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数据来看，1978年至2017年，投资占比产值总体趋高，消费占比产值总体下降，消产比由1981年的53%降至2010年的36%，再缓升至2017年的39%。2017年投资占比值46%，在保障基础生活需求的前提下，还有足够的空间降低投资，实现经济调整。
传统增长模式通常以项目驱动：“项目-贷款-投资-增长”，这种方式常常导致“过剩-低效-疲软-刺激”，要在上述改革调整可以承受的空间之内做“减法”，减少投资，收缩贷款，降低风险，使得市场效率提升，促使经济进入良性循环。
可考虑核减一些效益不好的投资
怎么才能调整？如果说我们把所有在建的项目按照收益程度排个序，根据“绩效排序，末端核减”的原则，排到最后的那些可能是亏损或者回报低的项目。如果我把它酌情地去掉，核减一些，这样核减以后我们既可以降低总的贷款规模，因为贷款是创造货币的过程，每贷一笔新款就新增加一笔货币，反过来每收回一笔贷款货币就减了一笔货币。
虽然在核减项目时这个厂还在生产，但是实际它是亏损的，虽然它也带来GDP，但这个数据可能没有那么重要。如果长期带来潜在亏损，还会把社会的平均值拉下来，可能导致GDP有一定的下行。
核减了以后，剩下的企业平均收益、平均效率都比原来没有核减之前的效率要高，因此它的收益是会提升的，债务冲销、损益清算，则中国经济将可以轻装上阵，整体效率“自动”提升，实现“L型”到“V型”的转换，重回高效增长态势。
这就是我一个浅显的考虑，当然我也做了一些实测。比如股市，因为股票有公开的报告制度，这里不作讨论了。
如果有一个改革的空间以及改革的具体方法，改革的效果可以有一定预期的。它的好处是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做一个调整，有条件时多切掉一点，没有条件先暂时放一放，但是这个总体思路不变，这样有助于提升整体经济效率，最终走出一个更市场化为依据的高质量的经济增长的状态。
注意隐形金融风险
我们刚前面讲了过去四十年中国取得了非常可观的高速增长，但隐含的问题是资产迅速增加、债务迅速增加，这从金融市场的概括可以看出债务增加情况。图中的竖柱代表总体债务情况，目前已经达到了600多万亿，曲线是根据现有资料做的推算。
1952年至2017年，全国金融产品669万亿元，其中银行类产品399万亿，证券类87万亿，保险类15万亿，基金类11万亿，其它类88万亿。此外，还有68万亿的隐形金融产品。1992年至2017年，传统的银行类产品在金融产品中的比例逐年下降，从77%降至60%，而非传统产品增速较快，17年证券、保险和基金合计占17%，其它类和隐性产品合计占23%。
举一个例子，一个人平均每月收入3万，衣食住行生活花费2万，剩下1万存入银行，这些结余的存款变成了个人财富的标志，人民储蓄率不断提升，象征着国家经济不断发展。
另一方面，银行用这笔钱做什么？它可以进行放贷，产生新的贷款。尤其在市场经济以后，银行活动力度比原来大多了，做了各种的贷款。从图中可以看出，1992年以来，大量的贷款出现了，到现在在建规模变成产值的两倍了。这个贷款的过程创造了货币，所以，货币好像脱离了经济本身，自己多涨出一倍。这么大的资产，银行到目前为止仍然占很大的部分，证券、保险尽管发展很快，但相对占比还是很小。
这张图上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其它”类数据。“其它”到底是什么？我把资金流量表的实物部分和金融部分对平，反算出来了一个隐含的金融，这个隐形金融现在也到了几十万亿的水平。隐形金融从2009年以后占比迅速提升，它可能包含了很多比较风险高的资产。如何处理这部分内容，这个挑战也是很大的。
高房价背后是货币供应总量快速增长现象
刚才嘉宾一直讨论“房住不炒”的问题，我觉得陈教授讲得很有道理，房地产价格不一定全是炒出来的。M2不断增加，每个月增加两万亿，你会用这笔钱买什么，股市和楼市？此前股市表现还比较好，但目前表现不佳，钱就更多流向了楼市。
房价高问题不是靠限制楼市就能解决的，高房价背后是货币供应总量快速增长现象。拿普通人来说，无非是哪儿收益高放哪儿，放股市上，历史的几次大跌也让大家产生了担忧，而房子是看得着摸得着的东西，而且价格目前还在涨，所以，投资房地产才成了一个好的选择。
如果我们想要调整经济结构，最重要的是控制好贷款规模。货币贷款投资是一个比较长期的过程，周期可能是五年甚至十年。刚开始的时候，企业可能感觉不到压力，不断加大投资，但如果投了三五年后发现仍然不赚钱，甚至还本付息都困难了，那时再调整难度会加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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