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57年，葡萄牙人據澳門為基地，形成數條以澳門為據點的貿易航線。在16世紀中期至17世紀早期，葡萄牙基本壟斷了遠東的航海貿易，澳門成為其東方貿易的最大中轉港和貿易中心。中國瓷器作為這些貿易航線中的主要貨物，尤以明萬曆時期大量生產的外銷瓷——克拉克瓷最引人關注。
本文圍繞澳門及香港竹篙灣近年出土的克拉克瓷器標本，結合國內最近的沉船、遺址發現和窯址考古，並利用歐洲靜物畫中的瓷器圖像，對克拉克瓷器進行研究，進一步討論克拉克瓷的界定、開光裝飾的由來、其出現時間、貿易線路以及過去被忽略的內銷市場等問題。
澳門外銷瓷器的出土狀況
有關澳門和16、17世紀外銷瓷器的關係，雖然在文獻方面已有諸多記錄和研究，但由於澳門數百年來不斷地填海造陸，使得很多歷史遺物被深埋地下，有關這一時期的正式發掘目前似乎僅見大三巴（聖保祿教堂）遺址和大炮臺兩處。
1990至1992年在對聖保祿教堂內部遺址的考古發掘中，據介紹“挖掘出大量的陶瓷遺物”，並由澳門的專家安東尼・曼努埃爾・沙巴治進行研究。1995年為澳門博物館新址建設，葡萄牙考古專家來到澳門，在大炮臺和原聖保祿神學院區域進行了考古發掘。“出土的文物大部分屬兩個歷史時期：明末清初（16世紀末17世紀上半葉），澳門耶穌會領地和大炮臺正是在這個時期大興土木的；19世紀後25年和20世紀上半葉，聖保祿神學院區域當時是作為垃圾區使用的。”（注1）具體的出土資料未見公佈，但澳門博物館在大炮臺地室展廳陳列了數件明末清初的瓷器標本。2010年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應邀對大三巴地區進行考古發掘，但整理報告尚未得見。
相對考古發掘工作的薄弱，目前所知澳門出土外銷瓷器主要為文物愛好者的調查採集品。據澳門潘國雄介紹，澳門出土瓷片的地點遍佈沿海地區，主要集中在中區營地街市、龍嵩街凱旋門廣場附近。年代從明嘉靖一直到清康熙時期，並以外銷的克拉克瓷器為主，青花瓷數量最多，另有少量青花五彩、紅綠彩瓷器等。其中1995年崗頂龍嵩街聖奧斯定堂附近出土的數量最為驚人，標本超過3000件，包含大量克拉克瓷，是討論澳門出土外銷瓷時提到最多的一處遺址。
澳門出土的克拉克瓷
潘國雄自1994年起在澳門採集到大量外銷瓷標本，其中有不少為克拉克瓷器，年代大多為萬曆年間左右。這批瓷片雖非考古發掘品，但有明確的採集地點和時間，值得研究者關注。
克拉克瓷這類特殊的外銷瓷的大量出現，折射出從萬曆時期開始貿易瓷器形態的轉變。對於克拉克瓷，國外學者做了大量研究工作，其中Maura Rinaldi的論著已成為這一領域的重要參考。以下借鑑Maura Rinaldi對克拉克瓷的器型分類（注2），以潘國雄在澳門陸續採集的16世紀末17世紀初的克拉克瓷為案例，進行器型與裝飾的分析。
澳門出土克拉克瓷的產地
已知國內在明末清初時期生產克拉克瓷器的窯場不僅有景德鎮窯，還有福建沿海地區的漳州窯及福建德化窯。不過從器物的胎釉和青花的髮色來分析，澳門出土的這些克拉克瓷器都是景德鎮的產品。
盤
瓷盤主要是以多層次開光為裝飾特色的典型克拉克瓷盤。也有內、外壁均有一圈邊飾帶而不帶開光的圓盤，即Maura Rinaldi依據克拉克瓷器邊飾劃分的Ⅱ式盤（注3）。另還有Maura Rinaldi分類中未列入的、內壁邊飾為錦地開光的盤。以下分類進行討論：
典型克拉克瓷盤
Ⅳ式盤： 盤中心繪主題紋飾，內壁開光之間沒有小的間隔開光，一般用單線或雙線進行分隔。外壁或繪疏朗的圖案，或是單線相隔的開光。如萬曆青花麒麟紋盤殘片標本（圖1）即屬於這類典型器。菱口、盤心為菱形開光，繪海水麒麟圖。內壁每個開光並連在一起，內繪花卉紋。
1.青花麒麟紋盤殘片，明萬曆，草堆街採集，潘國雄提供
Ⅴ式盤：盤中心為主題紋飾，內壁的大開光之間有小的開光相間隔。如萬曆青花花卉紋折沿盤殘片（圖2），盤內壁大開光內繪吉祥花果，中間的小開光內上下兩根弧線，裡面是菱形方格紋與圓點組成的十字形圖案。外壁大開光的大小分格與內壁一致。此類克拉克瓷器在荷蘭靜物畫中也有描繪（圖3）。
2.青花花卉紋折沿盤殘片，明萬曆，草堆街採集，潘國雄提供
3.Floris Claesz van Dijick，Still Life with Cheese，局部，1615年
Ⅵ式盤：在Ⅴ式的基礎上發展，變化僅在盤的邊飾部分。其風格特點與Ⅴ式相比，只是在盤內壁的每個大開光內增加一個如意形開光。萬曆青花花卉湖石蚱蜢圖盤殘片標本（圖4）即是一例。盤心繪一蚱蜢停在湖石上，旁邊是菊花等花卉。盤內壁可見如意形開光，裡面似繪雜寶紋。外壁大小開光相隔，大開光內繪花卉。
4.青花花卉湖石蚱蜢圖盤殘片，明萬曆，草堆街採集，潘國雄提供
Ⅶ式盤：克拉克盤中最典型的樣式，盤內壁是如意形的大開光之間有小開光相隔。小開光內上下是菱形方格紋或錦地。與前面幾種類型相比，Ⅶ式的特色在於盤心主題紋飾和內壁開光之間有一圓弧形的紋飾帶，飾以錦地與如意頭的組合，或是錦地、方格紋與如意頭，也有魚鱗狀的弧形花紋組合。萬曆青花開光盤殘片（圖5）即為一例，新加坡國立博物館藏青花雙鹿紋盤的開光邊飾（圖6）可與之對照。
5.青花開光盤殘片，明萬曆，草堆街採集，潘國雄提供
6.青花雙鹿紋盤，新加坡國立博物館藏
營地街採集的花卉雜寶紋盤殘片（圖7），盤心是菱花口形開光，內繪花卉紋。盤內壁作如意形開光，繪雜寶、花卉紋。萬曆號沉船亦出水這類盤（圖8）。在荷蘭靜物畫中也常見此類青花盤（圖9）。
7.花卉雜寶紋盤殘片，營地街採集，潘國雄提供
8.花卉雜寶紋盤，萬曆號沉船出水
9.Still Life with Turkey Pie，局部，1627年
Ⅷ式盤：盤心為星形或菱形開光，內壁圓形開光，內繪雜寶、花卉紋等。與Ⅶ式盤相近的是，Ⅷ式在盤心主題紋飾和內壁開光之間也有一圓弧形的紋飾帶。外壁開光內的裝飾簡單，僅幾個簡單圓點。例如萬曆花鳥紋小盤殘片（圖10），神戶市立博物館所藏的青花蓮池水禽圖盤（圖11），底部有“大明萬曆年制”款，與之相似。
10.花鳥紋小盤殘片，明萬曆，草堆街採集，潘國雄提供
11.青花蓮池水禽圖盤，神戶市立博物館藏
不帶開光裝飾的盤（Maura Rinaldi分類中的Ⅱ式盤）
這類盤通常在盤沿或內壁裝飾一圈花紋，弧腹留白，盤心青花雙圈內繪主題紋飾，有花卉、團花、亭臺寶塔、團鶴、雙鶴、山石松鹿、蓮塘水禽、山水人物。外壁通常繪梅花、小鳥，畫面疏朗。
草堆街採集的鳳紋折沿小盤殘片標本（圖12），圈足有青花方框款。盤心塌底，繪丹鳳獨立，為這一時期常見的主題。外壁是花卉紋。長崎也出土了相似的瓷盤。同樣採集自草堆街的萬曆青花花卉紋盤殘片標本（圖13），盤心為花卉，盤沿為一圈花卉竹枝，是這一時期的典型瓷盤。海外收藏這一時期的瓷器中也有不少此類盤，如葡萄牙桑托斯宮（Santos Palace）、荷蘭Princessehof博物館所藏的花卉紋盤就與之相近。
12.青花鳳紋折沿小盤殘片，明嘉靖至萬曆，草堆街採集，潘國雄提供
13.青花花卉紋盤殘片，明萬曆，草堆街採集，潘國雄提供
澳門出土的不帶開光裝飾的圓盤中，還有一類與Maura Rinaldi所分的Ⅱ式盤略有不同，即盤心主題紋飾與內壁一圈花紋帶之間只有兩個青花雙圈相隔，沒有留白。這類不帶開光裝飾的盤，時代稍早，應在嘉靖、隆慶年間。
折沿盆
這是克拉克瓷中僅次於盤的一類典型器。器型介於深腹盤和淺腹碗之間，是為適應16、17世紀歐洲使用金屬長勺而製作的。折沿盆倒過來頗似荷蘭人稱為“Klapmutsen”的、邊沿向上翻的羊毛帽，因而在歐洲被稱為“Klapmutsen”。
通過與國外藏品的比對，可知澳門草堆街出土的青花花鳥紋殘片（圖14）的器型就是這類折沿盆，相似作例如法國De Faramond收藏的一件花鳥紋折沿盆（圖15）。該花鳥紋殘片畫面極其生動，繪一綬帶鳥站立在山石上，周圍牡丹、竹葉相繞。外壁可見如意形開光。盤底足中央繪鷺鳥，這是克拉克瓷盤底部最常見的一種圖記款裝飾。
14.青花花鳥紋殘片，草堆街採集，潘國雄提供
15.花鳥紋折沿盆，荷蘭國立博物館藏
碗
草堆街採集的青花開光鳥紋碗殘片（圖16）是典型的克拉克碗標本。碗心繪一小鳥獨立於山石上，用青花塗抹出濃淡層次，是克拉克碗中極流行的主題。碗內、外壁均有大小開光。同類的碗1995年在崗頂龍嵩街出土的較多，並可見基本完整的器物。這類青花開光鳥紋克拉克碗（圖17）在國外的收藏、萬曆號沉船中均有大量發現。
16.青花開光鳥紋碗殘片，草堆街採集，潘國雄提供
17.青花開光鳥紋碗，荷蘭格羅寧根博物館（Groninger Museum）藏。攝影/劉朝暉
營地街採集的青花山石鹿紋碗標本（圖18）也是非常典型的克拉克瓷碗,碗心大圓圈內繪鹿在花枝湖石中，碗的內外壁均為開光，通常內壁開光內飾串花，比較簡潔。外壁開光內繪與碗心相近的鹿紋。整器案例可見於新加坡私人收藏（圖19），荷蘭靜物畫中也可見到這類碗。
18.青花山石鹿紋碗標本，營地街採集，潘國雄提供
19.青花鹿紋碗，Mr.and Mrs.Hickley's Collection，Singapore
小杯
亦是克拉克瓷典型的器型。杯的內外壁都有開光，內飾花鳥圖案。出土的山水花鳥紋小杯殘片（圖20）即為一例，這類小杯也出現在荷蘭靜物畫中（圖21）。
20.青花山水花鳥紋小杯殘片，草堆街採集，潘國雄提供
21.Jacob Van Hulsdonck，Banquet Still Life，1615年
香港竹篙灣出土的克拉克瓷
竹篙灣位於香港大嶼山東北部，三面環山，南面臨海。竹篙灣遺址靠近海灣的東側。1975年許舒博士（Dr.JamesHayes）在竹篙灣偶然發現青花瓷片，從而使這一重要的考古遺址得以發現。香港考古學會和古物古蹟辦事處先後於1986、1990及1992年對竹篙灣遺址進行了發掘，並對出土的青花瓷器進行分類、拼對整理，修復了500多件瓷器。2001年古物古蹟辦事處委託考古研究室、田野考古事務所再次調查發掘。
竹篙灣出土的瓷器數量巨大，據初步統計瓷片標本達20000餘片。品種豐富，既有景德鎮生產的青花、五彩和白瓷，又有龍泉青瓷及廣東生產的仿龍泉產品。除中國瓷器外，還有東南亞釉陶器。在所有瓷器中，景德鎮的產品佔多數，其中絕大多數為青花瓷器，年代主要集中在15世紀晚期至16世紀初期，即成化、弘治、正德三朝。承林業強教授見告，竹篙灣遺址中曾發現一片青花克拉克瓷盤殘片（圖22），盤心繪鹿紋。此例屬Rinaldi分類中的V式盤，鹿紋是萬曆時期常見的紋樣。不過，在推測為1643至1646年間沉沒的Hatcher號沉船中，仍能看到這類鹿紋裝飾的V式盤（圖23），但繪畫風格稍有差異。從器物風格上推斷，筆者認為這件青花克拉克瓷很可能還是萬曆時期的產品。
22.青花鹿紋瓷盤殘片，香港竹篙灣出土，林業強提供
23.青花鹿紋瓷盤（見圖中央），Hatcher號沉船出水，推測沉沒於1643—1646年
從地理位置、歷史文獻和出土瓷器來分析，竹篙灣應是當時沿海走私貿易的一個便利且隱蔽的港灣。數量巨大的出土瓷器，反映了15世紀晚期至16世紀初期沿海走私貿易的興盛。另外除了克拉克瓷，竹篙灣還出土帶“十字架”裝飾的紋章瓷，揭示了葡萄牙人來華初期曾在此進行走私貿易的事實，實屬值得關注的重要發現。金國平曾力證葡萄牙初抵中國之地“Tumon”在大嶼山，竹篙灣發現的克拉克瓷、帶“十字架”裝飾的紋章瓷，從物質遺存上支持了大嶼山為葡文文獻中提到的貿易島的可能性。如果考慮到1557年葡萄牙人入居澳門，有了合法貿易的基地，而無須再進行走私貿易，那這片克拉克瓷以及竹篙灣走私貿易活動的下限很可能在16世紀60年代。
克拉克瓷的界定
在澳門發現的晚明青花瓷器中，有不少瓷片標本屬於Maura Rinaldi分類的Ⅱ式盤。這類不帶開光裝飾的瓷器是否應列入克拉克瓷？這牽涉到克拉克瓷的界定問題。
克拉克瓷是一類有著獨特風格的外銷瓷器，主要特點在於器身上的多層次開光裝飾。無論是盤、碗、盆，還是瓶、軍持等不同器型，都可在其器身上看到開光裝飾，成為目前陶瓷學界判斷克拉克瓷的基本標準。
Ⅱ式盤的基本特點是折沿，菱口、圓口均有。盤心繪鹿紋、鳳紋、山水人物、亭臺寶塔、團花等紋飾，腹壁留白，盤沿內壁一圈邊飾，常見鷺鳥荷花、蓮塘戲鴨或花卉雜寶等題材。盤外壁常繪上下兩層紋飾，為梅花和小鳥站立樹梢。雖然這類盤的裝飾題材在典型的克拉克瓷盤中也反覆出現，但由於Ⅱ式盤未見多層的開光裝飾，筆者以為這類盤可看成典型克拉克瓷盤的前身，而不應歸入典型克拉克瓷。
開光形式的由來與過渡
延續Ⅱ式盤的討論，典型克拉克風格的裝飾究竟如何演變而來？它是中國本土風格的演化與變異，還是受到外來文化因素的影響，抑或是中外陶瓷裝飾傳統的一種混雜與融合？目前學界對此尚有爭議，不過很多學者傾向於典型克拉克瓷器的開光裝飾風格是受到伊斯蘭陶器的影響。仔細觀察器物，我們可以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有助於討論克拉克開光裝飾的形成：
荷蘭Groninger博物館所藏的青花花鳥紋盤（圖24），是個極其特殊的例子。此盤的內外壁均飾一圈花鳥紋，為連續的圖案，然後再用直線分成十個開光。它被Maura Rinaldi歸入Ⅳ式盤，從這件器物可以很明顯地看到Ⅱ式盤向Ⅳ式盤演變的過渡形態。
24.青花花鳥紋盤，荷蘭Groninger博物館藏
值得注意的是，這並非孤例。在碗類器物上，土耳其託普卡帕宮（Topkapi Saray）博物館藏青花鹿紋大碗（圖25），外壁的湖石鹿紋圖原本是相連的，但被簡單的豎線分隔成開光圖形。在軍持這類造型比較獨特的克拉克瓷器中，也有類似的情況。在Lady Lever美術館中有一件山水人物紋軍持（圖26），外壁的山水人物圖原為整體，被刻意用豎線分隔成開光形狀。
25.青花鹿紋大碗，土耳其託普卡帕宮（Topkapi Saray）博物館藏
26.山水人物紋軍持，Lady Lever Art Gallery藏
從這些作例可以看到克拉克瓷中，至少有一種是將原為整體的紋飾用豎線分隔後形成開光裝飾，只是目前尚不清楚為什麼要作如此的開光分隔。中國古代瓷器裝飾本有開光的傳統，但如此連續的多層開光圖案似乎不太常見。故可推斷應該是來自客戶的要求，應為外銷帶來的變化。因此克拉克瓷器開光裝飾的形式，很可能是在中國傳統瓷器裝飾的基礎上，吸收了外來因素。
克拉克瓷出現的時間問題
有關Ⅱ式盤的年代討論，下列幾件帶紀年的瓷器值得注意：
上海博物館所藏兩件山水亭臺寶塔盤（圖27），折沿內壁飾鷺鳥荷花，外壁為花鳥紋，均為典型的Ⅱ式盤邊飾，底部均有“大明萬曆年制”款（注4）。澳門出土的瓷片有不少帶類似的邊飾。
27.山水亭臺寶塔盤，明萬曆，上海博物館藏。取自Underglaze Blueand Red，第158頁，圖141
荷蘭私人收藏的一件青花山水鹿紋盤（圖28），直口，沒有折沿，底部“隆慶年制”四字方框款。盤心的鹿紋紋飾在Ⅱ式盤中極為常見，葡萄牙桑托斯宮即收藏一件盤心鹿紋與之極為相近，盤沿繪花卉、雜寶紋的Ⅱ式盤（圖29）。
28.青花山水鹿紋盤，明隆慶，荷蘭私人藏。取自Kraak Porcelain，第61頁，圖32
29.青花山水鹿紋盤，葡萄牙桑托斯宮藏。取自Kraak Porcelain，第61頁，圖31
由此我們可以得知Ⅱ式盤的年代是具有延續性的，在隆慶、萬曆年間都有出現。
在託普卡帕宮博物館藏品中，有一件被定為16世紀早期到中期的青花團鶴八卦紋盤（圖30），其外壁為八個開光，內繪花卉，底部為青花雙圈“大明年造”。這件器物外壁的裝飾值得研究者重視。其開光的裝飾形式與典型的克拉克瓷樣式一致，應是克拉克瓷的前身。筆者未能見到實物，僅就圖片分析其器形，似乎是撇口弧腹，而典型的克拉克盤基本都為折沿，稍有不同。這件器物的菱形幾何邊飾帶有正德瓷器的特徵，而團鶴、八卦的題材和風格都是典型的嘉靖風格，因此ReginaKrahl對這件器物年代的認定（16世紀早期到中期），是很合理的。
30.青花團鶴八卦紋盤，16世紀早期到中期，土耳其託普卡帕宮（TopkapiSaray）博物館藏。取自Regina Krahl, Chinese Ceramics in the Topkapi Saray Museum,
Istanbul:A Complete Catalogue, Vol.2,P.587, NewYork: Sotheby's Publications
不僅是這件團鶴八卦紋盤，還有上述Ⅱ式盤也有隆慶時期的例子，皆提示我們克拉克瓷出現的時間應該早於萬曆時期。
外銷線路
在以往景德鎮明清瓷器外銷線路的研究中，由昌江、鄱陽湖經贛江、大庾嶺至廣州再出海，是公認的傳統路線。2008至2009年，福建平潭九梁明代沉船遺址調查中採集到一件青花克拉克大盤（圖31），口徑46釐米，足徑29釐米，高7.6釐米。“內壁八開光，開光內繪花卉、禽鳥圖案。內底繪青花雙圈弦紋，內繪花卉、山石圖案。外壁八開光，內繪花卉圖案。”（注5）根據這個新資料，結合平潭碗礁1號出水康熙外銷瓷的考古發現，我們可以推斷克拉克瓷的外銷，應該還存在自贛東南進入閩江水系、沿閩江水路入海出洋的線路。
31.青花克拉克大盤，福建平潭九梁明代沉船遺址採集。取自福建沿海水下考古調查隊，《福建沿海水下考古調查》，《文物》，2014年第2期
內銷市場
在開啟早期全球化的大航海時代，克拉克瓷器成為東西方貿易中的重要商品，在物質文化交流中引發了世界性的影響。長期以來，研究者對克拉克瓷器的研究和討論都集中在風格特徵、外銷性質、海外貿易和東西方陶瓷交流等議題上，而較少考慮即使是典型的外銷瓷，是否也具有國內消費對象和市場的問題。
20世紀90年代開始，中國陶瓷研究者注意到江西墓葬中出土的克拉克瓷器。這些器物大多有瑕疵，因此通常被看成外銷生產的殘次品而留存在國內，用於墓葬中。近年來在後金政權都城——遼寧赫圖阿拉城遺址以及故宮博物院南大庫考古發掘中，出土了克拉克瓷器，這些新發現促使我們重新思考克拉克瓷器的國內消費問題。
遼寧新賓縣赫圖阿拉城，是努爾哈赤後金政權的第一個都城。赫圖阿拉城1601年開始建造，1603年完成。1619年努爾哈赤建界藩城並以此為都，赫圖阿拉不再成為努爾哈赤政權中心。（注6）在該遺址發現的明代晚期瓷器中，至少有三件典型的克拉克瓷器（圖32、33、34），均為盤類。（注7）
32.青花開光克拉克風格瓷盤殘片，遼寧赫圖阿拉城遺址出土。取自王霞，《關於赫圖阿拉城址出土明代瓷器的思考》，《南方文物》，2011年第2期
33.青花雙鹿踏青鬧春克拉克風格瓷盤殘片，遼寧赫圖阿拉城遺址出土。取自《關於赫圖阿拉城址出土明代瓷器的思考》
34.青花開光克拉克風格瓷盤殘片，遼寧赫圖阿拉城遺址出土。取自《關於赫圖阿拉城址出土明代瓷器的思考》
2014年8月，故宮博物院在南大庫區域西段消防管道溝內發現了一處瓷器殘片堆積，清理出瓷器殘片總計有約數萬片，年代涵蓋明洪武時期至清光緒時期。南大庫的名稱，在故宮舊建築統計表中記為“外瓷器庫”。清代宮內庫房有定期清點的制度，這個瓷片埋藏坑的形成推測與這一清點制度直接相關，體現了清代宮廷對殘損器物的嚴格控制。在明晚期的青花標本中，值得注意的是出土有一件克拉克大盤殘片（圖35）。“殘長13釐米。敞口圓唇，斜直腹。外壁口沿繪單線，腹壁繪簡單線劃圖案，內壁繪大蓮瓣開光，內繪花草、蜜蜂圖樣，均為雙勾填色，青花暈染用色深、淺搭配從開光佈局、花卉畫法、青花髮色等特點來看，該盤符合萬曆時期克拉克瓷器的特點。同樣風格的瓷器殘片在同一區域其他發掘地點還有出土。”（注8）
35.克拉克大盤殘片，明萬曆，故宮博物院南大庫遺址出土
遼寧赫圖阿拉城遺址以及故宮南大庫的考古發現，表明克拉克瓷器作為日用器，曾為國內統治階層消費使用。此外，故宮南大庫出土的克拉克瓷器殘片，與大量原庫房內御窯瓷器同出，說明這些克拉克瓷曾在宮廷使用。值得注意的是，清宮舊藏中存在著克拉克瓷。這些故宮出土和舊藏的克拉克瓷，究竟是在哪裡燒造的?是何時而且又是如何進入到宮廷的？裡面的產品，是否有出自官窯的可能？有趣的是，2004年景德鎮御窯廠珠山南麓明中後期窯爐發掘時，曾出土一批克拉克瓷殘片，品種主要為盤，代表性器物有青花開光花卉紋盤，器型與故宮出土的一致。（注9）以往的觀點會把這批產品的性質看成民窯，認為這是萬曆後期官窯停燒之後，民窯在御窯廠原址進行燒造的，或是民窯的窯業垃圾在此傾倒堆積所致。但聯繫到故宮南大庫的考古出土，不禁讓我們重新思考御窯廠出土克拉克瓷的性質——是否有官窯的可能性？
文·圖 | 劉朝暉，復旦大學文物與博物館學系教授
註釋
1.Clementino Amaro，《聖保祿神學院和大炮臺，考古挖掘和解讀》，《與歷史同步的博物館——大炮臺》，澳門博物館，1998年,第152頁。
2.本文的器型分類不同於傳統意義上的考古類型學方法，特此說明，以免引起有關概念的混淆。
3.Maura Rinaldi,KraakPorcalain:A Moment in the History of Trade,London:Bamboo Publishing Ltd.,1989, p.71.本人贊同其觀點，認為這類盤可以視為克拉克瓷盤的前身，但不應列入典型克拉克瓷器類型。
4.Wang Qingzheng,Underglaze Blueand Red,HongKong:Multi-Art Press,1993, pp.158-159.深圳博物館郭學雷研究員在“考古新發現與外銷瓷研究”學術研討會（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2009年8月24日）上的報告中提到這兩件紀年瓷器，啟發筆者去關注這一資料，特此感謝。
5.福建沿海水下考古調查隊，《福建沿海水下考古調查》，《文物》，2014年第2期。
6.梁振晶，《赫圖阿拉城“尊號臺”遺址建築格局及相關問題討論》，《故宮博物院院刊》，2002年第5期。
7.王霞，《關於赫圖阿拉城址出土明代瓷器的思考》，《南方文物》，2011年第2期。
8.故宮博物院考古所，《故宮南大庫瓷片埋藏坑發掘簡報》，《故宮博物院院刊》，2016年第4期。
9.江建新，《景德鎮考古發現的克拉克瓷》，鄭培凱主編，《陶瓷下西洋：早期中葡貿易中的外銷瓷》，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2010年，第37—38頁。圖見第41頁“圖4”。
本文刊載於《典藏·古美術》中文簡體版2018年11月刊。原標題：《克拉克瓷器新論：以出土新資料為中心》。
閱讀更多 典藏ARTCO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