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3月的一天，毛澤東率領中國共產黨中央機關從西柏坡出發趕往北京。路上，毛澤東愉快地對周恩來講，“今天是進京的日子，不睡覺也高興啊。今天是進京‘趕考’嘛。進京‘趕考’去，精神不好怎麼行呀？”周恩來笑著說：“我們應當都能考試及格，不要退回來。”毛澤東說：“退回去就失敗了。我們決不當李自成，我們都希望考個好成績。” （閻長林《在大決戰的日子裡》）
李大釗
當行進的隊伍快到北京時，毛澤東遠遠地看到古都城垣，十分激動，心中又泛起了對30年前往事的回憶，他說：“30年了！30年前我為了尋求救國救民的真理而奔波。還不錯，吃了不少苦頭，在北平遇到了一個大好人，就是李大釗同志。在他的幫助下，我才成為一個馬列主義者。可惜呀，他已經為革命獻出了寶貴的生命。他是我真正的老師，沒有他的指點和教導，我今天還不知在哪裡呢！”（李銀橋 《在毛澤東身邊十五年》）說完，毛澤東又陷入了沉思，臉上閃現出一種無限懷念之情。
毛澤東萬千感慨，因為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經過近30年艱苦卓絕的鬥爭，終於迎來了中國革命勝利的曙光。為了這個勝利，中國人民付出了流血犧牲的巨大代價，就連毛澤東本人也有5位親人先後為革命獻出了生命。這時的毛澤東想的更多的是建立新中國的宏偉藍圖。可是，他為什麼會如此深情地想起李大釗呢？這需要從30多年前說起——。
1918年夏，毛澤東自湖南第一師範畢業。此時的毛澤東，是一個25歲的風華正茂的青年。毛澤東自少時起就有著濃烈的愛國救國情懷，為了尋求真理，他走過一條漫漫的求學與探索之路，歷盡了種種艱辛。為了解決繼續求學的問題，他與蔡和森等人在湖南組織了一批青年，準備赴法實行勤工儉學。隨後，毛澤東和20多名準備赴法勤工儉學的湖南青年，到達北京。赴法勤工儉學運動，系由蔡元培、吳玉章等人所發起組織，其最初的對外聯絡機構，即設在北京大學。毛澤東第一次到京，徑直去了北京大學。當時的北京大學是新文化、新思想孕育、傳播的中心，也是新舊文化、新舊思想激烈交鋒的場所。毛澤東感受到了一種前所未有的震撼，決定留下來。
不過，初來北京，年輕的毛澤東有幾分茫然，一是他懷揣著的只一箇中師文憑，二是他要先解決生計問題。據毛澤東後來回憶說，“北京的生活費用對我來說太高了。我是借朋友的錢來到首都的，到了以後，非馬上找工作不行。”（《毛澤東一九三六年同斯諾的談話》）幸運地是，他在湖南第一師範讀書期間曾從師於著名教授楊昌濟（此時楊昌濟正在北京大學任教）。楊昌濟曾留學日本6年，畢業後又在英國學習3年，後在德國考察教育1年；同時，他對中國古代文化也有極深的研究和修養。在湖南一師讀書期間，楊昌濟先生的人品和學識都給了正處於人生昇華階段的毛澤東以極大的影響，被毛澤東稱為“一個道德高尚的人”、“給我印象最深的教員”（埃德加·斯諾 《西行漫記》）。毛澤東未加太多思索，逕自找到楊昌濟，和先生談了自己的想法。望著求知似渴卻身無分文的毛澤東，楊昌濟想了一個兩全的辦法，既解決毛澤東的生計，又滿足酷愛讀書的毛澤東求學願望。他把毛澤東引薦給時任北京大學圖書館主任（即館長）的李大釗。從此，毛澤東開始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次轉變。
1918年10月的一天，楊昌濟領著毛澤東來到北京大學圖書館，在紅樓一層東南角的辦公室內，毛澤東和李大釗第一次見面。首次交談，李大釗就感覺這位高個子青年言談、見識不平凡，當即同意安排他擔任書記（即圖書館助理員），月薪8塊大洋。這時的毛澤東，從他第一次走出韶山沖算起，已經走過了近十年的求學、求索歷程，正處於世界觀轉變的關鍵時期，他來此求職不是單純為了謀生，他更大的期待是能有機會接觸一些新思想，尤其想找北大的名流們請教。可據他後來向斯諾回憶說，“大家都不理我”，“他們都是些大忙人，沒有時間聽一個圖書館助理員說南方話。”（埃德加·斯諾 《西行漫記》）據有關文獻記載，在北大紅樓的“名流”中，起初唯有李大釗、陳獨秀對毛澤東的態度是例外。當時的李大釗很年輕，未到“而立之年”卻已被尊稱為“守常先生”。李大釗對毛澤東經常登門請教表現出極大的熱心，不僅有問必答，還經常推薦新書，並介紹了胡適等名師。經過接觸和深談，北大的不少“名流”也感到這個操濃重湖南鄉音的圖書館助理員的志向和見解非同常人，此後便樂於傾心與之交流。
毛澤東第一次來北京停留了大約半年的時間，其中有三四個月和李大釗共事。由於勤奮敬業、謙虛好學，毛澤東深得李大釗的器重，他不僅與李大釗經常接觸，還閱讀了很多當時的新書、新刊。這一時期，也正是李大釗世界觀急劇轉變、思想迅速昇華的時期。李大釗傾心研究和介紹十月革命和馬克思主義，先後發表了《庶民的勝利》、《Bolsnevism的勝利》和《新紀元》等膾炙人口的文章，以飽滿的熱情把十月革命和馬克思主義學說，介紹於中國思想界。毛澤東曾說過，“沒有中國共產黨以前就有馬克思主義了，如果沒有馬克思主義怎麼會有共產黨呢?事實上，那時候李大釗他們就是宣傳馬克思主義的，那時候的報紙、刊物、書籍都在……”。
1919年4月，毛澤東為照顧病重的母親回到湖南。隨後，他在湖南參加了“五四運動”。毛澤東把他的主張付諸實踐，組織、發動了驅逐湖南軍閥張敬堯的鬥爭。12月底，毛澤東組織請願團到了北京。第二次來北京，毛澤東第一個想到的是見李大釗。李大釗見到毛澤東也十分高興，熱情的向毛澤東介紹他正在籌備成立的馬克思學說研究會有關情況，並介紹了許多共產主義文獻和關於俄國革命的書籍，希望毛澤東好好研讀。李大釗還同毛澤東商談了關於組織青年學生去俄國勤工儉學的有關事宜。隨後的幾天，李大釗還介紹毛澤東加入了“少年中國學會”。在李大釗的熱心引薦下，毛澤東有幸結交了更多的“志同道合的朋友”，如剛剛建立的馬克思學說研究會的一些發起人如鄧中夏、高君宇、羅章龍等。
毛澤東兩次赴京，在李大釗的幫助和引導下，從一個革命民主主義者轉變成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這是毛澤東的思想發展中的一次極具重大意義的飛躍。這段歷史，對毛澤東來講可以說是刻骨銘心的。毛澤東後來回憶說：“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間，讀了許多關於俄國情況的書。我熱心地搜尋那時候能找到為數不多的用中文寫的共產主義書籍，有三本書特別深地銘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馬克思主義是對歷史的正確解釋以後，我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就沒有動搖過。這三本書是：《共產黨宣言》，陳望道譯，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馬克思主義的書；《階級鬥爭》，考茨基著；《社會主義史》，柯卡普著。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論上，而且在某種程度的行動上，我已成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了，而且從此我也認為自己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了。”（《斯諾文集》）
對於已經開始接受馬克思主義，並迅即把自己融於變革社會的偉大實踐中的毛澤東，李大釗繼續給予悉心的“幫扶”。1920年4月，毛澤東離開北大回到湖南。8月，毛澤東在長沙發起成立留俄勤工儉學團，組成湖南“留俄運動之先鋒隊”，又與何叔衡等人組織成立了俄羅斯研究會，並在李大釗的鼎力援助下創辦了傳播新思想、新文化的文化書社。書社於8月2日在長沙舉行成立會，9月9日開始正式營業。在書社的經營活動中，遇到資金嚴重短缺的問題，在這個關鍵時刻李大釗又一次向毛澤東伸出了援助之手。長沙文化書社所銷售的書籍中，有北京大學叢書和新潮叢書，以及非叢書的書籍約50多種，均來自北京大學出版部，而且是由李大釗出面“為信用介紹”，採取“免去押金”的辦法。
在隨後的歲月裡，已經成為馬克思主義者的毛澤東曾和李大釗有過一段更加密切的交往和合作：1923年6月，在中共三大會議上，為推動第一次國共合作、建立革命統一戰線而共同努力。 1924年1月，在國民黨一大會議上，兩人配合默契，如在討論國民黨章程時，李大釗針對“不能黨中有黨”的說法據理陳詞，誠懇地解釋了共產黨的做法；毛澤東則趁機發言，要求停止討論，即付表決，從而使反對國共合作的提案被輕易否決。尤其值得一提的是，1926年1月，毛澤東任第六屆農民運動講習所所長，李大釗對此極為讚賞，並在各個方面給予大力支持。實際上，毛澤東還在北京大學圖書館工作時的時候，李大釗就把走俄國十月革命道路的目光轉到了農村。他在1919年2月發表的《青年與農村》一文中，熱切地號召有志青年到農村去。李大釗在文中指出：“我們中國是一個農業國，大多數勞工階級就是那些農民。他們若是不解放，就是我們國民全體不解放；他們的苦痛，就是我們國民全體的苦痛。” （《李大釗文集》）李大釗在1925年發表的《土地與農民》一文，更是深刻論述了中國歷史上平均地權的運動、農民在中國的重要地位和解決農民土地問題的重大意義，提出了“耕地農有”的主張（《李大釗文集》）。指出了農民的要求以及如何在農村工作。毛澤東還把此文編入《農民問題叢刊》，作為農民運動講習所的教材。這些文章對於毛澤東後來高度重視農民問題、傾心農民運動並探索出農村包圍城市理論，無疑產生了重要影響。應該說，毛澤東對“農民問題乃中國革命的基本問題”這個事關中國革命成敗的重大理論問題的探索和傑出貢獻，與建黨初期李大釗的引導和啟發有著十分密切的內在關聯。李大釗的思想和見地不僅影響了青年毛澤東的人生道路，而且對後來毛澤東思想的形成也起到了深深的影響和奠基作用。
李大釗作為中國最早的馬克思主義者的思想和風範，在毛澤東心中已經打下了深深的烙印，成為毛澤東一生中最重要的領路人。
（作者單位：瀋陽理工大學思想政治理論部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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