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德人赵必振：改写党史的“中国译介马克思主义第一人”
常德人赵必振，党史先驱人物
11月12日，首届赵必振学术研讨会在赵必振的故乡常德举行。今年恰逢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研讨会由湖南省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主办，中共常德市鼎城区委员会、常德市鼎城区人民政府承办，中共常德市鼎城区委党史办、常德市鼎城区赵必振研究会协办。
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齐聚柳叶湖畔，就鼎城走出去的“中国译介马克思主义第一人”——赵必振展开学术交流，碰撞思想火花。继宋教仁、蒋翊武、刘复基、林伯渠、林修梅、颜昌颐、朱务实、王尔琢、丁玲之后又一位革命历史名人问世！
赵必振近照
赵必振雕像
赵必振(1873-1956)，常德市鼎城区石板滩镇人。于1902至1903年间先后翻译出版了《二十世纪之怪物—帝国主义》、《社会主义广长舌》 、《近世社会主义》三部社会主义专著。他最早将社会主义学说马克思主义译介给国人，并由此奠定了其在中共党史上的特殊地位。
会上，湖南省委原副书记文选德深情地说：搞了一辈子马列主义研究的老同志，竟然不晓得赵必振是“中国译介社会主义第一人”、“中国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第一人”的了不起的“党史人物”，更不晓得赵必振是俺常德人，实在感到内疚和惭愧......
中国社科院马研院长邓纯东表示，没必要内疚和惭愧，历史是在不断发现之中，真理是在不断探索之中，常德人应该感到高兴才是！
常德市委常委、市委宣传部部长胡丘陵说，常德是一个有文化、有故事、有梦想的地方，近年来，常德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长足进步，人民群众对这座城市的认同感、归属感、自豪感日益增强。作为赵必振先生的家乡，常德市委、市政府，鼎城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赵必振的研究宣传，成立了赵必振研究会，设立了赵必振纪念馆，拍摄了赵必振专题片，并申报了国家级社科基金项目。研讨会的召开，就是希望进一步强化对赵必振先生学术成果、历史贡献、现实意义等方面的学习研究，进一步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进一步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自信，希望研讨会办出水平、办出影响，成为研究赵必振先生成就的权威平台。
赵必振后人代表、长沙铁路勘测设计院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侯令德发言。
代表母亲赵贻安向各位领导和专家学者表达由衷的感谢！他说：＂是你们的关怀重视和研究成果，才逐步确立了我曾外祖父赵必振——“中国译介马克思主义第一人”这一历史地位和功绩。我们作为赵必振老先生的后人，为此感到无比的光荣和自豪！
中共湖南省委党史研究室原巡视员、研究员，湖南省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会长夏远生指出，“在传播西方思想文化、介绍马克思学说方面，赵必振是一个先行者”。
文选德在讲话中希望把研究赵必振与研究对中国历史具有重大影响的常德籍历史人物宋教仁、蒋翊武、刘复基、林伯渠、林修梅、颜昌颐、朱务实、王尔琢、丁玲等历史人物结合起来，让更多的人了解常德这方热土、常德仁人志士对中国革命作出的突出贡献。
会务组收到了来自全国各地的50多篇论文，作者中间既有海内外的知名学者，又有来自各高校和学术机构的专家，还有研究生、本科生以及赵必振先生的后人，这些论文集中论证了“中国译介马克思主义第一人赵必振在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的地位和作用”。
《求是》杂志社原社长李捷：
赵必振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者，也是在中国翻译社会主义专著的第一人。他所翻译的日本福井准造的《近世社会主义》，由上海广智书局在1903年出版，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影响。《近世社会主义》，对欧美各国社会主义运动及其政党作了系统的介绍，还专门用了一章篇幅，介绍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哲学的贫困》《共产党宣言》《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论》等的写作过程和主要内容，称马克思“其议论之精致，为天下所公认”。特别是该书对《资本论》极为推崇，认为“《资本论》为一代之大著述，为新社会主义者发明无二之真理，为研究服膺之经典”。对这些论点，译者赵必振显然是赞成的。
需要指出的是，赵必振后来没有参加中国共产党，也没有参与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创建活动，但是，他在中国近代处于黑暗之中、处于探索的苦闷之时，能够自觉地将日本福井准造的《近世社会主义》忠实地译介到中国来，使得中国知识界第一次比较系统地接触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特别是《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的思想，第一次比较系统地了解到欧美各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的情况。其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功莫大焉。这也可以说是赵必振与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历史机缘。正因为有这样的历史机缘，他虽然没有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员，却能始终站在人民一边，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忠实朋友，作出了当时所能作出的重大贡献，为后世所牢记、所怀念。
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李蓉：
赵必振通过翻译架起了一座桥梁，让更多地中国人了解到《近世社会主义》，这不论是对人们开阔眼界还是丰富知识，都很有意义、功不可没。所以，“蔡元培1920年所说：‘西洋的社会主义，二十年前，输入中国……译有《近世社会主义》等书’”。荣孟源1953年在《新建设》月刊上“推许”赵必振“是我国最早介绍马克思主义著作的人”。熟悉和了解他的经历、曾任湖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副主任的陈浴新先生认为，赵必振“亲身参加过属于新民主主义革命范畴的政治行动”。在热河担任财政厅厅长、国税厅厅长等职时，他为官清廉，被人笑话为“身兼五长、不名一钱”。这样的清廉在今天仍然值得敬佩。正是有一代代先进的中国人前仆后继，传承优秀的文化和思想，才有了涓涓细流汇成的江河大海，才有了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
中央编译局原巡视员、研究员李惠斌：
赵必振是个奇迹。他只是在日本待了不到两年的时间，便很好地掌握了日语，而且在短短两年多的时间里翻译写作了30多本书，介绍包括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在内的现代文明思想。这些介绍著作中出现了大量来自日本的新思想和新概念，其在中国上层知识阶层的影响必定是巨大的。两年之后（即1905年），孙中山、黄兴、朱执信、宋教仁、廖仲恺等人在日本成立同盟会，并创刊《民报》作为同盟会的机关报，这与赵必振著作的影响不可能没有关系。既然中国的救国方略和新思想来自日本，那么，更多的中国有识之士东渡日本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民报》先后发表了宋教仁的《万国社会党大会略史》（1905年）、廖仲恺翻译的《社会主义史大纲》、《无政府主义与社会主义》、朱执信的《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论社会革命当与政治革命并行》等一系列文章，介绍马克思及其学说以及社会主义思想。到1912年施仁荣翻译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以《理想社会主义和实行社会主义》为题，在上海《新世界》半月刊杂志上连载，包括廖仲恺1905年应孙中山之倡导翻译亨利·乔治的《进步与贫困》，在这10年的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的传播期间，赵必振是开首第一人。
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马振清：
1899年2月出版的《万国公报》第121期刊载的《大同学》第一章中的“今世景象”一文是最早介绍马克思及其论述的中文报刊。梁启超最早在自己的著作中提及马克思。赵必振的不同之处就在于系统地翻译了日本学者关于社会主义学说的著作，不论是深度还是广度都更胜一筹。他在1902年就将《二十世纪之怪物———帝国主义》一书翻译成中文，比列宁1916年撰写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即“帝国主义论”）早了14年。他翻译的《近世社会主义》一书比李大钊1919年发表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在时间上早了16年。很多表达马克思主义概念的词语都与日本有一定渊源，伴随着赵必振译著的出版，一些马克思主义术语被引进中国来，丰富了汉语词汇，为日后马克思主义著作的翻译及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研究奠定一定的基础。
（见《常德晚报》2018年11月15日第十版，江一舟、吕俊、金柯羽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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