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设立于2005年，作为中国出版业面向海外的最高奖项，主要授予在海外介绍中国、推广中华文化和中国出版物等方面作出突出贡献的外籍及外裔中国籍作家、翻译家和出版家，在国际社会产生广泛影响，成为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重要品牌。第十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新闻发布会于2016年8月23日在京举行，有19位专家获得本届奖项。
为了让读者更加深入了解这些在中外文化交流中充当桥梁作用汉学家，我们特此推出“中国特殊贡献奖”系列专栏，讲述汉学家的中国故事。
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
美国当代著名汉学家，印第安纳大学中国文学博士。1939年2月出生在美国加州，20世纪60年代参军入伍并在台湾学习汉语，回国后赴旧金山州立大学攻读中文硕士，主要研究现当代中国文学。其博士论文围绕萧红的文学作品展开，出于学术研究的需要，他着手翻译了相关中文作品，由此发现自己对翻译的兴趣并走上译介中文作品的道路。截至今日，葛浩文翻译并出版了37位作家的66部小说、小说集、诗集译著（不含再版、修补版译作），包括散文、小说、诗歌、戏剧、评论在内，他共出版（发表）了96位中国作家的201部（篇）作品的译作，是英文世界地位最高的中国文学翻译家，堪称“汉语作品英译第一人”。
葛浩文谦虚地认为，翻译可能是自己在世界上唯一做得好的事。“我天生就爱翻译，翻译是我的爱好。对我而言，翻译就像空气一样，没有翻译，我就不能生活。”得益于他高水平的译作，许多中国作家登上了国际文学的领奖台：姜戎、苏童和毕飞宇先后荣获曼氏亚洲文学奖，莫言喜得诺贝尔文学奖、纽曼文学奖等多种奖项。葛浩文本人则获得过两次美国教育协会（NEA）奖金，一次古根海姆（Guggenheim）基金奖和几乎所有的翻译奖项。
莫愁前路无知己：对话萧红
上世纪70年代，葛浩文在印第安那州立大学图书馆偶然发现了《呼兰河传》，才读几页便被它的作者深深吸引。1974年，他完成了以萧红为题的博士论文，之后丰富为一本小书《萧红传》。当时，萧红在中国国内尚未赢得众人的关注，因而《萧红传》即是最早关于她的传记。1981年，翘首以盼的葛浩文终于获准前往哈尔滨，并在中美两国政府的支持下，遍走呼兰河镇，亲身考察萧红昔日的住处与曾经就读的小学。随着葛浩文研究的发表，“萧红热”在中国悄然兴起，《萧红传》也因其独特的意义于2011年收获奖项。
葛浩文对萧红的青睐几乎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他甚至搜集到了她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发表的作品，其中包括五种版本的萧红成名作《生死场》。不仅如此，葛浩文还与杨爱伦一起将《生死场》翻译为英语，并于1979年在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出版。同年，《呼兰河传》的英译本也出现在美国人的书架上，而这也是第一部葛浩文独自翻译的中文小说。80年代，葛浩文翻译的《萧红短篇小说集》入选“熊猫丛书”，另有译作《商市街》单行出版。
葛浩文对《马伯乐》的翻译及续写，促成了中西文学交流史上的一段佳话。1947年冬，逃难香港的萧红在临终前两天留下遗言：“我将与蓝天碧水永处，留得那半部《红楼》给别人写了。”这半部《红楼》即是她未竟的小说《马伯乐》。76年后，这部作品的美国“高鹗”终于出现，它的续写也成为穿越时代、跨越语言的华章。葛浩文的工作始于翻译小说原文，继以续写未完的故事，最终由他的妻子林丽君将英文续作译回中文，使得完整版的《马伯乐》回归中国读者的面前。
续写他人作品并非易事，一旦故事不为读者接受，便会背负“狗尾续貂”的骂名。葛浩文酝酿二十余载方成续作，其笔下的马伯乐既在思想上有所进步和转变，又不曾脱离萧红原著的性格框架：马伯乐并没有成为“高大全”的抗战勇士和进步精英，终究还是个胸无大志的现实主义者。葛浩文对人物形象的丰富，使得读者更为深刻地感触到那一时代背景下的人情冷暖，并由衷感慨“尽管马伯乐不是英雄，但也并非死不足惜”。可以说，葛浩文的研究构成了他对萧红的深刻理解，中西之间距离的拉近促成了一部作品的最终诞生。
天下谁人不识君：译介莫言
莫言《红高粱》的英译是令葛浩文声名鹊起，走向事业巅峰的契机。这一译本也是陈安娜（Anna Gustafsson Chen）在把《红高粱》译为瑞典语时的重要参考。得益于两者的合力，莫言于2012年终获诺贝尔文学奖。
由于香港友人的推荐，葛浩文阅读了第一本莫言的小说《天堂蒜薹之歌》，且深为作者的热情和作品中的爱恨情节打动。他主动联系莫言，并如愿得到对方允许翻译的答复。可在开始翻译后不久，葛浩文却读到了另一本更为动人的小说《红高粱》。两相权衡，他认为后者更值得率先进入英语国家的视野，于是再度写信与莫言协商。一来二去的结果是自《红高粱》译出之后，葛浩文接连翻译了《天堂蒜薹之歌》《酒国》《师傅越来越幽默》《丰乳肥臀》《生死疲劳》和一本中短篇小说集等多部莫言的作品。在2012年莫言获得诺贝尔奖之后，葛浩文作为莫言作品的“御用英译译者”，同样受到了国内外媒体的空前关注，尤其是国内“莫言热”、“葛浩文热”持续到现在仍旧“高烧不退”，葛浩文的翻译能力和对中国现当代文学海外传播所做出的贡献也得到学者、评论家和普通读者的普遍认可。
刊印十几年来，英译《红高粱》的发行量达到两万册左右，可谓中国小说外译的重大突破。仍需注意的是，近十多年来，中国小说在英语世界不是特别受欢迎，愿意出版中文小说译本的出版社还是少数。在葛浩文看来，甄选写法严整紧凑、情节扣人心弦、适应国外市场的小说显得格外重要，而他的工作也从翻译原文，迈向推广作品。尽管《生死疲劳》系葛浩文自己的译作，他依然去书店购买了这本小说。除却向莫言致敬以外，更现实的原因来自美国书店的运营方式：新书发布后，规模较小的书店仅会购入两册，如果无法在两周以内卖出它们，店家会认为该书没有市场，继而选择退货。买书的行为是该书受人关注的表现，唯有这样才可以打通书籍的销路。葛浩文还积极向亲朋好友、学者学生推荐新作，依托口口相传为作品积累声誉。
信达雅：翻译是重新写作的过程
即便葛浩文译作的数量庞大、成果斐然，他却不追求严格的翻译理论或技巧。“我翻译每一部作品的方式方法都不一样，而且我是个翻译家，不是作者。原著本身就是我的‘指南针’，我只能跟着它去走，不能用固定的方式来翻译那么多部不同的作品，否则《河岸》里面的人物说的话翻译出来，就跟《狼图腾》里面的主人公说话一样了，那是要不得的！”为求贴近原文，葛浩文在遇到难以理解的部分时会通过各种方式查明作品原意。翻译莫言小说的过程中，他更是多次与作者本人联系，以确保自己的理解清晰无误。
尽管如此，葛浩文却不追求译本与原文的字字对应，而更看重原作思想的准确传达。“作者是为中国人写作，而我是为外国人翻译。翻译是个重新写作的过程。”同时应看到，将汉语作品译为英语的工作难度要大于印欧语系的作品翻译，原因在于产生这两种语言的文化之间差异更大。“英文和中文可以说是天壤之别的两种语言，真要逐字翻译，不但让人读不下去，而且更会对不起原著和作者。”在葛浩文看来，翻译的目的是令读者读懂作品、掌握精髓，译者的任务是破除语言障碍，而非保留原语言的文风特点。
通过葛浩文的努力，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文化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广泛的认可。在《纽约客》杂志上，美国作家约翰·厄普代克（John Updike）甚至提出：“在英语世界里，中国当代小说的翻译几乎成了葛浩文一个人的事情。”的确，葛浩文译介的中国作家及作品在数量和质量上无人匹敌，他收获的诸多奖项足可以证明其译本广受国际社会的好评。同时，葛浩文格外青睐展现中国地方民俗文化的作品，如我们熟悉的《呼兰河传》《红高粱》和《狼图腾》等。得益于他从事翻译的严谨态度，其译本保证了原著文化内涵的完整性，让世界多民族的殿堂上，中华民族的形象更加丰富立体。如今，葛浩文的译介工作仍在继续，始终推动着中国文化走向世界。
资料来源丨文汇报、新民周刊、中华读书报、中国社会科学网等
转自：文明互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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