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國》記者/楊 晨
新中國成立以來，充分重視工業製造業的發展，在幾乎是一窮二白的工業產能基礎上力求自力更生搞發展，利用2、30年光景走過西方大國2、300年的工業化道路，建設了門類十分齊全的工業製造業體系，培養造就了世界上最為龐大的產業工人群體和工業技術人員隊伍，形成了基本滿足國家建設和民生需求的、穩步發展的、能夠隨時進行宏觀調控的、龐大的工業經濟內循環體。改革開放後，這種相對完善的工業體系和世界其他國家望塵莫及的“人口紅利”，成為我國搏擊國際經濟大舞臺的先決條件，憑藉這種其他同樣需要資金、技術的第三世界國家不具備的優勢，我國逐漸成為國外投資者的首選地，成為了吸引境外資本的頭號大國。
中國怎樣成為產能“巨無霸”
中國改革開放初年，也恰逢歐美日等國家去產能的一波高潮。這些經濟大國的產能和資金，當時亟待找到能夠消化吸收，並能為之帶來豐厚回報的投資地。而這些經濟大國在此前的一些轉移產能的行動中，不是由於接受產能的國家工業底子薄吸收產能有限，就是由於市場狹小、生產成本較高而導致投資利潤回報低。
起初，它們抱著試試看的態度進入中國，由於中國的工業基礎相對較好，工人多，市場大，國家改革開放的決心堅定，使得最初進入中國的外國企業嚐到了甜頭，取得了先發優勢。此後，中國的開放和經濟建設吸引了更多的外國資金、產能的投入。藉此，中國得到了稀缺的外資、國外技術設備，並自然導入國際市場，躋身世界經濟大環境。而對於外國投資者而言，用過剩的產能在中國換回在本國想都不敢想的豐厚利潤，令他們樂不可支。隨後，更多的國外企業紛至沓來，獲得成功後又大量追加投資，逐漸地，中國成為了全世界吸引外資、國外產能規模數一數二的國家。
中國完整的工業經濟基礎、豐富的人力資源、龐大的國內市場需求，與境外資金、產能、諮詢、國際市場的珠聯璧合，很快催生了我國這個拉動世界經濟增長的最大火車頭，連續十多年保持兩位數字的經濟增長令世界矚目的同時，也受到西方國家“不同用意”的追捧。上世紀90年代後期，國際各主流媒體掀起了一股熱炒中國經濟的狂潮，在這種環境下，中國高層和經濟領航者心態十分冷靜，推出了非常成功的宏觀調控舉措，讓增速過快的中國經濟迅速實現“軟著陸”。而同一時期的其他高速發展的國家，卻不同程度地出現了經濟危機，或忽高忽低的震盪式發展，就連經濟強國日本，也在那個年代沒有調整好產業進一步發展的方向和節奏，致使其經歷了長達20多年的經濟疲軟。
進入21世紀，中國的自主企業和在中國的國外合資企業的產能又達到了更高的水平，我國位居全球第一產量的工業產品已經不勝枚舉，加之我國持續刺激出口的政策收到效果，外向型經濟單位收穫頗豐，盈利後又進一步加大產業投入，形成了投資取得豐厚回報，又繼續擴大再生產的有利於產業規模增長的發展模式。這一階段，國有企業也完成了早先的產業結構調整，熟悉了新的國內國際市場環境，開始加大馬力搞生產，並呈現產銷兩旺的局面，這時的中國，已經不再是一個簡單的世界工廠了，中國人也不能只被看作是在世界工廠裡工作的“苦力”了，因為中國的工業製造業業已成為世界經濟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環，用自身在經濟產業中搏出的成就，贏得了世界經濟的話語權地位，這點恐怕所有的西方國家也不得不承認。
2001年，中國正式成為世貿組織的一員後，中國在世界貿易大國俱樂部中的地位更加不容動搖。之後，中國繼續發力，並不斷把握每次戰略發展機遇，成為世界第一大貿易國。與此同時，中國國內GDP依然保持中高速增長，已穩穩地坐在全球GDP第二把交椅多年，與位居第一的美國的差距大大縮小，遠遠超過排名第三的日本。這一階段，中國在國際經貿領域的地位已經與目前世界唯一超級大國美國不相上下，成為不折不扣的超大經濟體。甚至給世界上留下“買什麼什麼貴，賣什麼什麼便宜”的印象。這句話很形象地說明，此時的中國產業能力和對世界資源、原材料的消耗能力都達到前所未有的峰值。
早在2010年，中國就超過了美國，成為全球製造業第一大國。目前，在世界500種主要工業品中，中國有220種產品產量位居全球第一位。讓我們來看看中國產業的世界級“NO1”：生鐵產量世界第一、煤炭產量世界第一、粗鋼產量世界第一、造船量世界第一、水泥產量世界第一、化肥產量世界第一、化纖產量世界第一、彩電產量世界第一、手機產量世界第一、集成電路產量世界第一、黃金產量世界第一、貿易總額世界第一、科技人力資源世界第一、互聯網用戶世界第一。此外，排名世界第一的中國產品還有電冰箱、計算機、空調、摩托車、銅、磷、鋁、石油產品……可以說不勝枚舉。
為什麼要去產能
高速經濟發展帶來我國產業能力不斷被放大，以至於我們現在的市場已經無法消化掉如此巨大的產能。這就從客觀上提出必須要從產能過剩的供給側入手解決問題，否則中國產能過剩的企業無法獲利，甚至可能出現歐美等西方國家曾經因產能嚴重過剩而導致的經濟危機。全國政協委員、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劉世錦認為，去產能是供給側改革的問題導向。中國經濟在過去將近6年的時間中是下行的態勢，大家都比較關心底在何方。劉世錦指出，雖然我國需求和供給都在向下走，但是向下走的力度還不夠。於是，需求和供給的緩慢下行造成了PPI、工業企業利潤兩方面的持續下行，而改變這個狀況的辦法就是去產能。目前，我國鋼鐵、煤炭等行業整個產能過剩在30%以上，而這30%的過剩產能起碼要減掉20%，減掉之後價格才能回升，企業利潤才能回升。
由於我國許多企業處在全球產業鏈中低端，此類型的產業往往存在高能耗、低附加值、對環境汙染嚴重等問題。近年來，中國由於經濟粗放型發展，國內環境的承受力基本已經達到極限，直接影響到中國百姓的健康生活。治理環境汙染，也成為對中國政府執政能力的一種考驗。
在我國，汙染嚴重的企業數不勝數，如果僅僅通過環境保護部門行政監督執法層面的治理，恐怕收效有限。而通過中央實施供給側改革，若是把冒煙的、排汙的、高耗能的企業產能限制住，或轉成無汙染產業或停產，則從最大程度上解決了環境汙染這一老大難問題。
以鋼鐵企業為例，據環保部統計，2014年，約有70%的企業環保不達標。2015年，新環保法得到了鋼鐵企業的普遍重視。但初步統計，截至2015年底，仍有20%左右的鋼鐵企業環保不達標，其中約60%的鋼鐵企業已定製了環保改造計劃或正在實施環保改造，仍有約40%的鋼鐵企業由於裝備水平比較落後、改造升級難度大、資金緊張，無法實現環保達標改造，將面臨依法退出，涉及產能約1億噸。
中國沒有產能過剩的指標，但無論是屬於高耗能的電解鋁、鋼鐵製造，還是新興產業的光伏太陽能和風電，以及造船和鋼鐵業中高端產品的硅鋼，均被業界公認為“產能過剩”。中國的產能過剩不是一般的過剩，而是嚴重過剩。
有專家分析，導致這些產能過度增長的主要原因是，前些年由於盈利豐厚，吸引了許多企業新建大規模產能。各地一窩蜂而上的結果使產能擴張太快，行業產能利用率迅速降低，近年來可能連百分之五十的利用率都不到了。
不僅僅是在鋼鐵和電解鋁等傳統行業，即便是在新興產業方面也有不少產能嚴重過剩的案例。前幾年的光伏行業嚴重過剩曾經使得當時中國最大的光伏生產企業破產重組。但是這些顯然只是“冰山一角”。據工信部下屬的光伏產業聯盟對所屬160多家企業的統計，全國光伏企業產能己經達到了35吉瓦，全國總產能在40吉瓦上下，比世界其他國家的總裝機量還多。數據顯示，中國最大10家光伏企業累計債務已高達1100億元，此外還有數目龐大的應收賬款，光伏企業的財務危機更顯嚴峻。造成光伏企業高應收賬款運營、資金鍊緊張的罪魁禍首同樣在於產能嚴重過剩。
過剩的產能無法被足夠大的市場消化，直接造成企業的利潤大大下滑，也成為導致中國經濟下行壓力的主要因素。作為企業而言，產能過剩導致利潤少了，企業的負債卻增了，企業之間惡性競爭大量出現，收不回來的應收賬款越來越多，進而導致銀行的不良資產急劇增加，如此惡性循環，給中國經濟敲響了警鐘。
中央政府連續四年在中央經濟會議中提到產能過剩，中央又把去產能放到了今年經濟工作五大任務中，據悉，第一期去產能的300億資金已經調撥到位，中國政府這次是鐵了心地要去產能。
正如我國高科技領域的成功企業家、全國人大代表、北京小米科技有限責任公司董事長雷軍所說，中國已經從原來的產能稀缺走到了過剩，供給側改革的本質是去庫存，去產能。而原有過剩產能在轉移過程中，肯定會涉及到產業的停工、工廠的關門以及職工的下崗，但就算是面對很多的困難問題，供給側改革這一步也必須要走。
中國的經濟發展水平，也決定了中國一定會做出從產業鏈末端邁向高端的戰略選擇，中國不斷增強的科技能力、人才水平、企業進取心等，都是推動經濟產業結構調整的內生動力。且不斷提升的企業運營成本也倒逼我國企業要想生存發展，就必須設法從產業鏈的末端邁向高端。
去產能對於中國經濟再上新臺階意義重大
我們注意到，與以往以政府宏觀調控為主體的經濟結構調整有所不同，中國這一輪化解產能過剩已悄然轉向以企業為主體，政府則扮演推動者的角色。在去產能的同時，強調去槓桿，意味著以往對企業收益起到關鍵性作用的資本市場的作用將降低，以擺脫企業對資本市場的過度依賴。對於資本槓桿使用過度的企業和機構來說，資產價格的上漲可以使它們輕鬆獲得高額收益，而資產價格一旦下跌，虧損則會非常巨大，超過資本，從而迅速導致破產倒閉。金融危機爆發後，高“槓桿化”的風險開始為更多人所認識，企業和機構紛紛開始考慮“去槓桿化”，通過拋售資產等方式降低負債，逐漸把借債還上。與之相對應，市場對於企業的生存發展的作用卻被擺在突出的位置，成為研究制定化解產能的全面配套政策體系中最重要一環。
但也有專家提出不同觀點，由於去產能的結果必然要由市場來決定，長期形成的產業供需關係恰恰是由市場牽引的結果。那些高能耗、低能效的企業在產業鏈中同樣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市場能否決定這類企業做出放棄原有產業模式的選擇還有待觀察；政府如果不作為主體，還能否實現強行讓這些產能不再“冒煙”，推動去產能的過程又當如何讓一些傳統企業資源放棄原有的產能，或下大力氣對原有產能做出結構性調整，調整後的產能何處去，企業新的發展方向又在何方，都是我們在去產能之前需要思考好、規劃到位的問題。此外，長期形成的我國經濟體系產業鏈環環相扣，去產能一旦讓某個鏈條斷裂，將會帶來整條產業鏈上的相關環節都產生巨大的震動，那麼產業鏈的其他環節是否受得了？我國原有的產業優勢是否還能保得住？整體經濟是否會大幅度滑坡？保持中高速經濟增長、全民奔小康的目標能否實現？這些很實際很要緊的問題都將對此番去產能提出非常嚴肅的考問。
然而，中國去產能的發展大勢不容動搖。從我國以往經濟發展進程來看，每一次重大的經濟結構調整，都伴隨著嚴峻的考驗和壓力，都要處理繁瑣的“疑難雜症”。由於中國的經濟模態與世界其他國家地區的經濟模態有很大不同，在歷史上更無前車之鑑。因此，每一次重大的經濟改革挑戰，都不能指望外人，在我國的歷史上也沒有可照搬的經驗，必須要由當代中國人自己基於正確的研究判斷來面對解決。但從40年的改革發展經驗看，中國每一次經濟結構調整面臨的急流險灘，都沒有阻擋住中國經濟發展的浩蕩洪流，也沒有在外國人的指指點點下陰溝翻船，倒是由我們自己探索出來一條條與眾不同的中國發展道路，讓我們取得一次又一次的巨大發展成就，在世界經濟領域邁上一個又一個的發展臺階，至今仍坐擁世界經濟火車頭這一舉足輕重的國際經濟話語權地位。此次去產能、去庫存、去槓桿、降成本、補短板，著力提高供給體系質量和效率，對於我們這個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而言，面臨新的挑戰恐怕比歷史上任何一個時期都多，面對的壓力恐怕也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要大，但我國還是迎難而上，志在必得，也充分體現出，當今中國對於解決自身各種經濟問題的一份堅定和自信。
對企業而言，去產能勢必帶來陣痛，但這也是企業調整結構、轉型升級的良機。企業要有清醒的認識，要主動淘汰落後產能、退出過剩產能。只有通過去產能才能促使產品價格恢復到比較合理的水平，這樣企業的經營狀況才會好轉，企業的創新能力才能恢復。
幾年前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指出，要認識新常態、適應新常態、引領新常態，是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我國經濟發展的大邏輯，這是綜合分析世界經濟長週期和我國發展階段性特徵及其相互作用作出的重大判斷。因此，在改革面臨種種困難和挑戰的前提下，全國上下更要心往一處想，勁往一處使，才能讓問題迎刃而解，下好全國一盤棋。為此中央提出“必須統一思想、深化認識，必須克服困難、闖過關口，必須銳意改革、大膽創新，必須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在理論上作出創新性概括，在政策上作出前瞻性安排，加大結構性改革力度，矯正要素配置扭曲，擴大有效供給，提高供給結構適應性和靈活性，提高全要素生產率”。這些精神不僅高屋建瓴，也為確保此番經濟改革的順利進行、實現我們想要達到的目標和制定具體的行動綱領指明瞭方向。
去產能面臨問題與對策
李克強總理曾就指出，去產能過程中要突出解決好錢、債、人這三個關鍵問題。“要加大財稅支持，妥善解決企業辦社會職能和歷史遺留問題；要加強金融扶持，用市場化方法及時處置企業債務和不良資產，防範金融風險要妥善安置職工，兜牢民生保障底線，維護職工合法權益……”
產能去掉後，勢必會影響到產能的製造者企業職工的收入和崗位，中國是否會因為去產能而產生又一輪的工人下崗高峰、工廠關停並轉，應當說，今年以來，在去產能的牽引下，國內不少地方已經出現這種現象。
雖然目前有關去產能將造成多少工人下崗還沒有確切的數據，但如何安置這些人員無疑是對各地政府的一個嚴峻考驗。礦業界根據國家統計局各行業就業人口和產能數據預測，去產能至少會給煤炭行業帶來73.26萬人失業。
對此，雷軍建議，在供給側改革的過程中，政府應出臺各種扶持政策，引領企業的轉型。因為在轉型過程中，企業會遇到很多的困難。“十三五”規劃中會出臺很多政策對企業進行扶持，渡過難關，其中會包括下崗員工的培訓和再就業問題。
全國政協委員、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原所長賈康在接受記者採訪時建議，去產能過程中，財政政策和稅收政策要相互配合。財政是要維持社會保障體系的，去產能過程中一些社會保障體系發揮作用的事情，財政要配合著上。稅收要發揮結構引導作用。
除職工如何安置外，資產處置也需要高度關注。工信部副部長馮飛主張，“關於資產處置，還是要通過市場化的手段妥善處置企業的債務和銀行的不良資產。
去產能可能進一步打擊居民的消費預期，從而使經濟面臨更加明顯的下行壓力。因此，挖掘新的市場內生動力,通過兼併重組使一些企業重獲新生，以“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開展產能合作並輸出人力資源，加快推動傳統工業企業向高水平生產性服務業方向轉型，激發企業技術提升和創新活力，調整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供給資源、資金配置，發揮我國業已取得的高端產業優勢向傳統領域的輻射能力（如互聯網+）等，都亟待付諸實現。另外，在這個過程中，也應當借鑑以往經驗，如新生產能和服務不能再由政府買單，必須與市場真正銜接到位，而政府則是在引導和政策上的提供支持。
除了上述應注意的問題，為更好地發揮監管約束的作用以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政府還需要“放管結合”，在放開競爭性領域的經濟性監管的同時加強社會性監管，並建立健全現代監管體系，加強價格、投資、成本、服務質量和市場交易規則等方面的系統性監管職能，實現精細化管理。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當前我國的工業產能嚴重過剩不是一天兩天造成的，同樣，要化解掉這些過剩的產能也絕非一日之功，需要全國上下通力合作下好去產能這盤棋。政府與企業要各司其職，找準定位，互動互補，堅定按照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的部署開展經濟工作，那麼我國過剩的產能重新回到合理水平將指日可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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