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部《論語治天下》”的名言是由自北宋初年的宰相趙普說出來的，這一句中國古代政治管理的名言是由故事的。
趙普也算是一位有名的政治家，在宋王朝，他有一項紀錄是別人比不上的，他曾三次任宰相，不過，他幹得不算出色，每次任相，似乎都不順利，而且是越做越差。受到朝中同僚們的輕視、不滿，這還勉強可以忍受，而他還受皇帝的猜疑，被皇帝約束，在朝中就不好混了。趙普有些學識，但不是一位博學鴻儒，但在特殊時期，他的學識卻是管用的。他說出的“半部《論語》治天下”，引發熱議，流傳千古。
趙 普
原本，趙普是淮南滁州的一名鄉村教師，可能因為亂世書也不好教了，也許他想有更好的出頭機會就到外闖了。公元956年，後周大將趙匡胤率領大軍與南唐守軍在滁州打了一場惡仗，爭的是奪淮南江北地區。從課堂裡走出來的趙普，遇上了率軍征戰的趙匡胤，趙普以他的學識，為趙匡胤出主意，助趙匡胤打了勝仗。從此，大將出身的趙匡胤便把趙普視作心腹，趙普也隨趙匡胤征戰各地，為他出謀劃策。陳橋兵變，趙匡胤黃袍加身，宋朝建立，趙普參與制定了宋初的一系列重大政策，又輔助宋太祖統一了南中國。宋乾德二年（964年）趙普被任命為宰相，並晉封為韓王。趙普果然出頭了，鄉村教師成帝王謀士，並被封為王，自然是意得志滿。
宋王國建立了，登上皇位的趙匡胤首先想到的當然是如何鞏固專制皇權，而通過軍事政變而登基的前朝大將趙匡胤，心裡最擔心的事即是有別的武將學他的經驗，對他如法炮製地來一場政變，果真如此，他這宋太祖就做到頭了。所以，為防範武將政變，趙匡胤想了一個妙策：杯酒釋兵權。他熱情地請開國大將們聚在一起喝酒，為他們封爵位，給他們封地，卻讓他們放棄兵權，而他心滿意得地把兵權集中在自己手裡。這還不能讓趙匡胤放心，他很瞭解五代時藩鎮擁有重兵對中央政府的危害，藩鎮不受中央節制，必有亂政出現。為了防藩鎮，強中央，他推行重文輕武的政策，實行“興文教，抑武事”法令，建太學，行科舉，著力培養文士，選拔文人，讓文士來充實各級管理機構。趙匡胤想以士大夫來治天下。
在此政策下，經歷過戰事，卻以學識智謀助宋太祖建立宋王朝的趙普，以為有更好的機會來了，他是文人出身，但他居功自傲，專橫跋扈，而且，他還貪財，於是，受到了猜疑，受到約束，本來，他可以照章辦事，繼續當謀士，而他卻自以為是，自認為功比武將大，身份比文人高，而結果是，武將認為他毫無戰功，文人認為他不學無術，他受到輕蔑，最後因結黨徇私而遭罷黜，下場是比較悽慘的。
趙普任宰相期間，宋太祖既猜疑他約束他又有時重用他，趙普第二次任相時，也還常為趙匡胤出謀劃策，以他的學識出出主意，於是，後來就有了“半句《論語》治天下”的傳言。後來，這一句話成了典故。
其實，趙普是否真的說過這一句話，不少歷史學家是有異議的，因為在一些正史中，特別是像《宋史趙普傳》這樣的重要史書中，根本就沒有記載趙普說這一句話。事實上，記載這一句話的是南宋羅大經的《鶴林玉露》，在乙編卷一中是這樣記載的：“趙普再相，人言普山東人，所讀者止《論語》，……太宗嘗以此語問普，普略不隱，對曰：‘臣平生所知，誠不出此。昔以其半輔太祖定天下，今欲以其半輔陛下致太平。”這就是趙普“半部《論語》治天下”傳說的出處。不難看出，這裡記述的是：趙普說，他讀書範圍不出《論語》一書，但他當年曾靠所讀的《論語》幫太祖平定天下，而現在仍能夠靠《論語》輔佐宋太宗趙光義把天下治理好。趙普這話是對著趙光義說的，趙光義以別人議論趙普只知讀《論語》的話來問趙普，趙普有些不高興，忍不住發牢騷，高傲的趙普認為他過去幫過趙匡胤，現在也可以幫趙光義，而當時滿腹經綸的文臣儒士，無法與他比功勞，即便是他讀書很少，也能為宋王朝兩代帝王出謀劃策，助其治國。幫助宋太宗，半部論語就夠了！
孔 子
那麼，怎麼理解“半部《論語》治理天下”呢？
其中，有一種理解是：《論語》是儒家的重要典籍，主張以仁孝治天下的儒家的追隨者，當然是要依據《論語》的儒家基本思想來治理天下，但是，《論語》包括兩方面的內容，一方面是講修身養性的，屬倫理學說，另一方面是講治國平天下的道理的，所以，以後面這方面的內容來治天下，足矣，這即是“半部《論語》治天下”。
還有一種理解是：《論語》是整個儒家學說的基礎，講的是儒家對整個世界的態度，蘊含著人生的大道理，而治國理政只是儒家學說在政治管理領域的體現，要治國，用不著整部《論語》，有半部《論語》就足夠了。
最後，還有一種理解：這要結合趙普當時說話的場景來理解，趙普當時是順著趙光義的話說的，趙光義是帶著諷刺意味說的，意思是說別人在議論趙普，指讀過《論語》，而且對《論語》只一知半解。而趙普聽了，心裡很不痛快，回應趙光義時說出“半部《論語》治天下”，趙普表示他用《論語》幫過趙匡胤奪天下，現在也能用《論語》來幫治天下，用半部《論語》就行了。
其實，讀《論語》是一回事，而治國是另一回事，讀書歸讀書，治國歸治國，要把《論語》中的理論用來治國，是需要吸收消化的，讀出《論語》的儒家治國精神，需要變成政治家的治國理論，並轉化為實踐才行。即便是《論語》這樣的儒家經典，也是不能照搬書中的道理，而只能運用書中的一些適用於當時現實內容。在這個意義上，用《論語》治國，不能用全部，而只能用半部，用《論語》中有用的能用的那些部分。用整部《論語》治天下，那是書呆子，而用半部《論語》治天下，有可能會是不錯的政治家。
那麼，用半部《論語》真能治天下嗎？
《論語》是儒家第一經典，儒家的基本思想，包括治國理政的基本哲學理念是包涵在《論語》裡面，孔子創立了儒家學說，建立了“仁政”學說，將政治學和倫理學一體化，使家國同構，視國為縮小了的家，視家為縮小了的國，將仁、孝原則作為維繫政治穩定的基本要素。後來，孔子的後繼者孟子和荀子分別繼承發揮了孔子的思想，在儒家“內聖外王”的政治哲學中，孟子展開了“內聖”理論，重視講內心修養，提出了“吾善養我浩然之氣”等觀點；而荀子展開了“外王”之道，重視講理國策略。儒家政治哲學的“內聖外王”經由孟子和荀子，推演得更為豐富了，前者讓儒家理論演化為後來的宋明理學，而後者，則演化為韓非等人的法家治國理論。
顯然，作為儒家的第一部經典，《論語》是可以用來治國的，而且，孔子之後的政治哲學家和政治家們，有不少人也是用《論語》的理論來治國的，儒家的“仁政”學說，在中國古代政治學中有重要的地位，《論語》精神，是儒家的政治精神，是很多文人政治家的治國方略。
當然，在中國歷史上，並不是所有的政治家都喜歡用儒家學說來治國，比如，漢朝初期，用以治國的政治學說，並非儒家而是道家，漢初遵循的是“黃老之學”，即黃帝、老子的道家學說。漢初，戰亂剛結束，人心思定，社會安定、恢復生產成了當時頂層政治人物需要完成的首要任務，而“黃老之學”關於“無為而治”的基本思想，恰恰適合於漢初的政治實踐。當時，無為之道成為政治策略的指導思想，並貫穿於兵法、謀略之中，也體現在養生、方數等方面。漢初“文景之治”的成功也即是“無為而治”道學的成功。“文景之治”是因推行道家政治策略而建立起來的政治、經濟成果。有“文景之治”的成果，才積累起政治經濟方面的有利條件，讓後來漢武帝能推行變革，打敗匈奴，削弱諸侯，得到漢朝的鼎盛時期。
如果說，漢初的政治實踐表明與儒家理論大不相同的道家可以用來治國，而且治理得很成功，那麼，“文景之治”之後，漢武帝的政治實踐，卻是證明了儒家也是不錯的治國理論。《論語》所傳承下來的儒家學說，治國也挺管用的。
漢武帝的祖父、父親崇尚道家，推崇“無為而治”，而漢武帝則轉向儒家，他重用董仲舒，聽從董仲舒的建議，推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當時，頒法令，確定《詩》《書》《禮》《易》《春秋》為儒學“五經”，設專門博士，全面推行儒家學說，以儒家理論治國。到了東漢，朝廷極力倡導孝道，在“五經”之外又加上《孝經》和《論語》，“五經”變成了“七經”，《論語》也就第一次躋身於“經”的行列。到唐代，《詩》《書》《易》加上《周禮》《儀禮》《禮記》《左傳》《公羊傳》和《穀梁傳》稱“九經”，《論語》沒有列入，而到唐文宗太和年間，在“九經”基礎上，增加了《論語》《孝經》和《爾雅》，合稱“十二經”，《論語》又 列入。到了北宋年間，又加了《孟子》，“十二經”變為“十三經”，《論語》依然是“經”。可見，從漢代到宋代，《論語》幾次作為儒家典籍躋身“經書”之列，成了儒家治國的經典著作。趙普所處的時代，《論語》是經典，但並不是唯一的經典，而是“十三經”之一。所以，在當時，趙普知《論語》，成不了博學鴻儒，加上他居功自傲，當然受到文人的輕視，議論說他“半部《論語》治天下”，是帶有輕蔑之意，是諷刺他僅對《論語》這一“經”一知半解，卻居高位，自以為是，委身於王權，這對於趙普是有貶低的意思的。
其實，《論語》地位的真正提高，是在南宋時期，以朱熹為首的理學家，重視儒家的“內聖”之道，朱熹把《禮記》中的《大學》《中庸》兩篇抽出，連同《論語》《孟子》合稱“四書”，併為之詳作“集註”，《論語》超越了原來的“十三經”，提升到“大經”地位，到元明清三代，“四書”完全取代了漢代倡導的“五經”，成為科舉考試的教科書，《論語》成了士子必學之書。自以為是的趙普的自以為是一個說法，竟然演化為關於以儒家治國的正面話題，成了經典話語，廣為流傳。
在中國歷史上，古代身居高位的文官，輔助君王治國，常常是以儒家為名義，扛著儒家仁義禮智信的旗幟，高喊忠孝之道的口號，推行其政治措施的。而實際上，文人高官卻明裡一套暗裡一套，表面上是忠孝仁義的衛道士，而背地裡卻採用法家的法、術、勢思想，無情、嚴酷、陰險，同時還揉進了老莊的柔弱之術，以退為進，以柔克剛，想以無為達到無所不為，有的還吸取縱橫家的捭闔策略，吸取兵家的奇正韜略，融各家政治權謀於執政方略之中，很少老老實實用儒家理論，更不會是隻用《論語》的。躋身政壇，如果真的以半部《論語》治天下了，那一定是讀書讀呆了，也一定是治理不了天下的。
著名學者、作家唐浩明在曾國藩傳記小說《野焚》中寫到：曾國藩的早期老師陳敷，在曾國藩遇困境時，以醜道人的身份在《道德經》中留下一張紙條，寫著：“《道德經》一部，可以五字概括：柔弱勝剛強。前此不十分順心，蓋全用申韓之故也。山人試問大人：古往今來，純用申韓，有幾人功成身全？大人不久將再次奉命出山。山人夜觀天象，見荊楚將星倍添光彩，知大人時運已至。望從此明用程朱之名分，暗效申韓之法勢，雜用黃老之柔弱，如此，則六年前山人為大人許下之願，將不日實現。盼好自為之。”。這是在提示曾國藩，治軍治政，僅用儒家是行不通的，至少還需結合法家和道家，所以，“明用程朱之名分”是必須的，但遠遠不夠，還要“暗效申韓之法勢”，並“雜用黃老之柔弱”才行，可見，無論是半部《論語》，或是一部《論語》，或是儒家的學說，都不足以用來治天下，而只有融合古代各家政治哲學，才有助於治國理政，這，確實道出了古代政治哲學的真諦，是耐人尋味的。
當然，儒家，特別是《論語》中的某些思想理論，包含著治國理政的深刻道理，至今仍有借鑑意義。比如，《論語》裡的中庸思想，對有政治經濟管理，都有非常深刻的意義。中庸的智慧或許可以看成是儒家智慧的核心。在儒家的視野裡，“中庸”並非是簡單的“折中”，也不是“和稀泥”，儒家認為，做到“中庸”，即行所當行、止所當止，適度為上策。體現“中庸”的中和之美，是和而不同、因中致和。在《尚書·大禹謨》裡，有一段話歷來被認為是“中庸”理論的核心綱領，這一段話說：“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唯精唯一，允執厥中。”有人將其稱為“十六字心傳”，其實，這也是《中庸》所表現的儒學精髓。“允執厥中”，即天人合一的境界，人與天和諧。“允執厥中”也是處理問題的方式，即“執兩用中”，主張優勢互補，合作雙贏。而“允執厥中”也是一種人的靜樂心境和自然人生的和諧境界，誠如《中庸》之描述：“喜怒衰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儒家關於“中庸”的這一觀點，這既是人生的態度，也是治國的道理，難道不值得深深地思考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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