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題為《中國旅行社的興衰》
“出
館子門分手的時候，李先生問辛楣是否輪船公司有熟人，買票方便。辛楣道，託中國旅行社去辦就行”。錢鍾書在《圍城》裡安排主角方鴻漸和李梅亭、趙辛楣兩位同事聚會，商量如何從上海奔赴遠在湘西的“國立三閭大學”時，提到了“中國旅行社”這個不用熟人便可方便買票的機構。
對民國時代的中國人來說，旅行找這家機構理所當然。冰心從北京南下探親，也打電話到中國旅行社買船票。她在《南歸》中還寫道，船到上海，“我又失望，又害怕，孤身旅行，這還是第一次。這些腳伕和接水，我連和他們說話的膽量都沒有……無可奈何，才開門叫住了一箇中國旅行社的接客，請他照應我過江”。對中旅的服務人員，老舍評價更高，小說《一天》中這樣描述，“到了車站，遇見中國旅行社的招待員。老那麼和氣而且眼睛那麼尖，其實我並不常到車站，可是他能記得我，‘先生取行李嗎？’”。
作家落筆寫下這些句子的時候，那個藍邊紅星綴著一個黃色“旅”字的標識一定會浮現在腦海。對行走在戰亂中國的旅人而言，這個標誌和它背後的中國旅行社有著別樣的意義。
[中旅社奉化雪竇山招待所（已毀）。]
身逢亂世，也要旅行
民國是個奇怪的年代。內有軍閥連年混戰，外有日寇虎視眈眈，但作為一個名義上統一的國家，省際往來不絕，政客、商人和學者在全國行走，外國旅客更是所在多有。即便發生過土匪綁架一整列火車乘客的臨城大劫案，也未能阻止民眾流動的腳步。
中國旅行社便在中國第一大城市上海橫空出世，被錢鍾書寫入小說的客票代購服務是其起家主業。開業之初，中旅為招攬客戶前來購票，別出心裁地設計了一種藍布燙金字的票夾，購票一張即送，頗受歡迎。
中國旅行社的事業，隨著醫生、律師、教師、銀行職員等從事現代職業的新興市民階層，在上海、天津、北平等城市崛起而發達。這些人有錢有閒，不滿足於城市郊野名勝，還憧憬遍覽祖國名山大川。因應這一需求，中國旅行社迅速開辦起現代旅旅業務。
先是在1924年，中旅組織杭州觀覽團、海寧觀潮團，繼而陸續將業務拓展到無錫惠山、富春山、江西廬山、莫干山。1930年代中期，中旅又將業務拓展到華北的青島、北戴河等地，不斷開創新線路，營造新產業。1936年德國柏林舉行第11屆奧運會，中國旅行社組織參觀團前往柏林，開中國體育旅遊之先河。
為宣傳旅遊這一新概念，中旅創辦《旅行雜誌》，刊載國內外遊記、攝影作品及各地風土人情，邀請周瘦鵑等報界名家撰稿，堪稱1920年代的《孤獨星球》。雜誌“向主美觀，不惜巨資，用銅版紙精印”，引領風氣之先，也迎合了“黃金十年”間的上海富裕市民階層的文化需要，頗受歡迎，逐步由季刊改為月刊，銷路逐年上漲。在抗戰全面爆發之前每月發行高達3萬餘冊，不僅抵消成本，還能頗有盈餘，對中旅遊覽業務更有促進作用。
十餘年間，中國旅行社的服務向上下游不斷拓寬，其業務廣告自稱“既辦客運，又辦貨運；既業導遊，又業出版；既營旅館，又營餐車；既協助大批學生出國留學，又協助公私集會之舟車事宜”。
1937年7月，抗日戰爭全面爆發，中國旅行社的業務隨之發生變化，旅遊業務讓步於交通需求。有人打趣，淞滬抗戰爆發之後，中旅往返滬杭的“春遊專車”和“觀潮專車”都變成了“避難專車”。隨著逃難的人群湧入大後方，中旅的業務繼續延伸。在西安、蘭州、重慶、成都、昆明等後方重要城市之間的道路上，中國旅行社與公路運輸管理局簽訂合約，承辦公路食宿站、開設招待所。旅客只要向中旅購買聯票，一路食宿便有了著落。
[上海商業儲蓄銀行大樓，1931年落成]
“銀行之先鋒隊”
中國旅行社不是石頭裡蹦出來的孫悟空。它在1923年8月初設之時有另一個名字——上海商業儲蓄銀行旅行部。背後的創始人，是以“服務社會”為宗旨的著名銀行家陳光甫。
1915年，陳光甫以8萬資本、7名職員，創辦上海商業儲蓄銀行。陳光甫在經營中經常打破常規、創新業務，甚至不惜舍小利以搏口碑，取得不俗的成績。儲蓄方面，零存整取、存本付息等儲蓄方式，均為該行率先引入。
銀行業務迅速擴張、在全國各地開設分行，陳光甫身為總經理，自然需要四處奔波，對途中辛苦別有感觸。“某年深冬，我一個人於午夜乘火車抵徐州。那年氣候特別寒冷，當我出站的時候，望見還有許多三四等車的乘客，密集在露天的月臺上等候搭車，男女老幼，各自守著自己的行李，依偎一團，在徹骨的寒風中發抖。”陳光甫回憶起當年的經歷，又想到上海的旅行機構多為外國人服務，不僅收費昂貴，而且態度傲慢，決心開辦一個服務國人的旅行機構，“一要讓旅客能有好好的睡眠，二要讓旅客能有舒適的沐浴，三是要供應旅客以潔淨簡便的膳食”。中國旅行社前身——上海商業儲蓄銀行旅行部，應運而生。
開辦初期的旅行部不僅要拓展業務、與各輪船公路、鐵路局簽訂票務協議，還要在大城市和景點興修招待所，為了方便旅客上下廬山，甚至還自購滑桿、聘請民夫成立了運輸隊，以至於到1927年獨立為中國旅行社時，仍然處於虧本狀態。上海商業儲蓄銀行的股東們認為這筆生意無利可圖，是個累贅，對陳光甫的決策頗有微詞，但陳氏力主堅持，終於漸見曙光。
成績不僅來自於遠見，也是嚴格管理結果。陳光甫注意延攬人才，也想法設法留住人才。中旅在經營虧本的時期，也按月發薪、按考績發獎金，併為職員和家屬提供住房。陳光甫聘請留美學習旅館企業管理的周良相到中旅擔任襄理兼新開辦的首都飯店經理，開出的薪水比他這位銀行總經理還高。
對服務人員，陳光甫提倡“應對旅客，首當和藹。惟面貌死板為國人通病，此或為舊時代禮教所養成，我等須力改之。宜常以笑臉近人”，要求“同人面手均應清潔，衣服亦當整齊”。在各地自行開辦的招待所，即使規模不大，也要獨立設置現代衛生設備，用彈簧軟床。受委託經營的招待所，則以潔淨衛生為第一要務，務必使傳統旅店中被褥骯髒、蝨蟲咬人、敲詐小費、盜竊行李的現象絕跡。
苦心沒有白費，即使到了局面艱難的1940年代，中旅也是旅客的首選。
[陳光甫]
離不開政治的牽絆
陳光甫及其中國旅行社在1930年代已頗有名氣，為政界所關注。政府機構接待貴賓時，往往會請其提供服務。1931年，國際聯盟派遣李頓調查團到中國瞭解“九·一八”事變，便是由中旅料理行程。1936年西安事變中，蔣介石所住的華清池招待所由中旅承辦服務，其他國民黨將領留宿的西京招待所，則是中旅在西安開辦的第一家現代旅店。張學良送蔣介石回南京後，被軟禁在奉化雪竇山的中旅招待所內。
中國旅行社涉入政治事件最深的一次經歷，發生在1934年。“九·一八”事變之後，關內外交通、郵政全部斷絕。1933年長城抗戰後，國民政府與日本方面簽訂《塘沽協定》停戰。
日方要求解決關內外通車、通郵問題。但國民政府不承認偽滿洲國的存在，堅決予以拒絕，立法院甚至做出了“通車問題決不可商”的決定。
民意機構可以高談闊論，現實問題仍然需要解決。1934年5月30日，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通過通車辦法，經蔣介石核定後作為雙方談判的基礎。其中有一條便是，“通車事務應交由商業機關承辦，車票應由該商業機關發行”。國內有此實力的，只有中國旅行社一家，但是，陳光甫認為此事容易被誤解為與日本人合作，對當時因為開辦過“赴日觀櫻團”頗受非議的中旅而言並非好事。
為此，華北政務整理委員會委員長黃郛親赴上海與陳光甫談判，以“如不接受，則華北各省有被侵入可能，則所爭者小，而所失者大”相勸。終於在1934年6月，上海商業儲蓄銀行董事會通過決議，決定試辦通車業務六個月。
[中國旅行社創辦的《旅行雜誌》堪稱1920年代的《孤獨星球》]
1934年6月至12月間，中旅派出張水淇等8人，與南滿洲鐵路株式會社派出的平山貞齋等8人共同組建“東方旅行社”。該社駐在山海關內，所有進出東北的客車車票、貨運業務，都以該社名義收取結算費用，以示與政府無關。甚至連這個旅行社，對外也號稱是張水淇個人承辦，以避免發生有違民願的糾紛。
即便如此，中旅還是逃不過激進抗日團體的指責。“中國旅行社於本年六月間，悍然不顧舉國之反對，扶同南京政府之賣國政策，居然以第三者、純商業機關之巧妙名目，與日合作，承辦平沈通車，陷我國於事實上承認偽國而不恤”，上海各團體聯合會還號召各界斷絕與中旅的業務往來、不從中旅購買車票等等，中旅上海本部的玻璃也遭人砸毀。
雖然時任中旅社長陳湘濤曾表示，承擔關內外通車，是“為國家及關內外人民服務，即有挫損，亦所不計”。但重重壓力之下，中旅在1934年12月試辦期滿之後，宣佈停止參辦東方旅行社，一段尷尬狀態至此告終。
中國旅行社及陳光甫與國民黨政府的密切關係，也影響到了1949年後的命運。新政府交通部原本確定，中旅可以繼續代售客票、代攬客運、合辦轉運和合辦招待所。但到1952年，鐵路局和各省公路運輸局相繼以需要加強票源統一分配為由，終止了與中旅的合作。民航局雖然仍然保持合作關係，卻不保證通過中旅購票的旅客一定有座位。喪失了代售客票代購這一主業，中旅收入一落千丈。
1949年到1952年間，中國旅行社連年虧損，只能靠收縮機構、削減員工薪水維持，連在南京最重要的營業據點首都飯店也被出售。儘管如此，中國旅行社四年間虧損總額還是達到了人民幣舊幣132億；加上陳光甫出走香港，上海商業儲蓄銀行停業，中旅喪失了作為銀行先鋒隊的作用，虧損額也得不到外來的補貼，終於在1954年7月宣佈歇業。傳奇從此走到終點。
《鳳凰週刊》特約撰稿/ 王戡
本文節選自《中國旅行社的興衰》，原文刊載於《鳳凰週刊》2016年第11期，總第57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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