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到周建人，無論如何也繞不過去的，就是他的兩個哥哥，魯迅和周作人。
這二人對他的一生影響巨大，可以說，在某種程度，他們幾乎左右著他的命運和生活。特別是魯迅，這種影響伴隨了周建人的一生。直到現在，介紹周建人，必須要加上，他是誰的弟弟。打個不恰當的比喻，魯迅好比是太陽，周作人則是月亮，周建人就是星星了。我一直覺得，周建人並不願意生活在太陽和月亮的光芒之下，沒有人願意被別人照亮，而不是自己發光。他的生活空間被兩位哥哥佔據著，留給他的地方太小了，他一直在努力地想擺脫這種影響，但是徒勞無益。對於這種種的宣傳和送上門的優惠，他無力阻攔，也無法掙脫，只能消受。我想，這種內心的苦楚，應該是有的。何況，他是一個有著強烈自主意識的人。
魯迅先生
在近代中國的歷史上，周氏三兄弟魯迅、周作人、周建人常與同時代的宋氏三姐妹宋靄齡、宋慶齡、宋美齡相提並論，他們的影響都是空前的，但就文化意義講，宋氏三姐妹則遠遠無法與周氏三兄弟相頡頏。
三兄弟各有所長，也各有命運。魯迅與周作人都博有文名，是文化界的棋手和棟樑，周建人則一直在兩位哥哥的盛名之下，夾縫之中，名位略顯尷尬。世人對三人的評價也各有千秋。魯迅身披民族魂，被推上聖壇，被萬人景仰；而周作人則因為附逆，身敗名裂，遭千夫所指；周建人一生謹慎，先抑後揚，看似無功無咎，終得頤享天年。同為兄弟，身世相同，命途迥異。百年之後，回頭再看，套用稼軒詞：了卻塵世平生事，贏得生死不同名，可憐同胞生。
周氏兄弟同出一門，後兄弟鬩牆，家庭分分合合，外人很難釐清，道是治絲益棼，越搞越亂。而且，搞清楚又能怎樣？與其再花力氣判斷他們的家務事，還不如看看他們兄弟之間有哪些相同之處，還有哪些積極的社會意義，可供今人效法學習。
按照當今成功學的推論，一個人成功的背後，往往會有幾個關鍵的要素，包括：遺傳、家庭、環境、教育、機遇、個人努力等等，這是一個相互關聯的鏈條，似乎缺一不可。
拿這套理論來分析周氏三兄弟，也大致能對上號。不過一個人的一生遠不是幾個符號或者是幾個概念能夠解釋的。假如拋開魯迅的地位，還原他的作家身份；不提周作人那段歷史，再現他文化人的原貌；也不說周建人顯赫的官職，以學者視之，那麼，我們就會發現，三兄弟同宗同族，家教一致，遺傳相同。說到成功，就不能忽視他們的勤奮，這才是他們的成功之基，不管環境怎樣變化，他們一樣地努力，不停地工作。求學之間，他們都是三更燈火五更雞，硬讀出來的，翻翻魯迅描寫少年讀書時的作品，再看看魯迅和周作人在日本留學時的狀況，你就知道，梅花香自苦寒來。再想想周建人固守鄉村老宅，在青燈古瓦之中，自學植物學、英語，又有多少甘苦辛勞。更為難得的是，他們這種勤奮的勞作，是持之以恆伴其一生的。
有人說，魯迅是累死的。他不停地讀書、寫作，不停地跋涉，沒有一刻停閒。他自己說，我是把別人喝咖啡的工夫全用在了寫作上。著作等身，那是一筆一筆寫出來的。周作人老了還壯心不已，頂著特殊的頭銜，硬是翻譯了著名的《希臘神話》，為自己的寫作生涯，再添收官之作。你再想，90歲的周建人眼睛都快瞎了，還拿個放大鏡，要重譯《共產黨宣言》。
事實證明，世界上沒有一種力量比勤奮更有力量。
一門三傑，舉世罕見。更有意思的是，他們三人都選擇了寫作為生，而且，都成就了一番大業。
三人都是作文高手。馮雪峰說：周作人是中國第一流的文學家，魯迅去世後，他的學識文章，沒有人能相比。
張中行先生說：“散文，最上乘的是周氏兄弟，一剛勁，一沖淡，平分了天下。”這種褒揚，二人當之無愧。
周建人的文章自然無法和兩位兄長相比，但是他也開啟了屬於自己的天地，科學小品，自稱一格。
都善著文，但卻內容有異，文風不同。有道是魯迅行文常帶怒氣，以批判社會為己任；作人行文常帶人氣，以宣揚人性為宗旨；建人行文常帶真氣，以轉播科學為目的。
再看看三兄弟的個性。
其實，三兄弟都是好強桀驁之人，不會輕言退卻放棄。三兄弟久分不合，誰又能說不是個性使然。換句話說，三人性情中，都有很強硬的東西。魯迅自不必多言，毛澤東說他骨頭最硬。面對各種圍攻，他很強勢，自不憚言：“我向來不憚以最壞的惡意揣測中國人。”
周作人留給社會的印象，是個軟弱的人，面對妻子的逼迫，不像個大丈夫，這可能只是他性格中的一面。我倒覺得，他是個非常任性而固執的人，不然也不會釀成大錯。周作人自言：“我最厭惡那些自以為毫無過失、潔白如鴿子，以攻擊別人為天職的人們，我寧可與有過失的為伍，只要他們能夠自知過失。因為我自己也並不是完全無過失的人。”這種軟中帶硬的話，不比金剛怒目的力道差。
周建人一生獨立地思考，獨立地生活，獨立地表達，不講違心話，不做違心事。寧肯不說，也不亂說。這就是他最硬的一面。
周建人、葉聖陶等在武侯祠劉備墓前。
我們在生活中不難發現，真正的能者、強者，必有好強之心，有堅持之志，有獨立之姿。
最難得的是，三兄弟都是生於封建家庭，受教於傳統道德，但是，他們沒有成為封建社會的衛道士和殉道者，而是背叛了自己的出身，走上了一條追求新生活、新思想的時尚之路。在那個兵燹亂世，勇敢地豎起了新文化的大旗，宣傳新文化、新道德、新科學，用文明、文學、科學來拯救民族和未來。三兄弟幾乎同時站在社會變革的前列，相互砥礪，相互競爭，都成為了戰士，成為引領社會進步的文化先鋒，成為唯物主義者。這不能不讓人佩服。甚至就連最後的選擇，三兄弟也大致一樣。
讓我們來聽聽他們最後的聲音。
魯迅歿時55歲，周作人去世時82歲，周建人壽長，96歲離世。三人都有遺囑。
魯迅是1936年10月16日在上海逝世的。生前，他立下遺言：
一、不能因為喪事受任何一文錢——但朋友的，不在此例。
二、趕快收殮、埋掉、拉倒。
三、不要做任何關於紀念的事。
四、忘掉我，管自己的生活——倘不，那就真是糊塗蟲。
五、孩子長大，倘無才能，可尋點小事情過活，萬不可去做空頭文學家或美術家。
六、別人應許給你的事物，不可當真。
七、損著別人的牙眼，卻反對報復，主張寬容的人，萬勿和他接近。
1965年4月26日，時已80歲的周作人自知將不起，也立下遺囑：
“餘今年已整八十歲，死無遺恨，姑留一言，以為身後治事之指針。吾死後即付火葬，或循例留骨灰，亦隨便埋卻。人死聲消跡滅最是理想。餘一生文字無足稱道，惟暮年所譯《希臘神話》是五十年來的心願，識者當自知之。”
逾二年，1967年5月6日，周作人在紅衛兵的折磨下身故。
1984年7月29日，周建人在北京逝世。他的遺囑是：
“我身後的喪事要從簡，要改變繁文俗禮的舊習慣。現在大家都在努力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資金很寶貴，時間也很寶貴，不能因為辦喪事花國家的錢，不能浪費大家的時間。我死後不要開追悼會，不要舉行遺體告別儀式，屍體交給醫學院供醫生做解剖。最後把骨灰撒到江河大海里去。偉大的革命導師恩格斯的骨灰就是這樣處理的。我們作為馬克思主義者，應當學習他的徹底革命精神。”
生當作人傑，死亦為鬼雄。仔細看看，不難發現，周氏兄弟殊途同歸，死後速朽，不求紀念，不拖累他人的想法是驚人地一致。
時人有這麼評價三兄弟的，說是：一個大作家，一個大漢奸，一個大幹部。
可是，當你把他們放在一個屋簷下，退回到家庭的層面，再看三人，你會發現，他們嘴上留著一樣的黑硬的短髭，一樣的黑眉，一樣的浙江面孔，講一樣的紹興官話，這驚人的相像後面，是他們一樣的才華橫溢，一樣的著作等身，一樣的個性獨立，一樣的勤勉奮發，一樣的自信好強，一樣的自我，一樣的自尊。
王安石有詩云：
沉魄浮魂不可招，遺編一讀想風標。
何妨舉世嫌迂闊，故有斯人慰寂寥。
把酒問天：一家人乎？異家人兮？
神秘的周氏三姐妹
周建人和夫人王蘊如育有三個女兒。如今，大女兒周曄、二女兒周瑾都已去世，周家三個女兒只剩下三女兒周蕖了。
以周建人的顯赫身世，再加上週家特殊的地位，按理說，周氏三姐妹應該有很多的亮相機會，外界對她們也會有不少的關注和報道。採訪之前，我在網上搜索了很長的時間，結果很失望。幾乎沒有任何消息，沒有見到一篇有關周建人子女的報道。唯一一個相關的消息，是說周建人的女兒周曄曾出版過兩本書，即由周建人口述，周曄整理出版的《魯迅故家的敗落》和《魯迅在上海》，而對周曄的具體情況，網民們則張冠李戴，安在了北京一所大學的教師身上，說這位年僅40多歲、同名同姓的老師就是周建人的女兒周曄。
不僅如此，網上盛傳的高幹子女名錄，幾年來不斷地有人更新，但你還是看不到周建人家庭的情況。面對如此強大的搜索引擎和社會關注的目光，這麼多年來，周氏三姐妹一直埋頭工作，低調生活，隱身於大眾目光之外，是有意而為，還是隨意而安呢？
新中國成立後，周建人先後在國家新聞出版總署、高教部、全國人大工作，這期間他在北京東城、西城數次搬家，“文化大革命”後才搬到護國寺，直到去世。周家的三個女兒則都出生在上海，並在上海讀的中小學，講一口上海話。1948年，周建人秘密加入中國共產黨，並帶一家人離開上海，前往黨中央所在地河北平山縣西柏坡。二女兒周瑾、小女兒周蕖中斷學業隨他在一起。而大女兒周曄已經參軍在江南的部隊裡了。
這一年，大女兒周曄已經24歲，二女兒周瑾21歲，小女兒周蕖16歲。更為有趣的是，在周建人正式入黨之前，他的兩個女兒，周曄、周瑾已先於他加入中國共產黨，姐倆不僅在上海就開始從事地下工作，周曄還過江參加了新四軍。按黨內的標準，兩個女兒參加革命的時間，還在周建人之前，是比他還老的老幹部。她們都能享受到離休待遇。
大女兒周曄起初就讀杭州之江大學英文系，在那裡參加了地下黨，後轉入上海聖約翰大學，為的是做教徒的工作。解放前她又過江參加了新四軍，此後便和家裡失去了聯繫。解放後，周建人的夫人王蘊如到上海搬家。結果，母女倆在火車上偶然碰上了，此時，站在母親面前的女兒，已經不是從前的那個乖乖女，而是一名颯爽英姿的解放軍戰士，這讓王蘊如又驚又喜，總算是一家人又團聚了。
周曄隨父母到北京後，被安排到全國總工會工作，時任總工會婦女部部長楊之華是瞿秋白的夫人，她和周家兩兄弟在上海時就是好朋友，和周建人更為熟悉，這樣，周曄順理成章地就跟著楊之華，當上了她的秘書。直到1958年，愛好寫作的周曄主動申請調到《工人日報》當記者。此後，周建人被安排到浙江省當省長，為了照護年逾7旬的老父親，周曄又調到浙江一個雜誌當了編輯。
周曄的丈夫叫張攸民，早年畢業於上海交通大學，也是在解放前就參加了地下黨，新中國成立後在鐵道部鐵道科學院工作。1958年曾到蘇聯留學，歸國後，他到上海渦輪機研究所工作，後任研究所副所長。
周建人返京後，周曄不願意到北京工作，便隨丈夫到了上海，調到上海譯文出版社，“文化大革命”後出任上海譯文出版社社長。
1981年，一心想寫作的周曄以照顧父親為名，借調到中央統戰部，她原本就不想做行政工作，正好找個理由，辭了譯文出版社社長一職，專事寫作。也就在這期間，她整理完成了《魯迅故家的敗落》一書，1984年，這本書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發行，因為作者特殊的身份，這本書反響很大，被譽為是一部研究魯迅故家以及魯迅著作中的人物、背景、思想最有權威性的書。2001年，福建教育出版社曾再版。
隨後，她又根據母親王蘊如的回憶，整理完成了《魯迅在上海》一書。也就是因為這兩本書的緣故，外界對周曄才略有所知，但也僅僅是知道個名字。
說起來，周曄身為長女，算是繼承了父親的外語才能，也繼承了他的寫作才幹，這兩本書也替父親了卻了一樁心事。
在她的寫作計劃中，她還要完成的一部作品是《瞿秋白傳》，這是她最想幹的事，遺憾的是，1984年周曄因肺癌先於父親去世了。為了不讓周建人感受到白髮人送黑髮人的難過，家人一直沒有把這個消息告訴他，住在醫院的周建人當時還常常問起周曄，問女兒為什麼不來看他。幾個月後，周建人也撒手人寰。這一年，周家除了他們父女之外，還去世了一位和她們長期生活在一起的親人，就是周建人的親家、顧明遠的母親。一年之內，三位親人接踵離去，這讓周家傷痛不已。
周曄育有3個兒子，大兒子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做校對。二兒子在北京，原來在鐵路上工作，後因病在家休息。三兒子則過繼給了妹妹周蕖、顧明遠夫婦。說來也怪，周建人對子女的教育很是放得開，他基本上採取的是無為而教，從不干涉女兒學習和擇業。
三個女兒中，二女兒周瑾選擇的是學醫，她就讀於上海中山醫學院，1948年，她中斷學業隨父親一起離開上海。到北京後，和姐姐一樣，她選擇了參軍，分到了解放軍衛生部。1954年，也被選送到蘇聯留學，主攻化學制藥專業，歸國後分配到了藥物研究所，後擔任了藥物研究所的黨委書記。
因為工作在部隊，又從事的化學制藥工作，周瑾很少拋頭露面。她的丈夫金經得，也是軍人。他們兩人是上海醫科大學的同學。金經得畢業後即參軍，曾在空軍司令劉亞樓身邊擔任過一段時間保健醫生，後任空軍總醫院內科主任、空軍司令部門診主任等。
可能是受藥物和放射性的影響，周瑾離休後身體一直不好，後因患上紅斑狼瘡，於2001年去世。她有一兒一女，如今都在美國，一個在大學裡教書，一個是眼科醫生。
小女兒周蕖也是隨父親一道去的西柏坡，當時她正讀高中一年級，在西柏坡她本應接著讀書，但時任統戰部長的李維漢說，馬上就解放了，你就別在這裡上了，等到了北平再去上學吧。這樣，周蕖就沒有在西柏坡讀上書，而這一陰差陽錯的安排，直接導致了後面一系列的不同。按照中央規定，在解放區讀書，就算參加了革命，就開始計算工作年限。於是乎，她參加革命的時間就被延後了，這樣，她就只能算是退休，而不是離休老幹部。
陰差陽錯的事後面還有，高中畢業後，周蕖報考了清華大學，當時可填報三個專業，她首選了經濟和氣象專業，第三個專業她有些猶豫，看到女兒拿不定主意，周建人提出：還是學生物吧。
然而，就在周蕖拿到清華大學經濟專業的錄取書不久，國內開始大規模選派到蘇聯的留學生，每個部門都分有名額，出版總署派不出人去，就把周蕖選上了。這樣，她只有放棄清華的學業，轉赴蘇聯。
到蘇聯後，陰差陽錯的事又落在了周蕖的頭上，因為是出版總署派出來的，蘇聯方面就安排她去莫斯科印刷學院學習印刷專業。學了半年後才發現，蘇聯的印刷專業跟中國的不對口，於是，她就想到了換專業，徵求周建人的意見，他還是說：“你去當教師吧，女孩子當教師最好了。”一句話，周蕖又轉到了莫斯科列寧師範學院教育系，開始學習幼兒學前教育專業，同在這所學校教育系的共有四個中國留學生，其中一個叫顧明遠，後來成了她的丈夫，還有一個叫朱敏，是朱德元帥的女兒。
回國後，周蕖繼承了父親的教師職業，被分配到北京師範大學，從事幼兒教育教學和研究，後來又轉為研究比較教育，從普通教師到教授，她一干就是4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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