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我申报了四川省一个学术项目，最后获得通过。在所有申报者中，我是唯一一个没有“课题研究成果”的，但评委们认为，李镇西几十年的教育实践成绩，还有他上千篇教育文章和几十本教育著作，就是其教育科研成果。因此，我得以通过。
为此，我非常感谢各位充满包容心的专家。这是时代的进步。
从1982年参加教育工作到现在，我真还没有主持过任何级别的任何一项课题研究。当然，也有挂名（排在后面）参加“课题研究”，或参与“子课题研究”的，比如“新教育实验”的课题，还有学校参与的“城乡教育均衡”方面的区级课题。但这种情况都不多。
所谓“课题”，就是需要研究和解决的问题，而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就叫“课题研究”。如果照这个解释，那我肯定做过“课题研究”的，因为几十年来，需要我“研究、解决的问题”太多了，我都进行过研究。
但通常说的“课题研究”不是这个意思，而是有特定含义的，即由教育科研机构或教育行政部门规划、布置并管理的教育科研项目，分为国家级课题、省级课题、市级课题和区县级课题，然后由衍生出若干子课题，还有校本课题，等等。这些课题研究的程序是很规范的，主要包括制订课题研究方案、研究课题开题、实施课题研究和课题总结。其中每一个环节都有严格的学术规范，比如“制订课题研究方案”就包括：准确表述研究问题和分解研究问题、将研究问题转换成假设、确定采用研究方法、安排研究计划及人员分工、课题研究的组织和协调等。
我至今都不否认源于实践、严肃认真、实事求是并最终服务于实践的课题研究。在这方面，我们国家以及许多学校取得了很多科研成果，有目共睹。对普通老师来说，参与课题研究最大的意义是增强了科研意识，提升了科研能力，养成了科研习惯。但毋庸讳言，有相当多（的确是“相当多”）的所谓“课题研究”是泡沫，甚至是“伪科研”。2001年，我曾写下一篇《教育科研，警惕“伪科研”》的文章，抨击“伪科研”的十大表现。该文的结尾，我这样写道——
种种“伪教育科研”现象，决不代表我国中小学教育科研的全部。建国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教育科研所取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比如，今天所倡导并已成为全民共识的“素质教育”，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教育科研的理论成果。但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清醒地意识到其中存在的弊端，恰恰是为了让我们的教育科研事业能够继续健康地发展，进而取得更辉煌的成就。我们可以想像，如果每一所学校、每一位教师都实实在在地进行教育科研，中国的教育发展将会是一个怎样蓬勃的景象？
十六年过去了，我依然保留我这段文字表达的观点。
所以，我对“课题研究”一直保持比较谨慎的态度，不轻易参加。当然，我很少参与“课题研究”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比较喜欢自然而然的研究。所谓“自然而然”，就是不被其他因素牵制，根据自己每天的实践，随心所欲地对我感兴趣的问题或困扰着我的问题进行研究。实践、思考、阅读、写作，就是这种研究的特点（我尽量避免用“模式”“范式”等学术表达）——在实践中发现问题，研究问题，并解决实践中的问题；同时不停地琢磨、比较、判断、提炼……在这过程中，带着思考去有目的地查阅各种书籍资料，然后将一个一个的案例写下来。这就是我的“非课题研究”。
比如，我大学毕业带第一个班时，我感到班级生活应该有更多的快乐，教育不但应该有意义，还要有意思；于是，我把我们班进行了一番设计，并按这个设计去建设，于是，我的“未来班实验”便诞生了。后来我也写成了一篇虽然毫无“学术规范”却有血有肉的报告，发表在《班主任》杂志。
比如，刚工作那几年，我在语文教学过程中，深感仅仅是字词句教学，是无法抵达“语文”应该抵达的心灵层面的；它当然应该从语言出发，但必须穿透字句而进入其精神的内核。那么，该怎么教才能“抵达”和“穿透”呢？我结合每一堂进行探索、思考，并阅读有关大家的书籍理论，再回到课堂，在阅读教学和作文教学等方面进行尝试，最后写成一篇《从“语文教学”到“语文教育”》的文章。然后我继续深入实践、思考、阅读、写作，陆续写出并发表了《变“应试语文”为“生活语文”》《语文：请给人以心灵的自由》《我的语文素质教育观》等有影响的文章。
比如，在作文教学中，我越来越感到批改作文太花精力，对学生的提高却并不大，而我的写作经验告诉我，好文章总是自己改出来的，并非别人帮着改出来的。于是，我尝试教学生修改作文。几年下来，根据有效的实践，我概括出“序列训练，全程作文，师生评改，分项积分”的作文教学做法。虽然我并没有单独写成相关文章发表，但这种做法既减轻了我的批改负担，又提高学生的作文能力，这就是最好的“科研成果”。
比如，进入青春期，学生们的困惑越来越多，他们在作文中，在周记中，在给我的书信中，向我诉说他们的“心病”。而传统的“思想教育”根本解决这些问题，“心病”必须靠“心药”，这逼着我钻研有关心理学的著作，进行了大量的阅读和思考，然后通过一对一的书信，和面向全班的青春期系列讲座，对孩子们进行引导、开导和疏导。效果非常好。几年后，我将这些书信和讲座整理出版，成为我的第一本教育专著《青春期悄悄话》。
比如，接手一个新班，第一天面临安排座次的困难：谁坐前面，谁坐后面，谁挨着谁坐，还有个子高矮、视力好坏等等因素，加上来自家长要求的各种“照顾”，真还是一件麻烦事。怎么办？研究呗！于是，我开始琢磨这个问题，还在我主持的教育在线论坛上抛出这个问题，，让更多的人一起来讨论。最后，我还真找出了一个相对合理的安排座次的方法。虽然没有任何“论文发表”，但这难道不就是“教育科研”吗？
1997年8月，我从一所中学调到另一所中学。那年我从教已经15年，搬家过程中，一本本尘封的教育日记，一张张泛黄的老照片，勾起了我甜蜜的回忆，读着那些单纯的文字，看着照片上那些孩子，我决定把这些故事写下来，于是，我在电脑前用还不熟练的手法一个字一个字地敲。没有写作提纲，没有宏大框架，没有理论依据，就是一个个的故事从心里喷涌而出，在键盘上一泻千里地流淌。有些细节记不住，便打电话问问的故事的主人公——那时候，我还没有保护学生姓名权的意识，除了涉及早恋等问题的孩子，书中的其他学生都是真人真名。两个月后我敲出了四十多万字，出版社后将其切割成两本书分别出版：《爱心与教育》《走进心灵》。再后来，《爱心与教育》获得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冰心图书奖和中国教育学会教育科研成果一等奖，《走进心灵》获得中国图书大奖。这成了我最著名的教育科研成果。
……
我举这些例子就想说明，“非课题研究”也应该是教育科研的正当途径。如果说参与“课题研究”是正规军的大兵团作战，那么进行“非课题研究”便是游击队的单刀直入。教育行政部门固然应该动员老师参与各级课题研究，也应该鼓励老师们散兵游勇地进行“非课题研究”——这种研究对教师的专业水平的提升依然很重要，且有效。我的成长经历便是证明。
但长期以来，一说到“教育科研”，就必须要有课题，要有开题报告、结题报告，还要有“过程”中的这个材料那个表格，还要有“核心期刊”发表的“论文”——虽然有些论文别说读者可能连作者都读不懂……这样的“课题研究”已经越来越违背其良好的初衷。更可笑的是，许多“课题”并非源于实践的困惑，而是书本上的某个理论，甚至是领导的一句话。于是，“课题研究”成了时髦的追风，流行什么追什么：“多元智能”走俏了，什么都和它挂钩；“建构主义”吃香了，什么都和它相连；一会儿“知识经济”时代的课堂教学研究，一会儿“互联网+”时代的有效德育探索……题目越来越宏大，研究越来越高端，可自己班上的问题一个都没解决。这样的“课题研究”对教育实践究竟有多大意义，天知道！现在则是言必称“基于核心素养”——“基于核心素养的德育模式”“基于核心素养课程建设”“基于核心素养的课堂教学”“基于核心素养的家庭教育” “基于核心素养的习惯养成”……不知这样的风还要追多久。
我再说一遍，我不反对课题研究，我只反对脱离实际甚至弄虚作假的“课题研究”；我喜欢并习惯搞“非课题研究”，但我不认为一线教师只能搞“非课题研究”。是加入正规军，还是参加游击队，应该根据个人的情趣、气质、素养等等和自己学生的具体问题而定。作为上级科研机构和教育行政部门，在认定教师是否搞教育科研的时候，无论是课题研究，还是非课题研究，只要有成果——这个“成果”的呈现方式也应该是多样性的，都应该一视同仁。
如果这样，我们的教育科研才和教育实践是一张皮，而不是油水分离。这才是陶行知所倡导的“真教育”，这才是实事求是的“真科研”。
2017年7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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