部有關地緣政治的書籍。在《戰國策》後的《劉向書錄》裡有這樣一句話：
是以蘇秦、張儀、公孫衍、陳軫、代、厲之屬，生縱橫長短之說，左右傾倒。蘇秦為縱，張儀為橫。橫則秦帝，縱則楚王，所在國重，所去國輕。
“合縱連橫”是戰國時期中國兩大相對立的地緣戰略，秦國和楚國各自按照其中一個戰略，把其他國家不斷捲入地緣博弈中。到戰國晚期，范雎向秦王提出了一個著名的地緣戰略“遠交近攻”。秦國依靠實施這個戰略，成功地瓦解了東方國家聯盟並逐個擊破，最終滅六國統一天下，建立了秦朝。這是中國歷史上的第一個中央集權的大一統王朝，它和後嗣的漢朝成為華夏的“第一帝國”時代。
浙江博物館藏戰國原始青瓷提樑盉
秦建立、而漢因之的這個大一統王朝模式，廢封建而立郡縣。這樣，從地理概念上而言，“中國”就此不再等同於“諸夏”。因為“夏”指代的奉“禮”之諸侯國已經不存在了，只有從地域到思想都大一統的一個“夏”，諸夏之“諸”字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義。從此，等同於“中國”的就只有“華夏”一詞了。“華夏”更偏重於意識形態取向，而“中國”則更偏重於地理意義取向。在此後的兩千年裡，這兩個緊密連接在一起的詞，就在一個基本穩定的大框架下，不斷地發展、演進著。
自秦朝建立，華夏族就已經基本成型，這個“華夏族”由周代的“諸夏”融合“四夷”而成。甚至在某種意義上來說，成型後的“華夏族”是由以前的“夷”來主導的。建立秦朝的秦國，他的組成主體大部分來自於“西戎”。秦朝十五年國祚而亡，使秦國滅亡的主要軍事力量來自於原楚國，也就是項羽和劉邦兩大軍事集團。項羽是今江蘇宿遷人，劉邦是今江蘇徐州人，這兩個地方戰國時都是楚國之地，此二人及他們各自的軍事集團基本都由“楚”人組成。在秦亡之後的“楚漢”戰爭中，劉邦集團最終戰勝了項羽集團，但這也只是在“楚”人之間決出了一個勝利者而已。也就是說，秦之後的華夏王朝必是由“楚”人來建立。“楚”人建立的漢朝，從一開始就“楚”風盈然，他們的禮服是楚式的深衣，說的官話也是“楚語”。而我們知道，戰國時楚國的組成主體，大部分來自於“南蠻”。不過，不管是融合“西戎”之秦人建立的秦朝，還是“南蠻”之楚人建立的漢朝，它們都是作為正統之“華夏”在歷史上書名。甚至到了後世，“華夏族”有了另一個名字“漢族”，這個“漢”就是漢朝的“漢”。“蠻夷”之楚人建立的朝代名稱，成為了華夏族堂堂正正的學名，足以昭示“融合出華夏”這一文明基因。
東周時期“諸夏”融“四夷”，“華夏族”基本成型，但還是留下個小尾巴，直到西漢武帝時才讓華夏的第一次大融合功德圓滿。《史記·東越列傳》：
（武帝）建元三年，閩越發兵圍東甌。東甌食盡，困，且降，乃使人告急天子……遂發兵浮海救東甌。未至，閩越引兵而去。東甌請舉國徙中國，乃悉舉眾來，處江淮之間。
東甌國從現在的浙江溫州地區遷入“中國”，也就是江淮平原，此處原為楚國之地，此時已經被稱作“中國”。從這裡也可見，隨著“四夷”融入“諸夏”，原指中原地區的“中國”一詞，其地理含義早已擴充，成為融合後“華夏族”之地的統稱。其後：
元鼎六年秋，（東越王）餘善聞樓船請誅之，漢兵臨境，且往，乃遂反，發兵距漢道……俱殺餘善……於是天子曰東越狹多阻，閩越悍，數反覆，詔軍吏皆將其民徙處江淮間。
這裡的東越就是上文所說的閩越，他們也被遷到了江淮間的“中國”之地。東甌國和閩越國都是春秋時越國的後裔。《東越列傳》：
閩越王無諸及越東海王搖者，其先皆越王勾踐之後也……漢擊項籍，無諸、搖率越人佐漢。漢五年，復立無諸為閩越王，王閩中故地，都東冶。孝惠三年，舉高帝時越功，曰閩君搖功多，其民便附，乃立搖為東海王，都東甌，世俗號為東甌王。
他們是舊時“南蠻”留在華夏之外的兩個遺存，至此，終於被納入“中國”，華夏的第一次大融合徹底收官。
華夏族融合成型，大一統的中央集權帝國誕生，“中國”內部的地緣政治紛爭就此劃上休止符。但此時，由外來“胡”族和北去的“夷”族融合產生的匈奴，又在“中國”的北方開始威脅和騷擾華夏，新的地緣危機伴隨著剛剛升級的“華夏”而出現。華夏再一次開啟“攘夷”模式，同時也拉開了另一次大融合的序幕。而中國的瓷器就伴隨著這個序幕登場，並在華夏以後的兩個大歷史階段中走向舞臺中央，直到在世界上成為中國的代名詞，這些我們都將在本書後面的篇幅裡細細道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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