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在上海共有20588名小學畢業生沒有正常升入到初中，他們究竟是誰？他們後來去了哪裡？要解答這個問題，就必須回到十年前。
十年前，上學並不是難題
2006年，上海市楊浦區江灣鎮國權北路以東，三門路以北，也就是今天的新江灣城地區，何婷一家四口就住在那裡，父親開了個修車鋪，一家人以此為生。
那一年上海的常住人口為1815萬，其中外來人口467萬。何婷一家就是這467萬中的一份子，她們來自安徽蚌埠，1996年落腳在江灣鎮外來人口聚居區。在這裡，除了他們之外，還有數千來自全國各地的農民工，其中，又有1000多名孩子分散在五所農民工子弟學校讀書。
何婷是我認識的最早一批農民工子弟。2001年起我成立了一個服務這片地區農民工子弟的志願者隊，孩子們將我們的活動稱之為“久牽”，也就是“上海久牽志願者服務社”的前身。彼時的農民工子弟，上學還不是問題。問題僅僅在於，能夠去哪裡上學。當然，對於他們而言，只有極少數人有可能通過一些非常規渠道入讀上海的公立學校，而絕大多數孩子就只能去上那些條件很差的農民工子弟學校學習。
條件有多差呢？比如有的學校教室裡連塊黑板都沒有，更不用說圖書館、電腦教室，以及合格的教師了。不過從另一方面來說，由於巨大的入學需求，當時上海的農民工子弟學校如雨後春筍般湧現，僅僅是在江灣鎮地區就有五六所，它們相互之間激烈競爭，甚至為了拉生源不惜採取作弊的方式，為了讓家長覺得學校好，學校將學生的考試成績都改為90分、100分。
在這種形勢之下，2001年上海的農民工子弟學校竟然達到519所！這是個什麼概念呢？2006年全上海的小學也只有626所。不過，由於農民工子弟學校管理混亂，不但教學質量，甚至連學生安全都無法保證，所以上海市政府連續出臺政策對其進行監督和整頓，到2006年，上海的農民工子弟學校減少到277所，一方面是學校間的競爭和兼併所致，另一方面是上海市政府加強管理的結果。
不過，對於何婷以及其他居住在江灣鎮外來人口聚居區的孩子們而言，他們的生活直到2006年也沒有什麼動盪。無論如何，他們總歸還是能夠上學的，雖然學校不太穩定，孩子們往往要不斷轉學，有的孩子甚至在短短三四年內走馬燈似地把江灣鎮的農民工子弟學校都上了一遍。那些學校的教育質量也很糟糕，跟農村老家的學校其實也差不多，唯一的好處就是能夠呆在父母身邊。
因此，無數的孩子就在那些搖擺不定的農民工子弟學校裡度過了無憂無慮的童年。當然，幸運如何婷，她還發現有一個叫做“久牽”的地方，可以在課餘時間去那裡玩耍，跟一群大學生哥哥姐姐學點好玩的東西，如擺弄照相機，用天文望遠鏡看月亮上的環形山，以及在電腦上打泡泡龍。
2006年，無論是對江灣鎮的外來孩子們，還是對久牽，都是重要的一年。因為在這一年，久牽成立了由36個隨遷子女組成的合唱隊“放牛班的孩子”，孩子們不僅走進上海市中福會少年宮的宴會廳演出，也在江灣鎮農民工聚居區的一間廢棄的倉庫裡為他們的父母演出，我們還租借了一套位於殷高西路上兩室一廳的公寓，作為久牽的兒童活動中心。不過，在江灣鎮外來工聚居區隨處可見的拉起的橫幅，還是在提醒著路過的每個人，這裡即將拆遷！
改變從學校關閉潮開始
當時間走到2007年，上海市教委發佈了“關於進一步改善本市農民工子弟學校衛生和安全等辦學條件的意見”（滬教委青【2007】1號），該文件表面上是為農民工子弟學校改善設施，然而事實上也恰好是對全市農民工子弟學校進行整頓的切入點。所以就在這一年初，農民工返鄉之前，有一則新聞突然將教育局與農民工子弟學校之間的衝突凸顯了出來。
那是位於普陀區丹巴路的一所民工子弟學校——建英希望學校。2007年1月5日，大量民警和協管湧入該校並強行關閉了學校。該校的近2000名學生由教育局統一安排進入附近的曹楊小學分部就讀。當時的新聞指出曹楊小學接納的民工子弟達到1890人。然而，2013年，普陀區曹楊小學易名為曹楊實驗小學，目前其學生容量僅有700人。並不清楚建英的孩子們後來是否都有學上，是否都在上海完成了義務教育。不過當建英希望學校被關閉之後，普陀區的民工子弟學校僅存兩所。也就是說，對於那時候的農民工子弟而言，他們開始面臨能否上學的問題了。
2007年開始的這場關閉潮同樣也發生在楊浦區江灣鎮，同樣也影響著何婷們的生活。那時候久牽主要支教的民工子弟學校——藍鷹小學——已經幾乎是一邊拆一邊繼續上課。你會看到合唱隊的孩子們只能在拆除之中的校舍裡上學，每週六下午的例行排練結束後，我常常會跟他們在學校門口的水泥地上玩遊戲，而在我們旁邊，拆遷工人們正在掀掉原先學校教師辦公室的瓦片。不過對於何婷們而言，這一切並不陌生——他們早就習慣了顛沛流離的生活，所以她們照舊沒心沒肺地跳著橡皮筋，玩著捉迷藏。然而我們突然意識到，整個江灣鎮外來工聚居區裡的學校都將要關閉了！
我開始和志願者們一戶戶地家訪，告訴家長們他們的孩子即將面臨的困境，他們只有兩個選擇：要麼回老家，要麼進公立學校。當時進公立學校其實很簡單，只需要被關閉的農民工子弟學校提供孩子的就讀證明、父母的戶口本和暫住證就能夠順利申請到名額。所以到2007年夏天江灣鎮的所有農民工子弟學校都只剩下廢墟的時候，久牽的孩子們幾乎都進入了公立學校。
這一切當然並非只是發生在楊浦或者普陀，這是發生在全上海範圍的農民工子弟學校關閉潮。數據可以證明這一點，2007年上海小學生總數為533280人，而到了2008年，這個數字一躍成為590561人（見下表），激增11%！考慮到之前連續三年上海的小學生數量都在萎縮，因此2008年突然多出來的近6萬人，只能是來自被關閉的民工子弟學校了。
30萬學生消失了
到2012年，全上海有53.8萬義務教育階段的隨遷子女（那時不再用農民工子弟這一被認為有歧視性的稱呼了），其中74.72%在公立學校就讀，剩下的則在157所政府認可的民辦小學（農民工子弟學校的名稱也不再用，而一律稱為以招收隨遷子女為主的民辦小學）就讀。
其中有一點值得注意，就是當時並不存在以招收隨遷子女為主的民辦中學，也就是說，隨遷子女只能進入到上海市的公立初中就讀，或者換一個好看的說法就是100%的初中階段隨遷子女都在公立學校就讀。那麼，這種可能性究竟又有多大呢？
2007年，何婷恰好是六年級，她必須進初中。當時楊浦區統一分配的是三門中學，不過，何婷的父母更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夠進寶山區的高境三中，因為這個學校就在家門口。與何婷有類似需求的還有很多孩子，在久牽的幫助下，他們向高境三中提出申請，並且最終有7個孩子被錄取，其中包括了何婷。應該說，2007年上海市的學籍管理工作還不是那麼嚴格，尤其是對於寶山區而言，因此區教委默許學校自由行事，招收一些計劃外的學生。所以何婷們可以完全不需要父母的社保，不需要父母的工作證明，僅僅是憑藉自己的學習成績，便成功地進入了公立學校。而且，何婷和她的同學侯月還先後當上了班長，成績進入年級前三名。
不過，對於絕大多數初中階段的隨遷子女來說，進入上海的公立學校，應該是一個越來越難以逾越的坎。從前面的圖表可以看出，從2006年到2015年，上海的小學生數量一直在增加，從53萬多一直到80萬。而且，上海的小學數量也從2006年的626所，增加到了今天的764所。然而，如果看同期的初中生數據的話，你會發現隨遷子女的初中夢並不那麼容易實現。
從上圖可以看出，上海這十年來的初中生數量基本維持在42萬左右，而且還在不斷減少中！相比小學，初中學校的數量這十年來也增長甚微，僅僅從338所到了362所。另外我們還可以看到，六年級學生的數量，這十年來也沒有增加，一直在11萬左右。那麼問題就來了，從小學階段畢業之後的隨遷子女們到哪裡去了？這十年來上海多出來的這近30萬小學生跑哪了？
答案很殘酷，他們消失了！
我們再來看數據，2006年上海小學一年級數量為108874人，這群孩子應該是在2011年升入初中。而2011年的六年級學生數量為116477人。這個數字反而增加的原因不難理解，因為在這五年裡，每年都有處於小學階段的隨遷子女插班生，所以2010年的五年級學生數量是129088人。這批孩子是2011年讀六年級，而2011年六年級學生數量是116477人，2011年的六年級學生數量較上一年五年級少了12611人，結論是其中一部分隨遷子女流失了。
照此算法，我們就可以用某一年六年級的學生人數減去上一年五年級學生人數，於是得出每年流失的初中階段隨遷子女數量。一般而言，因為處於義務教育階段，正常情況下五升六的流失應該是極少的。如2005－2006年的流失僅為675人，而2007-2008年則反而增加了2918人（2007年大量關閉農民工子弟學校，上海公立初中不得不接收部分五升六學生）！2008-2009年減少3406人（這勉強還算是正常的五年級隨遷子女學生返鄉流失），而2009-2010年竟然減少12949人，這顯然是政策收緊所致了！之後每一屆五年級小學畢業生升入初中時都會減少，而且流失量越來越大， 2014-2015年的那屆竟然少了2萬餘人！詳見下圖：
2015年的小學五年級學生數是歷年最高，接近15萬。而每年初中六年級的學生數量基本穩定在11萬多，結合上圖，基本可以斷定，2016年，全上海大概有近3萬五年級階段的隨遷子女數量無緣上海公立學校。
綜合以上三張圖表可以得出如下事實：
1、從2008年開始，由於上海大量吸納農二代進入上海的教育體系，所以小學生數量迅速激增，2014年達到最高峰80萬多人，但從2015年開始回落。
2、儘管小學生數量一直在增加，但是上海的初中生數量並沒有顯著的增長，始終維持在42萬人左右，甚至2015年跌到了最低412345人。
3、由於第二點，2007年開始大量進入上海小學的農二代們並沒有多大的機會入讀上海的初中，所以從2009-2010學年開始，每年有一萬多農二代不得不返鄉或者輟學。這個返鄉或輟學的數字正在逐年擴大。
4、由於2013年上海的小學一年級學生數量達到最高點181210人，這群學生將在2018年畢業。根據上海六年級學生數量始終保持在11萬多的水平預測，2018年將有6-7萬隨遷子女被迫離開上海。
因此，在2007年進入高境三中的何婷們是極其幸運的，並且，她們也用自己的努力和成績證明了一件事情，就是隨遷子女的學習能力絲毫不亞於上海同齡人。後來，當年這一批進入高境三中的學生，三個分別得到了全額獎學金出國留學，三個則在上海讀完了中專後留滬工作，還有一位讀到初二回到老家安徽繼續讀高中，大學畢業後又回到上海工作。
寫到這裡，我想讀者們已經知道我在一開始所提問題——2015年的消失了的2萬名孩子去哪裡了——這個問題的答案：回老家，輟學，或者以一種官方無法統計到的方式繼續在上海求學。無論如何，這都是一種悲哀。是的，十年之前，對於隨遷子女們而言，上學並非問題，問題僅僅在於去什麼樣的地方上學。然而十年之後，他們面對的則是一個能否上學的問題了。
中職不是隨遷子女在城市求學的另一扇窗
不過，對於那些幸運地進入上海公立初中的隨遷子女們，是否依然還有追逐夢想的空間呢？
2008年，上海市教委發佈“在本市部分全日制普通中等職業學校試行自主招收在滬農民工同住子女的通知”（滬教委職2008【16】號），在該《通知》中，隨遷子女不僅可以報考列出的32所中等職業學校（部分專業），而且還享受補貼，除了可以免除學費外，還可以額外得到1000元每年的國家補助。
2008年，也是汶川地震的一年，2008年，久牽正式在浦東唐鎮開辦第一個兒童活動中心。那一年，有個叫做李英的四川孩子來到我們中心。和大多數隨遷子女一樣，剛來的時候她內向、靦腆、不愛說話。但是當那一年久牽浦東中心的一位大哥哥要離開時，她哭的最兇。我對她最深刻的印象是2010年時我們組織了一個小小世博會的活動，她和幾個同學負責模擬日本場館，她興高采烈地做了好多壽司，不停地招徠其他同學和老師去品嚐，最後她所“賣”出的壽司是當天銷售最好的食品，當時她的自豪與得意勁，與她剛來久牽時的拘謹判若兩人。
2014年，她從唐鎮中學畢業，面臨讀職業學校的選擇。然而，相比2008年，雖然2014年的隨遷子女有65個學校可以選擇，但是，2014年的報名條件也要嚴格得多。2008年只需要暫住證和戶口簿，可是到了2014年，就需要《上海市居住證》或者《上海市臨時居住證》與來滬靈活就業人員的《就業失業登記證》。李英的父親是給人打零工的，母親長期臥病在床，她無法符合報名條件。
因此，在久牽的推薦下，李英報名了另外一個公益組織“海上青焙坊”的麵包烘培師培訓項目，並且在2015年後成功畢業，現在就職於威斯汀飯店。她對自己的工作和生活都很滿意，想起2010年在小小世博會上李英的笑容，我知道做一個麵包師，就是她最大的夢想。
上海從2008年開始執行的鼓勵隨遷子女就讀中職學校的政策，儘管沒有能夠幫助到李英，那麼是否幫助到其他隨遷子女了呢？事實上，不斷提高報名門檻，同時又限制隨遷子女進入初中，單單這兩點已經可以推測這一政策的宣傳意義大於實際意義了。接下來我們再來看看數據。2006年，當時上海中專職校的數量為118所，在校學生數19.03萬人。到2010年，學校數量減到了91所，學生數量則只有14.68萬。顯然，2008年開始的鼓勵政策並沒有出現隨遷子女紛紛湧入中專職校的現象。而且，上海的職業教育一直在萎縮，到2015年，中專職校數量跌到了78所，學生數量僅9.56萬。詳見下圖。
不斷關門的職校，不斷減少的學生，這一切都清晰的證明了上海並沒有想要為隨遷子女打開一扇職業教育之門。事實上，從上海對這些孩子關上初中大門之際開始，所謂的“新上海人”這一稱號，便已經不屬於隨遷子女。作為農二代，他們已經被上海的教育政策所拋棄，被犧牲。也許其中會有一些個體，憑藉自身的努力，加上幾分運氣，以及類似久牽這樣的機構的幫助，可能突破政策的囚籠，能夠成為這個城市眼中的成功者。然而作為群體而言，從一開始，上海，就沒有準備給他們機會。
作為一個移民城市，上海本應具有包容開放的心態，本應給予每一個來到這裡的人同等的尊重與機會，本應讓“城市，讓生活更美好”這句話得到應驗。不過現在看來，分裂遠比融合要來得更為猛烈，更令人無從選擇。
這個城市其實遠比十年前更加離不開農民工。記得十年前，我所認識的家長們還在烈日下襬攤，在風雨裡蹬著三輪車，同時他們時刻要提防著城管和交警，他們常常會被衝攤子，被罰沒收車。
然而今天，許多家長以及他們的孩子成了門衛，成了物業，成了保安，甚至也成為了城管，他們在這個城市的大街小巷警衛、巡邏，甚至驅逐著新來的異鄉人。這個日益墮入物慾和享受的城市已經需要依賴當初被自己驅逐的人成為新的驅逐者，並且，這個城市還在不遺餘力地驅逐著那些驅逐者的孩子。這是何等難以為繼的循環啊！
到2020年，這個城市宣稱要將常住人口數量控制在2500萬，這意味著它必須繼續驅逐農二代，即如同上文所推測的，接下去每年平均5萬讀完小學五年級的孩子將離開上海。而那些孩子的父母，依然還在這個城市承擔著雖然最底層，卻關係著我們最為基礎的日常的工作。
然而，無論政策如何，對於久牽而言，我們始終希望能夠給予孩子們三樣事物：源於內心的夢想；自主自立的信心；安放心靈的歸屬。
何婷和李英們並未被政策所束縛，他們也並未抱怨這些政策壓制了他們的發展，事實上，當擁有上述三樣事物時，他們便已經能夠憑藉自己的力量超越政策的壁壘。
所謂夢想，必須依託於自我的興趣和天賦，也即獲得認識自我的自由。所謂信心，則必須依託於憑藉努力擺脫無助無力的處境，也即獨立自主的自由。所謂歸屬，則必須依託於有著共同價值與文化的家園，也即安身立命的自由。
在今天這個時代，知識和技能的獲得早已不再是學校乃至政府可以壟斷的事物，所以，教育對於社會的裨益需要被重新考察和審視。
無論是留守兒童，還是流動兒童，他們的核心問題其實都不是因為缺乏知識技能的傳授，而是在於缺乏健康的文化共同體環境而導致的精神上的不自由。因為無法認識自我而不自由，從而沉湎於各種遊戲玩樂；因為無法獨立自主而不自由，從而會走上各種違背本性的道路；因為無法獲得群體的認同而不自由，從而很容易迷失在慾望之流中。
這個城市還在繼續奮力關門，並以美好生活為理由。但顯然這不是我們的目標，甚至它與上海之所以為上海相悖。畢竟，上海本來就是一個移民城市，她是因為能夠接納才成為一個國際化的大都市。所以儘管前路看上去依然荊棘滿地，但我還是希望，這個城市的未來，將由生活在這裡的每一個大人和孩子共同創造。這個城市的夢想，不在那些制定所謂什麼五年計劃的大人物腦海中，而是在每個真心渴望幸福、熱愛生活的人們心中。
*作者張軼超繫上海久牽志願者服務社創始人。文章主要數據來源：上海教育。文章選摘自《風中的蒲公英：中國流動兒童生存報告》（上海文化出版社，2018年8月）。此標題為編者所加，原標題為“農二代在上海的十年”。此為未刪節版本。
本文轉自微信公眾號“可樂媽咪的札記”，作者張軼超。文章為作者獨立觀點，不代表芥末堆立場。
1、本文是 芥末堆網轉載文章，原文：可樂媽咪的札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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