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信、敢”這三個字，過去是不少有志者畢生追求的奮鬥目標，也是百姓評價官吏好壞的重要標尺。對當下的黨員幹部來講，仍然需要常常拿起“忠、信、敢”這把標尺，量量自己為人品格和為政擔當。
西漢劉向《說苑·政理》中記載：春秋時期晉國的董安於治理晉陽城，向蹇老請教為政之道。蹇老答道：“要忠，要信，要敢。”董安於問：“怎麼做才叫忠？”蹇老說：“忠於主。”又問：“怎麼做叫做信？”蹇老道：“政令要有信用。”再問：“怎麼做才算敢？”蹇老答：“不當老好人。”董安於聽完說道：“有這三個字足夠了。”
“忠、信、敢”三字，雖然不能涵蓋為人處世的所有道理，卻是為政者不可缺少的基本素養。後世之人，對“忠、信、敢”不斷進行豐富，早已突破了其原來的含義。
先來說說這個“忠”字。《左傳》中記載：“臨患不忘國，忠也。”
即面對禍患不忘記自己的國家，可以算得上忠。諸葛亮《兵要》中載：“人之忠也，猶魚之有淵。魚失水則死，人失忠則兇。故良將守之，志立則名揚。”意指人有忠誠的品德，就好比魚兒有了水；相反，如果失去忠誠的品德則很危險。到了近現代，“忠”字又有了新的內涵。錢學森回國前，在美國被迫參加了數次聽證會，被問道“你效忠誰？”錢學森答道：“我效忠中國人民。”回到祖國後，毛澤東同志問錢學森是什麼支撐著他歷盡辛苦也要回國，他以“苟利國家，不求富貴”作答。從董安於到諸葛亮，再到錢學森，忠誠的內涵早已不再侷限於對個人“小忠”，而上升為一種對國家、對人民的“大忠”。
接下來，再談談這個“信”字。商鞅徙木立信、季布一諾千金等故事，千百年來一直為人們所稱頌。言而有信、言出必行，不僅是為人處世的優良品德，更是治國理政不可或缺的政德。
《劉子·履信》中有段話：“人非行無以成，行非信之無以立。故信之行於人，譬濟之須舟也；信之於行，猶舟之待楫也。將涉大川，非舟何以濟之？欲泛方舟，非楫何以行之？”
古羅馬歷史學家塔西佗也提出過一個理論：當公權力遭遇公信力危機時，無論說真話還是假話，做好事還是壞事，都會被認為是說假話、做壞事。這就是著名的“塔西佗陷阱”。
正所謂“人無信不立，業無信不興，國無信則衰”，如果說一般人失信於他人，受損害的只是個人形象，那麼，為政者一旦不信守承諾，對國家和政權的危害可就嚴重多了。
“忠”“信”二字，說起來並不複雜，但踐行起來卻並不簡單，離不開一個“敢”字，也就是要求為政者必須敢於擔當、勇於作為。
毋庸諱言，當下有些領導幹部在這方面做得並不好：有的認為獨善其身就行，對下屬違紀甚至違法的行為熟視無睹，不想主動去抓去管；有的是擔當不足，害怕得罪人、丟選票；有的自身不乾淨，腰桿子不硬，沒臉去監督別人……
一個“敢”字見真功，不僅要有動真碰硬的決心和勇氣，還要有發現問題、解決問題的本領能力，對為政者來說是個不小的考驗。
“忠、信、敢”這三個字，從古代一直延續到現代，已成為很多仁人志士立身之要訣。過去是不少有志者畢生追求的奮鬥目標，也是百姓評價官吏好壞的重要標尺。
對當下的黨員幹部來講，仍然需要常常拿起“忠、信、敢”這把標尺，量量自己為人品格和為政擔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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