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领导机关要进城，李克农向周恩来建议：应尽快组建一支有力的便衣保卫队
当平津战役接近尾声的时候，中共中央已经在紧锣密鼓地准备搬迁到北平。搬迁工作由周恩来副主席亲自部署，在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中直党委副书记曾三具体负责下有条不紊地进行着。担负中共中央情报和安全保卫工作的李克农，通过他领导的系统，对北平的复杂情况已经有所掌握。北平是国民党华北“剿总”的所在地，原来就特务机构林立，有国民党政府的国防部保密局、二厅、党统局，华北“剿总”二处，阎锡山的特务系统，还有美、英的国际间谍等，特务系统多达八个。另外，随着西北战事的推进，辽沈、平津战役的胜利，从东北、华北和西北也有大量特务流窜到北平潜伏暗藏下来，很难在短时间里查清楚。特别是北平即将以和平的方式解放，这些敌特的存在就更难一下肃清。
鉴于上述情况，肃清敌特的工作将与中央机关进驻北平的工作相伴随。在相当一段时间里，敌特分子一定会更隐秘更狡猾地进行破坏、暗害、刺杀、投毒等活动。因此，进城后的保卫工作不但不能有丝毫放松，而且更要千方百计地去加强。
针对这种前所未遇的情况，李克农意识到保卫工作要据此及时予以调整：“以前在城市，敌人在明处，我们在暗处（地下）；今后正好反过来，我们在明处，敌人在暗处。因此，仅靠公开的保卫工作就不行了，必须建立一支便衣保卫队，把公开和秘密的保卫工作结合起来，确保党中央的安全保卫工作万无一失。”
基于这一认识，李克农向中央搬迁的最高负责人周恩来提出建议：应尽快组建一支有力的便衣保卫队，经过强化训练后，适应大城市保卫党中央和中央领导人的工作。周恩来对李克农提出建立便衣保卫队的建议完全同意，并指示说：“便衣保卫队的成员，要挑选经过斗争考验，思想觉悟高，对党忠诚，机智勇敢，遵守纪律，能忍辱负重，甘当无名英雄的人组成。”
在得到周恩来的首肯后，李克农于１９４８年１１月下旬的一天，专门找担任中央警备团手枪连连长的高富有谈了话。
李克农说：“解放战争形势发展得很快，北平就要解放了。党中央机关、解放军总部和毛主席很快要迁到北平办公。北平的敌情很复杂，和农村情况不一样，那里不但需要公开的保卫，还需要另一种隐蔽形式的保卫。为此中央决定，组织一支１５０人左右的便衣保卫队，这个队队长的角色就是你的了。另外还给你配备一位指导员焦万有，一位副指导员沈平。”
自此，开国前夕的红色便衣保卫队正式组建。
队长高富有，山西石楼县人。１７岁担任乡苏维埃副主席，１９岁加入中国共产党。红军长征后，到山西准备攻打国民党军占守的石楼县城时，高富有第一次见到红军领袖毛泽东。从此，他下决心跟着红军，跟着毛泽东干革命。不久，高富有就正式参加红军，被编入红一方面军总部特务连。由于作战机智勇敢，他很快当上了机枪班的副班长、班长，机枪排排长，后又调到中央警备团手枪连当连长。此后，高富有一直在毛泽东身边，担负保卫党中央和中央首长安全的任务。
被任命为指导员的焦万有，是陕北的老红军。他赤胆忠心，长期在中央警备团做保卫工作，有着丰富的保卫工作经验，和高富有是共事多年的战友。
副指导员沈平，是大学毕业的知识女性。她参加革命后长期在中央社会部工作，在承德、张家口等城市做过党的地下工作，处事老练、机智，有着丰富的在隐蔽战线斗争的经验，政治能力和业务能力都比较强。
便衣保卫队的成员，是从中央警备团和石家庄华北军政大学学员中各选调了五六十人，再从中央社会部选配了一些有地下工作经验的干部联合组成的。便衣保卫队成立时，建制是三个区队，十二个分队，其中还有一个女生分队。
接到组织通知的便衣队队员们，迅速集中到中央社会部所在的河北省平山县西黄泥村，开始集训。
集训期间，李克农、罗青长、沈平等人亲自授课。集训教授的内容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帮助队员了解北平的民俗市情，如见面招呼、交通规则、乘坐公交车等；一是掌握便衣保卫工作的基本知识和技能，如化装、职业掩护、侦察、盯梢、守候及擒拿格斗等。
由于革命形势的飞速发展，北平的和平解放，便衣保卫队未等集训学习全部完成，便提前赴命了。
便衣队提前进城赴命，为中央机关进驻北平作好安全警卫准备
１９４９年３月８日清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附近的西黄泥村口的开阔地上，一支１５０多人的队伍正整装列队待发。队长高富有宣布了队伍将前往北平担负起保卫党中央的神圣使命。此时，这支便衣保卫队组建才３个多月，原定的集训期还没有到，但中共中央已经决定将于３月下旬迁往北平，因此便衣队必须先于中共中央机关进驻北平，作好安全警卫准备。负责运送便衣队的四辆美制十轮大卡车，已经开到西黄泥村。队长高富有发出“上车、出发”的命令后，队员们随即登上了卡车。满载着肩负特殊使命队伍的四辆卡车徐徐启动，继而向北平方向进发。
３月１０日下午，便衣队如期进入北平。
便衣队乘坐的卡车开到市中心一条胡同里停下，大家下车来到一处三进的大套院中。里面的房屋十分高大，雕梁画栋、富丽堂皇，一色的灰砖铺地。在院子里，不时可以看到穿军装或便服的人出入。这里就是弓弦胡同１５号院，曾是国民党军统特务头子戴笠在北平的住所，人称“戴公馆”。
在中央机关进驻北平前，就内定整个机关入城后对外称“劳动大学”，简称“劳大”。因此为中央入城作准备而先行进入北平的部门和机构，都与“劳大”有关。按照李克农的设计，这些机构分为三个点：
第一个点称“劳大”筹备处，设在弓弦胡同１５号，由赖祖烈负责，任务是办理对外交涉，备置办公、住宿用具等事宜。李克农负责的社会部机关也设在这里。
第二个点称“劳大”收发处，设在颐和园西北的青龙桥，由中共中央社会部的干部王范主持，任务是负责中央驻地的社会调查，整顿和清理驻地周围环境，布置警卫，并办理中央机关来人的住宿手续等事宜。
第三个点称“劳大”招待所，就设在香山，由中共中央组织部的边纪忠和中共中央办公厅行政处办公室主任田畴负责，任务是负责中央机关和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的办公、住宿用房的修缮、布置等事宜。
已先期到达北平的李克农，在戴公馆迎接刚进北平城的便衣队。他与队长高富有等人紧紧握手，并询问了他们一路的情况。接着，李克农便向高富有交代了三项任务：第一，便衣队暂时住西郊颐和园附近，用三天时间休整和熟悉周边环境，然后安排警卫工作；第二，便衣队主要负责从西直门、海淀、颐和园、青龙桥至香山，复兴门、新北京（现万寿路附近）、八大处至香山这两条路线沿途的便衣警卫工作；第三，根据便衣警卫工作的性质、任务，准备化装的衣服，全部换发小号的自卫手枪。
任务交代完毕后，李克农把便衣队的几位领导介绍给了“劳大”收发处的负责人、中央社会部的干部王范，并告诉王范，便衣队一行的食宿等具体安排，由收发处负责。在戴公馆办完入城手续后，队员们又登上卡车前往西北郊。当晚，全体人员就住在颐和园西边青龙桥地段的一所大庙圆通庵内。第二天，便衣队便分成各个区队和小组，各就各位，各司其职去了。便衣队进驻香山的第一项重要任务，就是配合工兵扫雷部队，把香山内外，党中央、毛泽东的驻地彻底清查一遍，排除一切不安全隐患。
连续三天时间，便衣队指导员焦万有带领一个分队和携带扫雷器的工兵部队一道，开始了地毯式地排查。
当扫雷器探到毛泽东将入住的双清别墅附近时，意外地发现了一颗没有爆炸的手榴弹，还有炮弹和被埋藏着的几箱炸药。
这让大家的心情顿时紧张起来。起初有人怀疑是中央驻地秘密泄露，敌特分子精心预谋暗害所为，否则为什么手榴弹偏偏埋在毛泽东的住处下面？接着每个人开始搜索自己的记忆，逐个排查所接触过的人和可疑线索，工兵和便衣队也马上把这一险情向上报告。
后来经过有关部门分析，认为手榴弹和炸药是国民党军队匆忙从香山往城里撤退时遗留下来的，排除了人为破坏的动因。大家这才稍稍松了一口气。
工兵部队及配合其工作的便衣队队员把经过扫雷检查过的住房和安全区域，整体移交给了便衣保卫队进驻香山的一区队，由一区队和警卫部队联合布岗守卫。
便衣队一区队接防后，马上对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和任弼时等领导同志将入住的房屋进行修缮，协助布置办公和住宿用具。
中共领导人住所的办公、住宿用具布置好后，便衣队队员们将全部精力投入驻地的看守警卫工作。这是中共领导及核心机关第一次进入大城市，因此队员们时刻保持着高度的警惕性，不敢有丝毫的松懈和疏忽。
队员们都牢记着李克农的话：“不能发生一点问题，如果因为任何一点疏忽大意，造成了不可弥补的损失，我们就成了千古罪人。”
便衣队进入北平后，队长高富有、指导员焦万有等人使用的还是原来中央警备团配发的旧枪，有的队员还在使用“三八式”长杆步枪，而从华北军政大学调来的队员们，一直还没有配发枪支。此情李克农完全明了也早有考虑。他特意指示刚被任命为北平监狱长的安林，为便衣队队员解决配备性能良好、便于携带的轻型手枪的问题。
一天，李克农找到高富有说：“你不是早就想要一支好手枪吗？现在我给你们全队都换好枪，每人配一支美制左轮手枪，怎么样？”
一听说是要给全队换好的手枪，高富有很高兴，因为用长枪与便衣队的工作是格格不入的。他说：“还是李部长最了解我，这些年我连做梦都想要一支好枪，这下真的如愿了！”
“你们要鸟枪换炮了，今后可要加倍努力，慎之又慎，保证工作不出纰漏呀！”李克农叮嘱道。
当天夜晚，高富有带着一队人，从炮局监狱把１００多支左轮手枪悄悄运回了便衣队队部。
队员们换了新手枪，随即开始了刻苦的枪法训练。大家摩拳擦掌，准备以更高强的技能应对敌情，完成保卫红色政权的光荣使命。
毛泽东等进京“赶考”，便衣保卫队开始执行“最重要的保卫任务”
１９４９年３月２３日这天，是个阳光灿烂的日子。毛泽东听完广播，吃完早饭，已经快１１点了。
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陆续来到毛泽东的住处。１１辆吉普车和小轿车，以及１０多辆大卡车，都已准备就绪，停在门外，待命向北平进发。
在周恩来的安排下，毛泽东、刘少奇、朱德、任弼时等先上了车，陈云、王稼祥、张闻天、李富春、李立三、陆定一等也相继来到，登上了汽车。毛泽东坐的是一辆吉普车。他一边上车，一边回过头来，风趣地对周恩来说：“今天是我们进京的日子，不睡觉也高兴啊！”
周恩来说：“我们都应当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
毛泽东稍稍沉思了一下，说：“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
毛泽东等向前来送行的干部和乡亲们挥手告别。随后，吉普车和进京车队启动了。３月２４日，新任北平市市长叶剑英从北平城中打来电话，说：请毛泽东和中央首长从河北涿县乘火车进北平；第二天下午安排了西苑机场阅兵式，并邀请了北平各界人士前往机场欢迎。
天黑以后，叶剑英和滕代远乘坐给毛泽东准备的专列来到涿县。叶剑英一进门，就把进北平的具体安排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点头表示同意。
中共中央进北平的行动由周恩来主管。根据周恩来的具体指示，成立了以北平市市长叶剑英为首的组织委员会。这个组织委员会除了叶剑英外，还有平津卫戍司令员聂荣臻、北平警备司令员程子华、第四野战军参谋长刘亚楼、中央社会部部长李克农。事前，叶剑英、李克农联名将研究和部署结果向中央作了汇报，并建议中央到达涿县后改乘火车到北平。
叶剑英和李克农一再强调，如从长辛店乘汽车到西苑飞机场，必从广安门穿经城里，再到西直门才能到达，无好公路可走，所以以乘火车为妥。
毛泽东一行２３日夜住在唐县的淑同村，２４日下午到涿县，夜宿四十二军司令部大院。根据周恩来与叶剑英的最后商议，毛泽东等一行于３月２５日凌晨乘专列出发进京。凌晨２点，在涿县休息后的毛泽东等人，登上了开往北平的列车。
３月２５日这天，李克农给便衣保卫队布置的任务是：在清华园火车站、颐和园和西苑机场内执行便衣保卫任务，由市公安局配合。外部警卫由四野二○七师担任，市公安局和便衣保卫队紧密配合。
出于保密纪律，便衣保卫队领导只吩咐队员们，“执行最重要的保卫任务”，但大家都心照不宣，这么多天的辛苦忙碌，就是为的这一天早点到来。此前，队长高富有召集各区队长作了具体部署和分工之后，队员们个个兴奋不已。
３月２５日凌晨３点，队员们就早早起身，按照事前的部署各就各位。
当天色大亮，一轮朝阳从地平线上升起来时，一辆火车徐徐开进了清华园火车站。车停稳后，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央领导同志，在叶剑英市长的陪同下依次走下了火车，受到了等候在月台上的聂荣臻、彭真、罗荣桓和林彪等的热烈欢迎。毛泽东等在清华园火车站下车，然后分乘汽车到颐和园益寿堂聚齐。由于中央社会部的人把颐和园内的人都给清理出去了，结果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到来后要水没水，吃饭没饭，加之他们下午还有入城仪式和会见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及无党派爱国人士的活动，毛泽东发了火，把中央社会部的人训了一通。
时间已是中午，益寿堂里冷清清、空荡荡，既没有床铺，也没有沙发，有关人员随即用木凳拼搭成了铺位，找来了一些被褥铺上，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就在这里凑合着午休。
在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休息时，周恩来一直在不停地忙碌。他先是叫来了在香山部署中央领导人住地工作的杨尚昆。周恩来找杨尚昆交代任务，没有对杨尚昆提起毛泽东发火的事，只是要杨尚昆马上到西苑机场，对入城仪式活动最后作一次现场检查。显然，在中午毛泽东发火后，下午的活动再不能出现一点纰漏。杨尚昆领命后即驱车赴西苑机场。
随后，周恩来又找李克农、王范等部署下午在西苑机场阅兵的具体事宜。李克农到来后，向周恩来详细介绍了下午活动的具体安排。周恩来听后问高富有：“动物园往机场转弯处，你们是怎么安排的？”
从颐和园到西苑机场的距离并不远，但那时这两地之间还没有一条顺当的路相连，从颐和园去西苑机场，要经动物园再西折呈一锐角“Ｖ”字形，那里南来北往几条干线相交，交通状况复杂，是事故多发地段。细心的周恩来询问的就是这一段。
高富有说：“那里已经安排了我们的人负责指挥交通。”
“能指挥得了吗？”周恩来关切地问。
“能。”高富有肯定地回答，“我们进城后，就开始训练，向人家学习交通规则和指挥知识，还在一些要害地段进行了上岗实习。我们的队员学习都很刻苦。”
但周恩来还是有些不放心：“不会指挥错吧？”
高富有很有把握地回答：“不会的。”
李克农问：“你检查过了吗？”
“检查过了。我们的队员凌晨３点就上岗了，除我们负责的地段外，颐和园到机场、机场到香山沿途还派出了流动人员配合二○七师进行警戒。”高富有如实地说。
周恩来点点头赞许地说：“这就好。一定要把工作做细、做好，使中央放心。”
周恩来同李克农、王范等就下午在西苑机场阅兵的具体安排又作了一番交谈后，问道：“从颐和园到飞机场这段路要走多长时间？”
对周恩来的提问，在场的人面面相觑，包括司机在内，谁也说不出来。于是，王范和高富有一道赶紧乘车去作实地勘察。回到颐和园，他们向周恩来作了详细汇报。
受到周恩来对工作的严谨和精细态度的感染和提醒，高富有随后又一次乘吉普车，去对颐和园到西苑机场沿线的警卫工作再作最后巡查。高度的责任心和使命感让高富有在完成任务前总是忐忑不安，生怕有任何遗漏和疏忽。
一到香山，毛泽东就朝高富有发火：“高富有，你们搞的什么名堂？”
按照周恩来的精心测算和安排，下午３点整，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分乘几辆小轿车，由颐和园出发前往西苑机场。到达机场入口处时，叶剑英、聂荣臻等已在那里迎候。
毛泽东一行下车，并换乘事先准备好的阅兵吉普车，准时进入机场。
下午５点整，机场上空升起了四颗信号弹，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乘坐的吉普车，在叶剑英、聂荣臻陪同下，徐徐开进机场，开始检阅部队。
西苑机场的活动结束后，毛泽东等一行分乘多辆轿车，驶往中共中央的新驻地——香山。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去香山。
通往香山的公路是临时抢修的，路况较差，坑坑洼洼，高低不平，颠簸得厉害，车轮碾过，扬起一片尘埃，司机只好把车灯全部打开快速向前驶进。
毛泽东不时向车窗外张望，眉头紧锁，显得有点不高兴。
周恩来也生气了，一路连声说道：“太快了，不要太快了……”
车队进入香山大门后停了下来。周恩来一下车就发起火，冲着从领头车上下来的王范说：“你想干什么，车开得那么快！”
王范正满心喜悦，庆幸一路顺利，没出什么故障。不想一下车，就受到了周恩来迎头痛批。他壮着胆子解释说：“我是想和后边的车拉开一定距离，这样万一遇到炸弹，我被炸死了，后面的车还不至于发生危险。”
“可你想没想过，天已经黑了，后边的车又不认识路，你跑那么快，后边的车使劲追你，万一翻了车怎么办？”周恩来从另一个角度分析说。
其实，从警卫角度来看，王范的想法不无道理，必要时舍身保护首长的安全，这是保卫战士的素养和天职。但周恩来的考虑则更加细致、周密。
这时，毛泽东也走了过来，因与王范不熟悉，没对他说什么，而冲着便衣保卫队队长高富有严厉说道：“高富有，你们搞的什么名堂？搞得我进北平比蒋介石进北平还要厉害，这还了得！共产党怎么那么怕群众呢？”
原来在去机场的路上，毛泽东看到沿途警备森严，有的武装警卫战士甚至把枪口直接对着路上的行人，心中感到很不舒服。但因要赶往机场阅兵，便没有当即发作。这会儿上了香山，他便朝高富有发起火来。
周恩来也随之批评道：“我们和人民是鱼水关系，而你们却断了交通，警戒枪口朝着群众，警卫方式过于机械、生硬，人民群众会怎么想？人民的领袖怎么能这样进城呢！”
尽管高富有默默听着批评，但心里感到有些委屈，因为沿途武装警戒是由四野二○七师负责，断绝交通也是市公安局布置的，并没有他的责任。但他没作丝毫辩解，因长期在中央领导身边工作，他内心很清楚，不能辩解，就只好代人受过了。
汽车继续开动后不久，就遇上一个大爬坡。司机狠踩一脚油门，弄得汽车发动机嗡嗡作响，可车轮只在原地打滑，就是上不去坡。
毛泽东说：“上不去吧？我们下来走好了。”
毛泽东说着就和周恩来他们下了车，踏着夜色，顺着高坡慢慢走到了香山慈幼院的后门。
那里停着一辆吉普车，是毛泽东从西柏坡到北平乘坐的吉普车。车上的司机是周西林，他从延安时期就开始为毛泽东开车。
毛泽东问：“不是到了吗？为什么还要上车？”
周恩来说：“这路太陡，小汽车爬不上去，必须换越野吉普，前面还有好长一段路呢。”
果然，越野吉普又开了一阵子，才到了一个开阔的大院子前。这回真的到了目的地——双清别墅。
双清别墅，是北洋政府总理、慈善教育家熊希龄于１９１７年在香山修建的私人别墅。取名双清，是因为这里有两股清清的泉水，清朝乾隆皇帝在泉边的石崖上题过“双清”的字样。后来，熊希龄又用这处房产创办过驰名中外的香山慈幼院。
在一些回忆作品中，对毛泽东在３月２５日下午活动之后的去向，作了与便衣队队员的回忆完全不同的描述，说毛泽东在活动后又回到颐和园，在那里度过了到北平的第一夜，第二天才住进香山。
对此，原便衣队队员高彤回忆说：“我那天的任务就是在颐和园门口附近担任警卫任务，我清清楚楚地记得，毛泽东等下午离开颐和园前往西苑机场后，当晚没有返回。否则，车队回来进颐和园我应该看到的。”
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也在回忆中说：他在毛泽东检阅部队和与民主党派知名人士见面前专程赶往香山，对为当晚毛泽东入住的准备工作进行检查。
从那天以后，毛泽东就在双清别墅住了下来。这一栋房屋，除了毛泽东住宿、办公的房间外，还有工作人员的办公室、储藏室和小厨房等。
毛泽东对清幽、安静的香山住地由衷地喜爱。他在这里读书、看报，思考问题，还在这里会见了不少民主人士，一直住到１９４９年６月进城之前。就在进城之初，他还是白天去中南海办公，晚上仍回到香山的双清别墅休息。
在李克农和社会部的统一领导部署下，便衣保卫队开展了一系列肃特反霸的斗争
北平和平解放之前，不仅是国民党在华北的政治、军事中心，更是国民党特务组织活动的中心。国民党政府的国防部保密局、二厅、党统局，华北“剿总”二处，阎锡山的特务系统，以及美、英的国际间谍等八大系统的很多特务云集在这里，有１１０多个单位，１万多名特务。还有国民党、三青团、青年党等反动党团的骨干分子６０００余人。加上北平和平解放前从东北、华北、西北等地逃窜到这里的敌特人员，有近２万人。
除此之外，北平郊区还集中了一些流氓恶霸、土匪盗贼、逃亡的地主还乡团人员，以及国民党散兵游勇等。他们汇合在一起，横行乡里，造谣煽动变天，不断制造事端，也成为威胁中共中央的不安全因素。
便衣保卫队到达北平后，在李克农和社会部的统一领导部署下，开展了一系列肃特反霸斗争。李克农虽然没有指挥过火线交锋，但他在看不到硝烟的隐蔽战线上，却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常胜将军。
在中共中央机关进城前后，先后破获了９个国民党特务的潜伏组织，国民党潜伏电台台长计兆祥也被抓获。同时还开展了政策攻心战，要求反动党团的骨干分子向政府进行登记自首。１９４９年３月初，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北平站站长徐宗尧秘密向我公安机关自首，并影响了一大批敌特骨干相继登记自首。这样，敌特组织便土崩瓦解，其“应变潜伏”和破坏计划也遭到了致命打击。
在香山检查站工作的孔祥惠、刘忠、张贻文等几名便衣队队员，在发动群众揭发检举当中，听当地居民反映了这样一个情况：有一个叫毛晋臣的人，在解放前夕来到这里，自称来自河北清远县，是养蜜蜂的，可是并没见他养过蜂，经常有一些不明身份的人找他，但这些天突然不知去向，很可能是到这里潜伏的国民党特务分子。
然而，孔祥惠等人翻遍了香山地区的户籍档案，也没有发现有毛晋臣这个人。之后，他们又在已经登记自首的国民党、三青团、敌特人员中认真做工作，逐个询问是否有毛晋臣这个人。最后，有一个自首的三青团骨干分子告诉孔祥惠说，这个人他认识，并说毛晋臣有特务身份，以养蜂为掩护，在便衣队来到之前，他可能闻到了什么风声，说是到别的地方养蜂去了。便衣队的队员们经一起分析，认为毛晋臣可能是到门头沟一带躲藏起来了，因为在这以前，他曾几次去过门头沟。
于是，孔祥惠跟踪追击，化装成挑担的货郎，到门头沟一带卖货。几天后，他果然在一个小村庄看到了毛晋臣，便回来作了报告。孔祥惠和刘忠、张贻文商量后，带了两名民警，由那位自首的三青团骨干分子引路，到门头沟将毛晋臣抓获。
经突击审讯才弄清，此人是清远人，原系日本特务，后又投靠国民党，杀害过我村干部和群众，是个有血债的国民党特务分子。清远县解放时，毛晋臣曾被我公安机关抓获，但在押解途中跳车逃跑，后来潜伏到北平香山地区。
在青龙桥联合检查工作的韩福太等队员，在清理敌伪文件时，发现了国民党中统特务组织在青龙桥一带活动的一些线索，立即提供给郊五分局。郊五分局按韩福太提供的线索，有针对性地对已抓获的两名特务进行复审，摸清情况后，采取迅雷不及掩耳的行动，对这一中统特务组织的首恶和顽固分子依法抓捕惩办，对其组织中的一般成员逐一登记，教育后加以控制管理，消除了一个重大隐患。
便衣队队员邬吉成记得，一天，他到西苑机场附近的北乌村搞社会调查，整理出３０多页的敌情材料，还有防范对象名单，总共有一大卷。当时没有什么装东西的包袋，他就把这些材料一卷，揣在口袋里，赶回分队驻地。那天他穿了一身列宁装外套，口袋是斜的，材料一半露在外头。骑车走了没多久，邬吉成忽然感到肚子疼起来。为了减轻疼痛，他就趴在车把上继续往前骑。就在他不经意间，材料一张一张地从口袋里飘落出来，撒了一路。等回到了驻地，他才发现口袋里的材料没有了，赶快返回沿途寻找。结果找回来一些，但大部分没有找回来。后来附近的群众又捡到了一些，送到了派出所，但仍有部分遗失了。
事后，他受了师里通报批评。
经过肃特反霸、收容散兵游勇等工作，香山地区（包括香山到西直门这条路线）的社会治安状况有了明显好转，对于保证党中央的安全起到了重要作用。除此之外，便衣保卫队还与公安部门紧密配合，协同侦查，及时破获了多起敌特分子妄图制造的暗杀恐怖活动。
如柴氏兄弟案：柴氏两兄弟皆为国民党用重金雇佣的职业杀手，他们利用跟踪侦察手段，发现了当时任华北人民政府主席的董必武的家庭住址。董必武当时住在西城区西皮市胡同，即人民大会堂西侧。因董必武家离办公处很近，为节约开销，他每天下班后就徒步回家。柴氏兄弟暗中跟踪，摸准了董必武上下班的活动规律，正准备实施暗杀时，被公安部门迅速查获，柴氏兄弟被一举抓捕。
又如段云鹏案：段云鹏是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的华北特派员，身负刺杀中共高层领导和知名人士的任务。有一段时间，段云鹏利用手下小特务，采取各种手段，如拿报纸对照片，在会场外停车场按图索骥，骑自行车或步行跟踪等，几天之后，他们找到了郭沫若家的住址。郭沫若家当时在西四附近的大院胡同（即原雍亲王府）。正在他们准备实施暗害时，被早已盯住他们的公安人员捉捕归案。段云鹏被抓获后，从他身上搜出的暗杀名单中有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以及民主人士李济深、郭沫若等２０多人。
便衣保卫队还配合公安部门，相继破获了国民党派遣特务图谋行刺张治中、傅作义、陈嘉庚、沈钧儒等人的案件。
在中央首长们经常出入的路线或场所，有不少便衣队队员在各监控点上当起了小商贩、商店学徒、杂役、修鞋匠、三轮车夫、跑堂……
便衣队到达北平后不久，为了工作方便和隐蔽真实身份，许多干部和队员都有一个公开的职业身份，如便衣队队长高富有就兼任了颐和园管理处的主任，副指导员沈平则担任了北京饭店的副经理。在香山到西直门这条中央首长们经常出入的沿线，有不少便衣队队员在各监控点上当起了小商贩、商店学徒、修鞋匠、三轮车夫等。在颐和园内的听鹂馆餐厅，则派了便衣队队员出任经理、伙计。在颐和园后山开设的照相馆、茶馆里，一些跑堂和照相师傅也是由便衣队队员担当的。便衣队对这些以职业掩护、派出去做秘密保卫工作的队员提出的要求是：一要职业化，干什么像什么，不许轻易暴露身份；二是要能吃苦，忍受委屈，在单独作战、没有组织监督的情况下，遵守纪律，不受花花世界的引诱。
高福禄是便衣队里的小队员，当时刚１７岁。他自幼生活在山西太行山抗日根据地，当过儿童团团长，站岗放哨、送鸡毛信，还为抗日军队引路、护送伤员等。１９４７年他在华北军政大学学习，后调入便衣保卫队。因他和队长高富有都是山西人，名字中的“富”和“福”谐音，所以高富有总是亲切地称他为“小老弟”。
一天晚上，高富有找“小老弟”谈话，要派他去颐和园前宫门口当小商贩，因为那里的位置很重要，可以监控香山通往西直门这条路发生的事情。高福禄一听，急得连声说：“不行，不行！我是个土包子，城里的事什么也不懂，干不了。”
高富有也认真起来：“小老弟，进城前你不是向组织写过决心书，说誓死保卫毛主席、党中央吗？怎么让你去摆个小摊，就胆怯了呢！干革命可不兴讲价钱。”
见高福禄急得快要哭了，高富有耐心开导说：“我参加革命时比你还小，开始也胆怯，可一干上了就不怕了。不会没关系，革命就是在干中学的。我相信你，一定会干好的。有什么困难再告诉我。”
这样，高福禄只好硬着头皮接受了任务。
高富有给了高福禄１００元钱，说是做生意的本钱，给他一件棉袍、一身便衣裤和一顶礼帽，让他穿起来，又请来一位在北平做地下工作的梁先生做中介人，领高福禄来到西苑的同庆街１０号大院。
大院的住户大都在颐和园一带开店摆摊，梁先生是这座院几家住户的房东。住户们听说梁先生来了，都出来看他。梁先生便趁机把高福禄介绍给大家，说：“这是我一个朋友的弟弟，托我在这里帮他在宫门前摆个摊儿，谋口饭吃。他年纪还小，希望大家多多关照。”
就这样，高福禄每天早晨在颐和园门前出摊。
没过多久，高福禄就把在颐和园前宫门口摆摊的商贩情况摸熟了，还对同院住户中的可疑对象加以监控。
如住在同庆街１０号院内有一对夫妇，男的６０多岁，称病赋闲在家，女的３０多岁，在颐和园门口摆茶摊养家。后通过公安机关调查，男的是东北的一个大地主，参加过还乡团，带国民党军杀害过土改工作团的干部和翻身农民。东北临近解放时，他带着其二姨太潜来北平。还有些小商贩，原先当过国民党宪兵或曾是当地恶霸，北平和平解放后变身在颐和园门前做起了小买卖。
高福禄将了解到的各种详情都及时向高富有作了汇报。颐和园公安分驻所随后就根据高福禄提供的情况，对这些人进行了清理或监控。
一天早晨，高福禄到同庆街东头小桥边的自来水井打水，听到有人说在圆明园附近的三仙洞里发现了一具尸体……高福禄马上跑到现场察看，见死者已被移至洞外，身上穿的是解放区干部服。他意识到死者很可能是被敌特分子或坏人杀害了的干部，便当即向便衣队派到颐和园分驻所担任副所长的魏××报告，并请他赶紧转告高富有。
在这之后，北平市公安郊六分局派人前往辨认，确认死者为十八区流散军人处理委员会的一位干部，是被枪击而死，凶手还拿走了他随身携带的手枪。中央社会部、市军管会、市公安局、便衣保卫队等对此案非常重视，派郊六分局局长张锋组织了专门侦破组，很快便将该案凶手、国民党军二○八师特务李克勤抓获。
颐和园的听鹂馆，是当时中央领导人频繁活动的场所。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董必武、吴玉章等，还有中央军委、北京市委等领导都经常在听鹂馆宴请客人，举办活动。听鹂馆的经理，是北平和平解放后参与接收的原中央城市工作部的王子甲，听鹂馆的食品、饮料的进货和质量，都由他严格把关。便衣队队员邬吉成则改名换姓，扮演了餐馆副经理的角色，协助经理工作。另外还有城工部派来的大老李，他的公开身份是餐馆的杂役，整天就干刷盘子、洗碗的活儿，其实他担负着厨房烹饪制作菜肴点心的安全监督的重任。
在听鹂馆掌勺的高级厨师、财务会计和一些伙计，都是原留用人员。有的人社会关系复杂，甚至还有个别敌特嫌疑对象，因此秘密保卫人员需要随时保持着高度警惕。一般领导人到此进行设宴活动时，要事先通知便衣队。如有特别重要的活动，便衣队要提前开专门会议布置保卫安全工作。每逢这时，颐和园园内园外，摆摊儿走卖的人便显得多起来。此时邬吉成就承担起内卫工作，在听鹂馆院里各厅和走廊间频繁地转悠。如有情况，随时和便衣队队长联系，及时处理解决。
为了保障中共中央和国家领导人在颐和园活动的安全，颐和园公园派出所也由便衣保卫队管理，大家协同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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