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走了，感謝你讓我們讀懂俠義
“俠之大者，為國為民。”
《神鵰俠侶》裡的襄陽城，外族強虜壓境，大宋危如累卵，危急時刻，郭靖對楊過說出一番肺腑之言。兩個在金庸筆下最為出彩卻性格迥異的人物，在“俠之大者，為國為民”這八個字中完成了衣缽相承。文學是心境的使然。多年之後，在接受《中國青年報》獨家專訪的時候，金庸老先生依舊以“俠之大者，為國為民”與無數青年共勉。
用俠義構築江湖，構築精神世界，他與讀者亦師亦友。正因如此，金庸的逝去，分外讓人惋惜。
“大鬧一場，悄然離去。”金庸晚年刻意地淡出人們的視線之外，自有他參悟人生的道理。然而，有華人的地方就有金庸筆下的江湖。據《人民日報》官微近日發佈的“2015高校圖書借閱排行榜”數據顯示，金庸武俠小說在大學校園裡的受歡迎程度，堪與專業學科經典著作、當紅中外小說相媲美，擁有跨越年齡的持久魅力。其中《笑傲江湖》《神鵰俠侶》《天龍八部》等尤其受到大學生歡迎。而走出校園多年的我，在市圖書館已經很久都借不到完整一套的《鹿鼎記》。凡有井水處，皆有讀“金”人，就此可見一斑。
中國浸染千年的傳統文化，各種文學題材已構成一座座精神寶庫。而金庸卻能以偏大眾文學的武俠小說自成一家，除了他開山新派武俠小說的獨闢蹊徑，更有他對“俠義”二字的深刻詮釋。“行俠仗義、濟人困厄固然乃是本分，但這只是俠之小者。”“只盼你心頭牢牢記‘為國為民，俠之大者’這八個字，日後名揚天下，成為受萬民敬仰的真正大俠。”金庸正是借郭靖之口，道出了俠之“大我”與“小我”。
從情節細微入發的描刻，到角色洞察人心的勾畫，再到歷史宏大背景的代入，金庸層次分明的筆落模式，突破了以往武俠小說對主角快意恩仇、比試高下的膚淺表達，顯示出了“俠義”二字的大格局與大智慧。
在近代，中國人是有過被外虜入侵的慘痛記憶，出生於那個年代的金庸，耳濡目染，感同身受。他筆下的大俠，扶大廈將傾，解倒懸之急，用自己的力量和聲音放大出對國家的一種責任和態度。正是這份借俠義之名所抒發的家國情懷，讓歷來崇拜真英雄的華人世界掀起了不曾停歇的“拜金”熱潮。如今看，是俠義成就了金庸的文學地位，而金庸又讓無數年輕人讀懂了真正的俠義。這份薪火相傳，大概就是文以載道的根本內涵。
金庸筆下的俠義，是發軔於冷兵器時代，對於千變萬化的新時代，是否有能產生影響的弧度呢？答案是必然的。除了影視作品的傳播熱度之外，對於江湖和俠義的理解，更會因為精彩的文學作品而昇華。為國家、為人民、為正義……時代在變，內涵不變。飾演過楊過的青年演員黃曉明就談到過金庸的武俠小說對他的人生觀、價值觀都有很大的影響，“金庸的故事裡有的不僅是江湖，還有愛國。”
金庸走了，感謝你讓我們讀懂俠義。心有靈犀帶來的是惺惺相惜，價值認同帶來的是知行合一。正因為如此，中國人的俠義精神就不會相忘於江湖
一代武俠小說泰斗查良鏞（筆名金庸）昨天在香港病逝，享年94歲。消息傳來，震驚、哀悼、追憶瞬間刷屏。很多人甚至不相信是真的，因為他辭世的消息早在幾年前就開始不斷傳出，但不幸的是，這一次，卻是真的。而隨著金庸的離世，也意味著以人文為核心的武俠小說時代的結束。
寫武俠小說純屬偶然，卻部部成了神話
金庸1924年3月10日出生於浙江省海寧縣袁花鎮。曾經創作《射鵰英雄傳》《神鵰俠侶》《倚天屠龍記》《天龍八部》《笑傲江湖》《鹿鼎記》等家喻戶曉的小說。除了小說家身份，他還是知名報人、社會活動家，曾被譽為“香港四大才子”之一。
金庸開始武俠小說的創作，是一次很偶然的機會。1955年，《大公報》下一個晚報有個武俠小說寫得很成功的年輕人，和金庸是同事，他名叫梁羽生。那年梁羽生的武俠小說即將完結，而他的創作又到了疲憊期，於是，在報紙總編輯力邀下，金庸接過了武俠小說這一棒。
雖然此前從未寫過小說，但憑藉他對武俠小說的瞭解與喜愛，金庸還是答應接替梁羽生的任務。他把自己名字中的鏞字拆開，做了一個筆名，《書劍恩仇錄》正是他的第一部武俠作品，作品一炮而紅。隨後，金庸又在短短的幾年內創作了《碧血劍》《雪山飛狐》和《射鵰英雄傳》等作品，一時間風靡全港。十餘年間，他寫下15部作品，且部部都有全新突破，留下不可複製的神話。1972年，金庸宣佈封筆，之後對其以往作品開始修訂工作。
上世紀80年代初，廣州一家雜誌開始連載《射鵰英雄傳》，金庸武俠小說正式進入內地。
他走了，帶走一個武俠時代
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陳平原曾經聽過金庸講課，也見過金庸籤售現場。他回憶說，不止一次見到這樣溫馨的場面，有讀者要求籤名，金庸總是很配合，問人家叫什麼名字，順手寫兩句勉勵語或俏皮話。讓陳平原印象深刻的是，金庸在那麼疲勞的狀態下，始終保持笑容。
在陳平原看來，金庸的武俠小說是超越雅俗的，武俠的精髓在於“俠是靈魂，武是軀殼”，金庸的作品之所以打動人心，產生持久的精神震撼，正在於他通過武俠書寫人性、展現歷史，這和那些人類歷史上的文學經典一樣，守護著那些恆久不變的價值觀，這也是其成為經典的精神所繫。
文學評論家白燁認為，金庸在武俠寫作上，構築了這個時代所能達到的高度，他的離去，也是他所代表的武俠小說時代的結束。白燁說，金庸留給我們的重要文化財富，是以人文為內核的武俠小說，現在很多武俠小說只能看到體力、武力、自然、神秘，沒有金庸寫得豐厚，沒有他寫得那麼蕩氣迴腸，也沒有金庸留下的那些令人難忘的人物形象。中國文藝評論家協會網絡文藝委員會秘書長莊庸認為，在金庸之前，“俠”都叫“遊俠”“豪俠”，講究江湖快意恩仇，而金庸之“大俠”為“俠之大道，為國為民”，“俠”因此從破壞者變為建設者，解決了“道”的問題。
對於金庸的辭世，金庸小說研究專家陳墨表示，自己一直處於震驚的狀態，“他把一個古老文類能夠寫到令人刮目相看的程度，成為長久的公共話題，並進入學術圈進行討論，這本身很了不起。”陳墨認為，會講故事是文學的根底，而金庸講故事的根底可能遠遠超出我們對於通俗文學的認知。“30年前，我讀大學中文系時讀了金庸小說，但讀中文系的人一般不可能去讀通俗文學，金庸顯然打破了雅俗的藩籬。”在陳墨看來，人們談到通俗文學都會認為是自我複製，但金庸小說既不復制別人，也不復制自己，他總是在自我突破、自我完善。
金庸的武俠小說更是影響了一代代網絡作家。莊庸特意提及，他的名字正是因為崇拜金庸，而在大學時特意改的。“金庸的理念、創作，深深影響了幾代網絡文學作家，像大神級網絡作家貓膩的《劍客》，就是將武俠魂滲透在其中。”莊庸認為，金庸是傳統文學和網絡文學裡程碑式的橋樑。
“其實金庸先生對華人文化圈的貢獻早就已經完成了，他的去世就是最後的句號。只不過他在世的時候，我們都覺得他還在，現在就剩下作品了。”陳墨說。無論怎樣，金庸的意義或許還未到最終定論的時候，就如同陳墨所言：“讀或不讀，評價高或不高，喜歡或不喜歡，都很正常。”他認為，這種爭議本身也可以活躍我們的文化心靈，這種特別的文化現象值得長久研究。
金庸小說翻拍電影
是“永恆的挑戰”
有華人的地方，就有金庸小說，有製作能力的電影公司就想拍攝它。金庸小說卷帙浩繁，無論故事內容還是文化意蘊，都很難在一部電影裡容納下來，而將想象性的小說轉化為具象性的電影也難以滿足所有觀眾的想象力。
“金庸作品對電影人既是永恆的誘惑，也是永恆的挑戰。他提供了非常豐富的改編素材，但到目前為止，沒有任何一部電影改編達到了小說的藝術高度。”金庸小說研究專家陳墨說。
上世紀七八十年代，香港邵氏公司拍攝了二十多部金庸電影，這些電影雖然取景比較簡陋，但對原著較為忠實。到了上世紀90年代，徐克開啟的新武俠浪潮則對金庸作品進行了大膽改編，比如《笑傲江湖》《笑傲江湖之東方不敗》。此外，王家衛的《東邪西毒》、王晶執導的《鹿鼎記》都是較為知名的金庸作品改編電影。
“嚴格來說，這些電影真正的金庸粉絲可能不會買單，因為它們更像是獨立的‘徐克電影’‘王家衛作品’。”陳墨說，此前許鞍華執導過一版《書劍恩仇錄》，跟原著比較接近，“但這部小說本身並不是金庸最好的作品，影響力也就有限。”
曾創作過《新龍門客棧》《龍門飛甲》等電影劇本的編劇何冀平說，金庸和她都是第一批加入中國作家協會的香港會員，當時整個香港只有五六個人加入中國作協。
在何冀平看來，就香港電影而言，金庸也給了編劇、導演很多啟發。“我從他的作品中，吸取了很多好的創作方法。他的小說很善於寫人物，而以前的香港武俠片不是很突出人物，所以我在創作《新龍門客棧》劇本時寫了很多有特色的人物進去，比如張曼玉演的金鑲玉、林青霞演的邱莫言。金庸的小說故事都特別曲折，裡面會有很多中國古典文學、傳統典故等內容，這在以往的武俠小說中也比較少見。”
香港電影人吳思遠回憶，在他擔任香港電影金像獎主席期間，有一年曾經邀請金庸為最佳編劇獎頒獎，老人家欣然同意。頒獎禮當晚，金庸出場前對他的介紹是“只要有中國人的地方，就有金庸的讀者”。吳思遠說，一年前他開始籌備《金庸軼事》一書的出版，書中有很多關於金庸的珍貴資料和圖片，預計很快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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