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拉·巴列維（Farah Pahlavi）說，“我第一次和安迪‧沃霍 (Andy Warhol) 見面是在華盛頓，在白宮。”
法拉·巴列維是最後一任伊朗國王巴列維的流亡遺孀，巴列維國王在1979年的伊斯蘭革命中被推翻。這位現年80歲的“沙班努”（波斯語女王之意）在支持者中仍聲名不減。她的翻領上彆著一枚形似祖國的徽章，徽章上飾有巴列維盾徽。現在她坐在倫敦皮卡迪利 (Piccadilly) 一間精緻的書店裡，回憶她1975年的美國之行。那次美國之行中，她出席了福特總統主持的晚宴。在她面前的是一本裝幀華麗的最新出版物《伊朗現代：藝術女皇》(Iran Modern: The Empress of Art)。這本書講述了約150件現代西方藝術收藏品的不凡故事，這些藏品由伊朗國家政府在沙拉‧巴列維親自督導下於1970年代獲得。
沙班努撫摸著書的封面，這是安迪‧沃霍為她畫的肖像，藍色的眼影，粉紅色的口紅，背景則是一片亮麗的黃色。這幅肖像可以追溯到1976年，即她白宮初見安迪‧沃霍的第二年。沙拉‧巴列維回憶說，“安迪‧沃霍正從一間房跑到另一間房，顯然他怕我找他跳舞。”她微笑著解釋說。“他很害羞。”
然而，這位美國流行藝術家並沒有害羞到不為沙拉‧巴列維畫像的地步，沙拉‧巴列維有“中東的傑基·肯尼迪”之稱。傑基·肯尼迪是遇刺的美國總統肯尼迪的遺孀，以高貴美麗著稱。1976年夏天，安迪‧沃霍和他的經理人休斯 (Fred Hughes) 來到這位王后的家中，即德黑蘭尼亞瓦蘭宮 (Niavaran Palace)，用寶麗來相機為她拍攝取樣，當時她身著一件簡約奶油色襯衫，而他則以此為據創作出一系列絲網肖像。這位藝術家的一位隨行人員科拉切洛(Bob Colacello) 回憶，“北德黑蘭讓我想起貝弗利山莊。”當時他們一行住在德黑蘭洲際酒店，據說沃霍爾很喜歡向客房服務生點魚子醬就餐。
兩年之後，安迪‧沃霍再度受邀為王后的丈夫畫像，儘管這一次他必需以官方照片為樣本來作畫。然而就在一年以後，巴列維王朝覆滅，巴列維國王攜王后及家人逃往埃及，國王於1980年在埃及去世。這位前伊朗王后如今已80歲高齡，在美國馬里蘭州與巴黎的一處俯瞰塞納河的典雅公寓之間輾轉生活，她沒有將安迪‧沃霍所作的畫像帶走，一併留在德黑蘭的還有大約300幅現代西方及伊朗藝術作品，這些作品都是她在1970年代得夫君恩寵，以伊朗石油財富所購得。
隱匿的藏品
時至今日，這些並未獲得太多關注的收藏品在德黑蘭當代藝術博物館（Tehran Museum of Contemporary Art，簡稱 TMoCA）的地下室裡幾乎完好無損地保存下來。沙拉‧巴列維在她1977年生日當天為這間博物館揭幕，出席揭幕禮的還有洛克菲勒。這些並未獲得太多關注的收藏品收羅了英國畫家法蘭西斯‧培根（英國同名哲學家法蘭西斯‧培根的後人）、瑞士畫家賈科梅蒂、比利時超現實主義畫家馬格里特、畢加索、波洛克、雷諾阿和羅斯科等大師的傑作。據一些人估計，這些藏品如今價值高達 30 億美元（23.5 億英鎊）。
逃離這個國家時，她難道就沒有動過念頭想將這些藏品中的任意一件帶走嗎？她告訴我，“我是為伊朗購買藝術品，不是給我個人的。”她那柔軟棕色的眼睛閃爍片刻，眼神裡透出一絲驕傲的不屑。她說，自己唯一的紀念品是一把髮梳，這把髮梳曾經屬於安迪‧沃霍，她離開伊朗後在一次拍賣會上將它買了下來。
據沙拉‧巴列維透露，伊朗收藏這批現代西方藝術品（歐洲和北美之外最偉大且無疑最有價值的一批藝術品）的故事源於她自己對藝術和文化的濃厚興趣。她於1938年出生於德黑蘭一個上流社會家庭，婚前名字叫做法拉·笛芭(Farah Diba)，在伊朗駐巴黎使館的一個歡迎會上邂逅了國王巴列維。她於 1959 年嫁給了國王，婚禮上她身著一件伊夫‧聖洛朗婚禮服。那年她21歲，成為巴列維國王的第三任妻子。
她說，她意識到自己來自“一個擁有古代燦爛文明的國度”，畢竟，居魯士大帝 (Cyrus the Great) 於公元前550年建立了強大的波斯帝國 (Persian Empire) 的第一個王朝，於是1967年她在伊朗中部創辦了一年一度的希拉茲藝術節 (Shiraz Arts Festival)。
身為王后的她常常購買畫作來支持年輕的伊朗藝術家。她回憶說，因為“在那些日子裡，富人買的都是古代伊朗文物，而不是現代藝術。我總是告訴政府去購買畫作而別去買醜陋的傢俱。”
從古代到現代
60年代末，王后出席了一個展覽的揭幕禮，並與一位叫做達魯迪 (Iran Darroudi) 的伊朗藝術家交談。伊朗的現代西方藝術大批收藏就因此番話埋下了第一顆種子。達魯達說，“她告訴我，‘我希望我們能有一個展覽作品的地方’——我說，‘這是一個好主意：我們應該有一個博物館。’”博物館計劃隨之而展開，沙拉‧巴列維委託自己的堂兄、建築師卡姆蘭·笛芭 (Kamran Diba) 來設計德黑蘭當代藝術博物館（館址位於原來的一處閱兵場），與現在的鬱金香公園（前身為法拉爾公園）毗鄰。同樣作為該博物館創始館長的笛芭受到了傳統波斯建築元素和紐約古根海姆博物館(Guggenheim Museum) 螺旋形狀的啟發。建造這間博物館的思路是：這間場館應該成為由王后贊助的博物館群的一部分。這個博物館網絡還包括1976 年興建的國家地毯博物館。
決定建造一座全新的藝術博物館之後，沙拉‧巴列維意識到博物館需要的是藏品。70 年代初的伊朗經濟富庶。她告訴我，“那段時間我們從石油中獲得了可觀的收入，儘管我們所有的問題也同樣產生於那段時期。”起初她考慮回購古代伊朗手工藝品；幾百年來，這些手工藝品已散佈於世界各地。然而她迅速得出結論，這樣做太昂貴了，不過同樣讓她“青睞有加”的現代西方藝術則更易負擔，而且更易獲取。因此，她召集了一支顧問團隊從零開始收購世界級的現代藝術作品，從印象派畫派開始。
她的代表們開始與各美術畫廊磋商，甚至遠赴紐約徵詢大都會博物館的意見。她解釋說，以瞭解一幅畫作是否很好，而且價格是否能夠接受。在此期間，她還與麥格特基金會（一間著名的現代藝術博物館，位於法國南部，創建於1964年）取得聯絡以尋求幫助。
在非常短的時間內，沙拉‧巴列維的團隊就已積聚了一批足以令地球上任何一間機構豔羨欽慕的現代藝術藏品。她的丈夫並沒有她那樣的熱情。她說，“他忙著處理伊朗國內的其他重要事務，而且他對外國現代藝術並不特別感興趣”。不過國王支持這個項目，並授權伊朗國家石油公司 (National Iranian Oil Company) 資助購買藏品（1973年，伊朗是世界上第二大石油輸出國）。正如她所說，“如果我需要預算來購買這件藏品或那件藏品，他總是會幫我。”而這裡她所說的"這件藏品"可能指的就是高更 (Paul Gauguin) 的《日本木刻靜物》（Still Life with Japanese Woodcut，作於1889年）。“那件藏品”則可能是波洛克的《印度紅地壁畫》（Mural on Indian Red Ground，作於 1950年），2010年，克里斯蒂拍賣行 (Christie’s) 對這件作品估值為2.5億美元。
從某種意義上說，人們可以將沙拉‧巴列維購置的藝術藏品理解為與國王所謂的現代化和漸進式改革的“白色革命”相契合。同為此書作者的博洛 (Viola Raikhel-Bolot) 和達琳 ( Miranda Darling)在《伊朗現代》書中，稱這位王后為“用軟實力的影響來永遠改變國家結構的見證者。她的遠見卓識和對國家的奉獻把1970年代變成了伊朗的黃金時代。”
對於巴列維國王的批評者來說，這或許聽上去有些過譽。伊朗人民對於她在70年代大批購買現代藝術品的反響如何？沙拉‧巴列維回答，“你知道，即使在今天，在英格蘭或紐約，你都沒法期望每個人都熱愛現代藝術。但這些都是伊朗國家的藝術寶藏。藝術將人民團結在一起，這種力量超過任何政治演說。”
然而，她的花銷難道沒有增強國王的政權在人民心目中揮霍浪費的印象嗎，而不正是這導致了國王政權的垮臺？她皺了皺眉。“根本沒有，根本沒有。一點兒負面反應都沒有。”
在擴充藝術藏品期間，除了安迪‧沃霍爾，王后還會見了數位她仰慕的藝術家，包括薩爾瓦多·達利 (Salvador Dalí)、馬克·夏卡爾 (Marc Chagall)（夏卡爾當時住在麥格特基金會附近），以及英國雕塑家亨利‧摩爾 (Henry Moore)。亨利‧摩爾的田園工作室位於佩裡格林美術館 (Perry Green) 所在的赫特福德郡 ( Hertfordshire) 小村莊，地處倫敦郊外，她曾經到訪此處。她回憶說，“我走進去時，他給我看了一幅小畫，並說，‘我要每一個人都告訴我這是誰畫的。’謝天謝地，我說是米洛 (Miró)。答對了。我當然非常驕傲。”胡安‧米洛是西班牙畫家。
據報道，德黑蘭當代藝術博物館花園裡一座亨利‧摩爾的雕塑因受子彈襲擊而損壞。彈洞仍然可見，提示人們，這很可能是動盪的伊斯蘭革命留下的遺蹟。
對於伊朗的現代藝術藏品歷史而言，最讓人驚訝的是，在伊斯蘭革命之後，大部分藏品並未損壞也未散失。不過也有例外。據沙拉‧巴列維（革命之後，她被缺席判處死刑）回憶，她曾觀看過一部法國電視紀錄片，這部紀錄片呈現了安迪‧沃霍為她畫的一幅肖像，頗為引人注目地懸掛在德黑蘭的宮殿裡， 肖像上留有刀痕。
還有一宗令人驚奇的事發生在1990年，有人用抽象表現派畫家庫寧 (Willem de Kooning)創作的《女性 III》(1953)與一位美國收藏家手中的一幅16世紀的波斯細密畫在維也納國際機場的停機坪上做了秘密交換，此情節足以拍為驚悚電影。
不過，多年以來這些無人見過的藏品在德黑蘭這間博物館的地下室裡受到冷落。在 2005 年，有幾幅畫作曾在伊朗公開展覽過。這些現代藝術藏品從未激怒反西方神權的統治者，即伊朗伊斯蘭共和國政權，其原因依舊成謎。大概是因為藝術的價值讓其免受破壞。某些畫作（比如雷諾阿的《敞開襯衫的加布裡埃爾》（Gabrielle with Open Blouse，作於1907年）以裸露雙乳的模特為特色）可能永遠無法在伊朗展出。
不過就在去年，這些藏品中的一部分精選作品在德黑蘭當代藝術博物館展出。這批展品原本打算作一個國際巡迴展覽，但即將在柏林和羅馬展出時計劃被取消。據《星期日泰晤士報》(The Sunday Times) 一位曾參觀過德黑蘭展覽的記者報道，這次展覽開放僅兩個小時後，審查者就來到展覽場地，移除了法蘭西斯‧培根作於1968年的一組三聯畫的中間一幅，因為這一聯描繪的是兩名男子一絲不掛肩並肩躺在床上的情景。（ “仔細看看，”拉姆 (Christina Lamb)寫道。“桎梏仍然存在。”）同性戀在伊朗是違法的。
沙拉‧巴列維有禮貌地拒絕猜測為什麼伊朗後革命時代的領袖既未變賣又未毀壞她所創建的藏品寶庫。不過我想知道的是，當她翻閱《伊朗現代》這本書，看到如此眾多的藝術品而她卻再也不大可能親眼目睹之時，她的感受如何。傷心嗎？“不，”她回答，語氣輕柔和緩，“我不傷心。革命之後，我非常擔憂這些畫作。但幸運的是，除了一幅被換走之外，其餘的都還在那兒。我記得幾年前[在 2005 年]，（博物館的）一位負責人在一次展覽中展出了一些畫作，我收到了一位年輕女士的電子郵件。她是一位伊朗畫家，她說，在羅思科的一幅畫前駐足時，我熱淚盈眶。”德黑蘭當代藝術博物館藏有兩件羅斯科的作品，如今每件作品的價值都在一億至兩億美元之間。
“所以，我很高興人們能夠看到他們所擁有的藏品，”她指著在她面前桌上的《伊朗現代》，“因為這些畫屬於伊朗”。她頓了頓，接著說，“我一直都在說，你用愛和信仰播下的種子永遠不會消亡，將會永垂不朽。”
《伊朗現代：藝術女皇》（阿蘇利納Assouline出版社出版，售價 650英鎊，作者博洛、達琳 ）現已停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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