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1月17日，工程公司与傅某签订《内部施工协议》，约定2014年，某天然气利用工程项目由项目部第二施工队（负责人：傅某）施工。傅某不具有施工资质，借用工程公司资质和名义施工。协议签订后，傅某雇佣王某等人施工。
2016年12月20日，傅某给王某出具欠条，载明:“欠王某等人非开控工人工资款贰拾万元整，工程公司，某项目第一项目部”，加盖工程公司项目部印章。
王某已经将史某等二人的工资先行垫付，就工资支付向法院提起诉讼。
一审法院
本院认为，建设工程承包人非法转包、违法分包建设工程或者没有资质的实际施工人借用有资质的建筑施工企业名义与他人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行为无效。
工程公司从发包方承包工程项目后，傅某不具备资质，借用有资质的工程公司名义与他人签订施工合同，最终涉案工程的人工部分由王某等人实际完成，因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合同无效。
傅某给王某出具的工资欠条，能够证明拖欠工资的事实，王某要求傅某给付工资200,000.00元的诉讼请求，应予支持。
工程公司明知傅某不具有施工资质仍允许傅某借用其资质，存在过错，王某要求工程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讼请求，应予支持。
本案系追索劳动报酬纠纷，不涉及劳动关系其他争议，应按照普通民事纠纷处理。
工程公司提出的王某在未经仲裁机构仲裁的情况下直接向法院提起诉讼,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起诉条件的辩解，不予采信。
判决:傅某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给付王某工资款200,000.00元；工程公司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给付责任。
工程公司不服，提起上诉
诉请：撤销原判，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王某、傅某负担。
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一）王某提供的欠条是先盖章后补充的内容，没有工程明细和考勤记录佐证，是王某与傅某伪造的。王某仅提供了欠条，没有实际用工和发放劳务费的证据，傅某也没有出庭，不能认定傅某存在用工的事实。王某没有提供垫付史某等二人工资的证据。
王某等三人的工作是傅某安排的，不受工程公司支配和管理，劳务费不应由工程公司承担。
（二）根据王某的陈述，其与傅某之间不是雇佣关系，而是傅某将工程转包给王某。
（三）本案属于劳动争议，应适用劳动仲裁程序，诉讼费应为10.00元；
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
（一）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 的规定，工程公司只在欠付工程款范围内承担责任，而工程公司已经按照约定将工程款足额支付给傅某。
（二）工程公司与王某之间不是劳动关系，原审法院参照《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支付管理暂行办法》，显然不当。
二审法院
二审期间，工程公司提供的《使用印章承诺书》、电子回单、业务回单，不能证明工程公司对案涉劳动报酬不负给付责任，本院不予采信。
本院认为，王某以工资欠条为证据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诉讼请求不涉及劳动关系其他争议，应按照普通民事纠纷审理，不需要经过仲裁前置程序。
工程公司虽然否认欠条及欠条上印章的真实性，但未提供相反证据，也未申请鉴定，对欠条及欠条上印章的真实性，应予确认。工程公司与傅某关于该印章使用范围的内部约定，对王某没有效力。
欠条上既有傅某的签名，又有工程公司的印章，因此，傅某和工程公司对欠条中的欠款都负有偿还责任。
另外，工程公司明知傅某不具有施工资质仍允许傅某借用其资质施工，存在明显过错，应承担清偿拖欠工资的连带责任。
综上，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300.00元，由工程公司负担。
案例点评
工程领域，非法转包的现象一直存在，不仅带来安全的隐患，也会产生拖欠农民工工资等现象。
本案中，由于王某手握欠条，成为本案胜诉的关键。傅某估计是个皮包公司，包工头或者中间商性质，两次都没参加开庭，或许也没从工程公司拿到钱。
“要实现2020年农民工工资基本无拖欠目标，最大的困难仍在于如何解决工程建设领域的欠薪问题。” 人社部有关负责人说，工程建设领域产生欠薪的深层次原因在于垫资施工、层层转包，工资支付与工程款结算等问题纠缠在一起。
本案的实质依然是欠薪，但是法院采取了对工人更有利的说法，直接按民事案件处理，减少了流程，有助于工人尽快拿到被拖欠的工资。但愿能得到很快的执行，2014年11月开工，2016年12月拿到欠条，到现在也快要两年了，如果还要申请强制执行，春节前也未必拿到。
所以此类案件要从源头抓起，减少工程领域的垫资和转包环节，把工程建设人员逐步纳入规范化管理，采用月薪制，才能真正杜绝农民工欠薪问题。
本案的判决还是挺解气的，为法官点赞。如果碰到类似问题，也还是要及时维权，过了诉讼时效会更麻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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