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圖書特殊貢獻獎設立於2005年，作為中國出版業面向海外的最高獎項，主要授予在海外介紹中國、推廣中華文化和中國出版物等方面作出突出貢獻的外籍及外裔中國籍作家、翻譯家和出版家，在國際社會產生廣泛影響，成為推動中華文化走向世界的重要品牌。第十屆“中華圖書特殊貢獻獎”新聞發佈會於2016年8月23日在京舉行，有19位專家獲得本屆獎項。
為了讓讀者更加深入瞭解這些在中外文化交流中充當橋樑作用漢學家，我們特此推出“中國特殊貢獻獎”系列專欄，講述漢學家的中國故事。
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
美國當代著名漢學家，印第安納大學中國文學博士。1939年2月出生在美國加州，20世紀60年代參軍入伍並在臺灣學習漢語，回國後赴舊金山州立大學攻讀中文碩士，主要研究現當代中國文學。其博士論文圍繞蕭紅的文學作品展開，出於學術研究的需要，他著手翻譯了相關中文作品，由此發現自己對翻譯的興趣並走上譯介中文作品的道路。截至今日，葛浩文翻譯並出版了37位作家的66部小說、小說集、詩集譯著（不含再版、修補版譯作），包括散文、小說、詩歌、戲劇、評論在內，他共出版（發表）了96位中國作家的201部（篇）作品的譯作，是英文世界地位最高的中國文學翻譯家，堪稱“漢語作品英譯第一人”。
葛浩文謙虛地認為，翻譯可能是自己在世界上唯一做得好的事。“我天生就愛翻譯，翻譯是我的愛好。對我而言，翻譯就像空氣一樣，沒有翻譯，我就不能生活。”得益於他高水平的譯作，許多中國作家登上了國際文學的領獎臺：姜戎、蘇童和畢飛宇先後榮獲曼氏亞洲文學獎，莫言喜得諾貝爾文學獎、紐曼文學獎等多種獎項。葛浩文本人則獲得過兩次美國教育協會（NEA）獎金，一次古根海姆（Guggenheim）基金獎和幾乎所有的翻譯獎項。
莫愁前路無知己：對話蕭紅
上世紀70年代，葛浩文在印第安那州立大學圖書館偶然發現了《呼蘭河傳》，才讀幾頁便被它的作者深深吸引。1974年，他完成了以蕭紅為題的博士論文，之後豐富為一本小書《蕭紅傳》。當時，蕭紅在中國國內尚未贏得眾人的關注，因而《蕭紅傳》即是最早關於她的傳記。1981年，翹首以盼的葛浩文終於獲准前往哈爾濱，並在中美兩國政府的支持下，遍走呼蘭河鎮，親身考察蕭紅昔日的住處與曾經就讀的小學。隨著葛浩文研究的發表，“蕭紅熱”在中國悄然興起，《蕭紅傳》也因其獨特的意義於2011年收穫獎項。
葛浩文對蕭紅的青睞幾乎達到無以復加的程度，他甚至蒐集到了她在上世紀三十年代發表的作品，其中包括五種版本的蕭紅成名作《生死場》。不僅如此，葛浩文還與楊愛倫一起將《生死場》翻譯為英語，並於1979年在印第安納大學出版社出版。同年，《呼蘭河傳》的英譯本也出現在美國人的書架上，而這也是第一部葛浩文獨自翻譯的中文小說。80年代，葛浩文翻譯的《蕭紅短篇小說集》入選“熊貓叢書”，另有譯作《商市街》單行出版。
葛浩文對《馬伯樂》的翻譯及續寫，促成了中西文學交流史上的一段佳話。1947年冬，逃難香港的蕭紅在臨終前兩天留下遺言：“我將與藍天碧水永處，留得那半部《紅樓》給別人寫了。”這半部《紅樓》即是她未竟的小說《馬伯樂》。76年後，這部作品的美國“高鶚”終於出現，它的續寫也成為穿越時代、跨越語言的華章。葛浩文的工作始於翻譯小說原文，繼以續寫未完的故事，最終由他的妻子林麗君將英文續作譯回中文，使得完整版的《馬伯樂》迴歸中國讀者的面前。
續寫他人作品並非易事，一旦故事不為讀者接受，便會揹負“狗尾續貂”的罵名。葛浩文醞釀二十餘載方成續作，其筆下的馬伯樂既在思想上有所進步和轉變，又不曾脫離蕭紅原著的性格框架：馬伯樂並沒有成為“高大全”的抗戰勇士和進步精英，終究還是個胸無大志的現實主義者。葛浩文對人物形象的豐富，使得讀者更為深刻地感觸到那一時代背景下的人情冷暖，並由衷感慨“儘管馬伯樂不是英雄，但也並非死不足惜”。可以說，葛浩文的研究構成了他對蕭紅的深刻理解，中西之間距離的拉近促成了一部作品的最終誕生。
天下誰人不識君：譯介莫言
莫言《紅高粱》的英譯是令葛浩文聲名鵲起，走向事業巔峰的契機。這一譯本也是陳安娜（Anna Gustafsson Chen）在把《紅高粱》譯為瑞典語時的重要參考。得益於兩者的合力，莫言於2012年終獲諾貝爾文學獎。
由於香港友人的推薦，葛浩文閱讀了第一本莫言的小說《天堂蒜薹之歌》，且深為作者的熱情和作品中的愛恨情節打動。他主動聯繫莫言，並如願得到對方允許翻譯的答覆。可在開始翻譯後不久，葛浩文卻讀到了另一本更為動人的小說《紅高粱》。兩相權衡，他認為後者更值得率先進入英語國家的視野，於是再度寫信與莫言協商。一來二去的結果是自《紅高粱》譯出之後，葛浩文接連翻譯了《天堂蒜薹之歌》《酒國》《師傅越來越幽默》《豐乳肥臀》《生死疲勞》和一本中短篇小說集等多部莫言的作品。在2012年莫言獲得諾貝爾獎之後，葛浩文作為莫言作品的“御用英譯譯者”，同樣受到了國內外媒體的空前關注，尤其是國內“莫言熱”、“葛浩文熱”持續到現在仍舊“高燒不退”，葛浩文的翻譯能力和對中國現當代文學海外傳播所做出的貢獻也得到學者、評論家和普通讀者的普遍認可。
刊印十幾年來，英譯《紅高粱》的發行量達到兩萬冊左右，可謂中國小說外譯的重大突破。仍需注意的是，近十多年來，中國小說在英語世界不是特別受歡迎，願意出版中文小說譯本的出版社還是少數。在葛浩文看來，甄選寫法嚴整緊湊、情節扣人心絃、適應國外市場的小說顯得格外重要，而他的工作也從翻譯原文，邁向推廣作品。儘管《生死疲勞》系葛浩文自己的譯作，他依然去書店購買了這本小說。除卻向莫言致敬以外，更現實的原因來自美國書店的運營方式：新書發佈後，規模較小的書店僅會購入兩冊，如果無法在兩週以內賣出它們，店家會認為該書沒有市場，繼而選擇退貨。買書的行為是該書受人關注的表現，唯有這樣才可以打通書籍的銷路。葛浩文還積極向親朋好友、學者學生推薦新作，依託口口相傳為作品積累聲譽。
信達雅：翻譯是重新寫作的過程
即便葛浩文譯作的數量龐大、成果斐然，他卻不追求嚴格的翻譯理論或技巧。“我翻譯每一部作品的方式方法都不一樣，而且我是個翻譯家，不是作者。原著本身就是我的‘指南針’，我只能跟著它去走，不能用固定的方式來翻譯那麼多部不同的作品，否則《河岸》裡面的人物說的話翻譯出來，就跟《狼圖騰》裡面的主人公說話一樣了，那是要不得的！”為求貼近原文，葛浩文在遇到難以理解的部分時會通過各種方式查明作品原意。翻譯莫言小說的過程中，他更是多次與作者本人聯繫，以確保自己的理解清晰無誤。
儘管如此，葛浩文卻不追求譯本與原文的字字對應，而更看重原作思想的準確傳達。“作者是為中國人寫作，而我是為外國人翻譯。翻譯是個重新寫作的過程。”同時應看到，將漢語作品譯為英語的工作難度要大於印歐語系的作品翻譯，原因在於產生這兩種語言的文化之間差異更大。“英文和中文可以說是天壤之別的兩種語言，真要逐字翻譯，不但讓人讀不下去，而且更會對不起原著和作者。”在葛浩文看來，翻譯的目的是令讀者讀懂作品、掌握精髓，譯者的任務是破除語言障礙，而非保留原語言的文風特點。
通過葛浩文的努力，中國現當代文學與文化在世界範圍內得到廣泛的認可。在《紐約客》雜誌上，美國作家約翰·厄普代克（John Updike）甚至提出：“在英語世界裡，中國當代小說的翻譯幾乎成了葛浩文一個人的事情。”的確，葛浩文譯介的中國作家及作品在數量和質量上無人匹敵，他收穫的諸多獎項足可以證明其譯本廣受國際社會的好評。同時，葛浩文格外青睞展現中國地方民俗文化的作品，如我們熟悉的《呼蘭河傳》《紅高粱》和《狼圖騰》等。得益於他從事翻譯的嚴謹態度，其譯本保證了原著文化內涵的完整性，讓世界多民族的殿堂上，中華民族的形象更加豐富立體。如今，葛浩文的譯介工作仍在繼續，始終推動著中國文化走向世界。
資料來源丨文匯報、新民週刊、中華讀書報、中國社會科學網等
轉自：文明互鑑
閱讀更多 翻譯教學與研究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