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所周知，最早回憶和記敘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歷史文獻，是中共一大代表陳潭秋於1936年上半年在莫斯科撰寫的《中共第一次大會的回憶》。該文同年發表於《共產國際》第七卷第四、五期合刊上。筆者經原手稿與有關史料對照，發現該文獻目前在各類黨史書籍中有較大出入。為此，筆者就陳潭秋《中共第一次大會的回憶》一文及相關歷史進行了研究，請諸位方家和學者批評指正。
《中共第一次大會的回憶》寫作的歷史背景
中國共產黨的第一次代表大會是1921年7月23日至8月1日在上海（後轉移至浙江嘉興南湖）秘密召開的，由於特務的破壞和歷史條件的限制，這次大會沒有留下詳細的會議記錄和歷史材料。陳潭秋的這篇《中共第一次大會的回憶》，是目前黨史界公認的最早回憶中共一大的珍貴文獻。
陳潭秋是中國共產黨的創建者之一，無產階級革命家。原名陳澄，字雲先，1896年出生於湖北黃岡的一個書香門第。少年時進入武昌省立一中讀書，1914年進入武昌中華大學補習班，1916年考入國立武昌高等師範學校（武漢大學前身）英語部。在1919年的五四運動中，他是武漢學生遊行的帶頭人，並被推選為代表之一到上海聯絡各地學聯。通過閱讀陳獨秀主辦的《新青年》雜誌，並經董必武介紹，陳潭秋在思想上接受了馬克思主義。同年秋，他大學畢業到湖北人民通訊社當記者，併到董必武主持的武漢中學兼任英語教員。中共湖北黨的早期組織成立於1920年秋天，董必武、陳潭秋是主要領導人。黨小組主要成員有董必武、陳潭秋、劉伯垂、趙子健、張梅先、包惠僧、劉子通、鄭凱卿、趙子俊等。第一次小組會是在武昌撫院街董必武的寓所召開的。會議決定在武昌多公祠5號設立機關，出版《武漢星期評論》作為小組的公開宣傳刊物。作為湖北黨組織的代表，陳潭秋和董必武一起出席了中共一大，時年25歲。
出席中共一大之後，陳潭秋自1921年9月開始擔任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武漢分部負責人，中共武漢地方委員會委員，中共武漢區執委委員長、組織委員。1923年參與領導了京漢鐵路工人大罷工，後到安源從事工人運動和建黨工作。1927年4月，他在中共五大上當選為中央候補委員。1928年起擔任中共中央組織部秘書、中共順直省委常委。1929年8月，按照中共中央指示，他到青島組建中共山東臨時省委並改組市委，之後巡視滿洲省委的工作，組建哈爾濱新市委。1930年12月，陳潭秋在哈爾濱被捕，1932年7月經黨組織營救出獄後，任中共江蘇省委秘書長。1933年初，他和謝覺哉化裝成商人，潛入江西中央革命根據地，隨後出任中共福建省委書記。1934年2月，陳潭秋當選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第二屆中央執委會委員、中央執委會人民委員會糧食人民委員，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糧食部部長。1934年，中央主力紅軍長征後，他奉命留在根據地堅持游擊戰爭。在一次戰鬥中，他頭部負重傷，被秘密送到上海醫治。1935年，陳潭秋和陳雲等一起前往蘇聯，入列寧學院學習，並出席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此後，他作為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成員之一，留在莫斯科工作。
1936年，中國共產黨（當時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已經正式成立15年了。作為參加中共一大的代表之一，陳潭秋在槍林彈雨中九死一生。“慨當以慷，憂思難忘。”回首革命歲月，客居異國他鄉的陳潭秋心生無限感慨，於是提筆寫下了這篇《中共第一次大會的回憶》，為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留下了一份彌足珍貴的歷史文獻，也為中國共產黨成立15週年獻上了一份禮物，可謂是第一篇紀念中共誕辰的紀念文章。此前，中共從中央到地方從來沒有舉行過黨的生日的紀念活動或發表紀念文章。第一次把7月1日作為中共黨的誕辰紀念日，是兩年後的1938年5月，由毛澤東在《論持久戰》一文中明確提出的；而以中共中央的名義明確黨的生日更是在5年後的1941年6月中共成立20週年的時候。此後，中共才在全黨開始大規模舉行紀念生日的活動。
1939年5月，陳潭秋奉命回國。同年6月至1942年9月，陳潭秋擔任八路軍駐新疆辦事處負責人，同時兼任中共駐新疆代表（至1943年2月）。在軍閥盛世才公開走上反蘇反共道路後，中共中央決定在新疆工作的共產黨員全部撤離。陳潭秋臨危不懼，決定自己最後一批撤退，說：“只要還有一個同志，我就不走。”1942年9月17日，盛世才以“督辦請談話”的名義，把陳潭秋騙去軟禁起來。當天，中共在新疆的工作人員和家屬100多人也被軟禁。9月27日夜，陳潭秋和毛澤東的弟弟毛澤民一起，被敵人秘密地用麻繩勒死。這一年，他47歲。1945年召開中共七大時，代表們因不知其犧牲噩耗，仍選他為中央委員。
《中共第一次大會的回憶》三種版本譯稿比較
陳潭秋的《中共第一次大會的回憶》（以下簡稱“翻譯手稿”），不僅最早指出出席中共一大的有13名代表（包惠僧是正式代表），而且最早提出會議是在7月下旬召開的。因為歷史原因，在中共一大的文獻未能在國內保存下來的情況下，長期以來，陳潭秋的這篇文獻被黨史研究專家和廣大學者、作家作為重要的權威史料參考、引用、摘錄，影響非常廣泛。但筆者經過比較發現，不同版本的公開發行的黨史出版物中所收陳潭秋的這篇文章，其標題、內容卻有多處不同，一些黨史問題的說法也不盡一致，有的經過譯者或編輯的修改、刪節，情況非常嚴重，有的甚至出現了根本性的錯誤。筆者在一位民間收藏家手中新發現的這份“翻譯手稿”，不僅文字更接近1936年《共產國際》發表的原文，而且內容表述也真實可靠，十分珍貴。
下面，筆者將三種不同標題和譯文版本的史料與新發現的“翻譯手稿”進行比較。
第一種：標題為《回憶黨的一大》
此版本見《一大回憶錄》第7～11頁，署名“本社編”，知識出版社1980年6月第1版，小32開。選摘自《百科知識》1979年第2期。在同期《百科知識》上，發表了兩篇有關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的回憶文章和一篇建黨史料，分別是陳潭秋的《回憶黨的一大》、包惠僧的《黨的一大前後》和胡華、蕭效欽的《中國共產黨建黨史料》。這三篇文章在《百科知識》發表後，在讀者中引起較大反響。隨後該社又收集了中共一大出席者發表的回憶文章或談話共11篇，出版了《一大回憶錄》一書。其中包括：毛澤東的《與埃德加·斯諾的談話》（摘自《西行漫記》）、董必武的《與尼姆·威爾斯的談話》（摘自《續西行漫記》）、李達的《中國共產黨的發起和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會經過的回憶》（根據1955年訪問李達的記錄整理）、劉仁靜的《一大瑣憶》（1979年12月21日）、張國燾的《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摘自張國燾《我的回憶》第一冊）、周佛海的《扶桑笈影溯當年》（摘自周佛海《往矣集》）、陳公博的《我與共產黨》（摘自陳公博《寒風集》）以及共產國際代表馬林的《赴華回憶》和《給共產國際執行局的報告》等。
經比較，該書收入的陳潭秋回憶中共一大的文獻版本，除標題與筆者新發現的“翻譯手稿”不同及翻譯語言中個別說法和用詞不同外，編輯內容基本相同，尤其是後面大部分的刪節內容與“翻譯手稿”中刪除的內容高度一致。從該版本發表於《百科知識》1979年第2期的時間來看，這是陳潭秋關於一大的回憶在國內最早公開發表的版本。
鑑於《共產國際》亦有中文版，2010年1月5日，筆者專門請教了《一大召開日期和出席人數的考證》的作者、著名黨史專家邵維正。他告訴筆者，他本人亦沒有看到刊登陳潭秋《中共第一次大會的回憶》的1936年《共產國際》第七卷第四、五期合刊，但記得當時陳潭秋的這篇文獻是由幾個懂俄文的青年人從俄文翻譯過來的。而知識出版社出版的這本《一大回憶錄》也正是他當年編輯的。對於筆者發現的這份“翻譯手稿”的情況及其他版本內容上的異同，他說，因為年代久遠，很難回憶清楚了。
第二種：標題為《第一次代表大會的回憶》
此版本見《一大前後——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前後資料選編》第285～291頁，中國社會科學院現代史研究室、中國革命博物館黨史研究室選編，人民出版社1980年8月第1版，32開。該書收入的陳潭秋回憶中共一大的文獻版本，在翻譯語言、語氣和有關黨史問題的說法上，均與“翻譯手稿”有較大出入，可以完全斷定譯者不是同一人。如：該版本的第一句是：“一九二一年的夏天，上海法租界蒲柏路，私立博文女校的樓上，在七月下半月，忽然新來了九個臨時寓客。”而“翻譯手稿”中的記述為：“一九二一年七月的下半月，在上海法租界蒲柏路的女子學校，突然來到了九個客人。”關於“九個客人”到上海的目的，該版本譯為：“這些人原來就是各地共產主義小組的代表，為了正式組織共產黨，約定到上海來開會的。”“翻譯手稿”中則是這樣表述的：“這到來的許多人，是中國各地共產主義小組各地的代表。他們到上海來的目的，是為正式成立中國共產黨。”還有，“翻譯手稿”中說：“李漢俊在四次黨的大會上被開除黨籍，因他擁護右派機會主義的觀點，並與北洋軍閥有聯繫往來，在武漢政府叛變後，即被安徽軍閥槍斃。”而該版本則說李漢俊是“以‘共匪’罪名死於桂系軍閥槍彈之下”。此外，包惠僧（鮑懷琛）的姓名、關於與會代表的介紹、會議經過以及對一些建黨問題的爭論，在翻譯上也有許多較大的出入和不同。該版本公開發表晚於第一種版本近一年時間，但收入圖書出版的時間卻十分接近，同在1980年，只是此種版本是在8月，上一種版本是在6月。而此種版本中的文字翻譯和一些黨史問題的說法在政治上雖然成熟一些，但似乎有編輯修訂和加工成分。
第三種：標題為《回憶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
此版本見《從一大到十七大》第35～39頁，李穎編，中央文獻出版社2008年1月第1版，小16開。該版本標題與“翻譯手稿”的編輯刪節版一模一樣，除了文中有個別文字不同外，後面刪除的文字段落也全部恢復。但該書編者在編選校注中出現兩處差錯：一是在文中“廣東的代表為鮑懷琛”之後，編者在括號內錯誤地添加了“此處應為陳公博”的註釋，而且下文中竟然又出現了“廣東第二個代表為陳公博”。“翻譯手稿”的表述為：“廣東的代表為鮑懷琛，後變為叛徒，向國民黨投降了”，“廣東第二個代表為陳公博”，十分清楚，這是符合黨史事實的。二是編者在該版本倒數第三段中出現了重大差錯，即：“共產黨內部思想上的鬥爭助長了黨的發展、鞏固和布爾什維克化，還在第一次大會上即進行了黨內正確的鬥爭，反對了布什維克及超左的傾向”，而“翻譯手稿”中的表述為：“共產黨內部思想上的鬥爭助長了黨的發展、鞏固和布爾什維克化，還在第一次大會上即進行了黨內正確的鬥爭，反對了孟什維克超左的傾向。”該版本中的“反對了布什維克及超左的傾向”與“翻譯手稿”中的“反對了孟什維克超左的傾向”，雖然僅兩字之差，但其所代表的意義則真是“失之毫釐，謬以千里”。另外，此書在中共十七大召開之前還曾以《從一大到十六大》書名出版過。
此外，由張靜如主編，梁淑樣、劉道慧撰稿的《日出東方——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萬卷出版公司2008年5月第1版）一書，也收入了陳潭秋的這篇文章，標題則改為《陳潭秋對中共一大的回憶》，其所收錄部分與“翻譯手稿”基本相同，但因為內容大量刪節，無法看清全貌。
對《中共第一次大會的回憶》的考證
筆者新發現的這份陳潭秋《中共第一次大會的回憶》的翻譯手稿，16開，紙質發黃。譯者用黑色鋼筆手書，編者似用粗鋼筆修改（應為紅色鋼筆，但因時間久遠退色接近黑色），譯者和編輯修改者不詳，時間亦沒有註明。“翻譯手稿”首頁標題區有用綠色筆標註的印刷字體和字號（文章標題似標為“111號仿宋”，陳潭秋三字標為“老五號”），其左上角還有綠色鋼筆標註的“第二篇”字樣。“翻譯手稿”首頁的流水碼為4，依次至第10頁，共計7頁。在第4、5兩頁上有用紅色毛筆書寫的“海”字；在第6頁上部空白處有一手書簡寫“孫”字，第7、8、9、10頁的頂部頁眉空白處有手書繁體字“孫”字，筆者認為，這“孫”可能系譯者或編輯修改者的姓氏。
從“翻譯手稿”和手稿上編輯刪節的字跡、字體上看，“翻譯手稿”是經過了不同的人（肯定不是譯者本人）進行了大量修改，如：原標題為《中共第一次大會的回憶》修改為《回憶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而且個別地方在修改時還出現了重大的、明顯的錯誤，如：開頭第一句“一九二一年七月的下半月”的“七”修改為“六”，“中共第一次大會是在七月底開的”修改為“中共第一次代表大會是在七月初開的”。還有，“翻譯手稿”上陳潭秋姓名右下方註明的撰寫時間和寫作地點“1936年於莫斯科”被刪除。特別值得注意的是，自流水頁碼第8頁最後一段的下半部分（共計6行）和第9頁、第10頁均被完全刪除。而從文稿的文字書寫上，手稿中有多處使用了現在已經不使用的簡化字，比如：“第”字寫成草字頭的簡化字、“國”字寫成了“■”、“面”字下部寫成了“口”字，有的“黨”字還簡化速記為“T”字母，等等。這些簡化字都是“文革”時期至20世紀70年代末期流行的，而且手稿文字還大量夾雜著繁體字。這些文字上的修改和刪除，正好與那個時代的政治氛圍十分相似。
筆者雖未看到原載於1936年《共產國際》第七卷第四、五期合刊的原文，暫時也無法考證到當年的譯者和編者，而且收藏者也透露該“翻譯手稿”系從高層流落民間，還有一些專家從字體、墨跡、紙張上分析認為“其抄寫時間不會晚於20世紀50年代”。但筆者認為，這份“翻譯手稿”翻譯或抄錄於20世紀70年代中後期，估計是1978年前後，距今已經30多年。如果讓筆者更大膽地推測，該手稿亦有可能是《百科知識》1979年第2期譯稿的手稿和編輯稿。但無論怎樣，作為一份重要的歷史文獻資料，《中共第一次大會的回憶》翻譯手稿的發現，無疑是中共黨史研究的一個新收穫。我們期待更多的專家學者對它進行更加細緻的研究和發掘，找到最準確的答案，形成更接近原稿的準確統一的譯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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