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司馬遷《史記》，你會發現秦國和楚國的族源相同，都奉顓頊為遠祖，但深入分析，二者都有攀附的成分，可能因為顓頊是黃帝之後，五帝之一，華夏共主，以此證明秦與楚皆出於正宗，其根脈並非是戎狄和夷蠻。
顓頊是黃帝之子昌意的兒子，即黃帝的孫子。黃帝為軒轅氏和有熊氏，顓頊為高陽氏。黃帝死後，顓頊有聖德，繼為部落聯盟首領，居帝丘（今河南濮陽），疆域東至於海，南到江、湘，西抵甘肅，北到山西、河北北部，基本上控制了整個中原地區，初定了中國的規模。後來人們把合併後的黃帝部落和炎帝部落，統稱為華夏族。
《史記》雲：“秦之先，帝顓頊之苗裔孫曰女脩。女脩織，玄鳥隕卵，女脩吞之，生子大業。”秦景公大墓石磐銘文曰：“高陽有靈，方以鼏平。” 秦以顓頊高陽為先祖。秦穆公曾對來秦國參觀的西戎政治家由余說：“中國以詩書禮樂法度為政，然尚時亂，今戎夷無此，何以為治，不亦難乎？” 春秋中晚期幾代秦君宣揚此事，除了歷史真實性以外，不排除自我攀附的成分，恐怕也是外交的需要。其實，秦國一直認為詩書乃亂國之道，奉行霸道，但因為秦當時還比較落後，列國還視秦為戎狄，不與之會盟，所以秦國需要親近周王室和中原各國，韜光養晦。
楚國貴族屈原在其著名的《離騷》中自稱是“帝高陽之苗裔”。《史記·楚世家》中楚靈王也說過：“昔我皇祖伯父昆吾。”高陽是黃帝孫，昆吾為夏伯，以此說明楚王室的族源為華夏族。
其實，可追溯的秦、楚最早的先祖應為蚩尤。《史記》說，蚩尤為東夷九族之首領，九族之人包括古秦人、古楚人。蚩尤是戰神，東方各部落聯盟首領，曾率東夷九族打敗了炎帝部族，後來炎黃兩大部族聯手擊敗蚩尤統領的東夷九族，蚩尤被殺，東夷九族離散。其東夷族之一部，避禍來到江漢流域，在與當地土人經過幾個世紀的發展融合，形成了“三苗”。楚人是九黎三苗的後裔。
黃帝、炎帝與蚩尤是一代人，少昊是他們的晚輩，蚩尤被殺後，由少昊管理東夷部族，而顓頊又是少昊的侄子輩，可見，東夷的古秦族、古楚族的遠祖首推蚩尤。
有些人完全否定神話和傳說的真實性，這有失偏頗。
神話是反映古代人們對世界起源、自然現象及社會生活的原始理解，並通過超自然的形象和幻想的形式來表現的故事和傳說。馬克思說：“任何神話都是用想像和藉助想像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因而，隨著這些自然力的實際被支配，神話也就消失了。” 神話是“通過人民的幻想，用一種不自覺的藝術方式加工過的自然和社會形式本身”。 高爾基在談到神話的本質時說：“我很希望大家更深刻地瞭解它們的基本意思。這個意思歸結起來是：古代勞動者渴望減輕自己的勞動，提高勞動效率，防禦四腳和兩腳的敵人，以及用語言的力量，即用“咒文”和“咒語”的手段來影響自發的人的自然現象。”
美國《發現》月刊網站登載一篇題名為《古老的故事可能事實多於虛構》的文章。文章認為，在文字尚未出現的社會，口述故事同樣受到依賴，被認為必不可少且意義重大，它還傳達了各種知識及人生經驗。這種口頭傳統可以被視為“書籍”，保存在真正聽過並記住這些內容的人的頭腦圖書館。人類對一萬年前發生的事情有著直接記憶，這一結論與許多人類學家及他人對這種口頭傳統的事實根據及存世時長所做的推斷背道而馳。更廣泛的意義的科學通常對此不屑一顧，在很大程度上將其視為人類學的好奇心使然，是定義特定文化的細節。如今，我們許多人不得不以其可能具有更多內涵的視角看待古老的故事。不管還能在哪些文化中找到它們，對現存口頭傳統加以保護勢在必行——它們有助於定義我們所有人。
從蚩尤之後，古秦族和古楚族開始分途。史載，顓頊帝后第五代吳回，是帝高辛氏的火正（火官），主管天火與地火，能光融天下，帝嚳命曰祝融。其部落分佈在商都朝歌的南方（今河南新鄭一帶）。吳回之子陸終，生有六子，幼子曰季連，羋姓，是楚之先祖。
在堯舜禹時代，楚人仍然與華夏族展開著不屈不撓的鬥爭，《竹書紀年》有禹徵三苗，“三苗將亡，天有血，夏有冰，地坼及泉，青龍生於廟，日夜出，晝日不出”之記載。禹徵三苗，實際上是夏夷聯軍共同征伐三苗。少皞族的首領皋陶、伯益是輔佐禹徵三苗的最大功臣。
考古學家指出，長江中游一帶是古史傳說的“三苗”部落所在區域。在近兩千年的時間裡，長江中游群城迭起，文化璀璨，與古史傳說的“三苗”部落時代相吻合，暗示當時長江中游已進入早期國家文明形態。在古史傳說的堯舜禹時期，特別是禹時期，已經進入國家文明的前夜，代表中原文化的“禹”對代表長江文明的“三苗”進行了討伐，所說的“三苗”亦即南方地區，更準確地說，也就是長江中游地區以石家河為中心的聚落，而後石家河文化面貌突變，並大量出現中原龍山文化的文化因素，當是與此傳說事件吻合。
直到商王朝時期，這個堅韌、剽悍、好戰的民族才歸入華夏族的統轄之下。《竹書紀年》說：“商師徵有洛，克之。遂徵荊，荊降。”《詩經》雲：“撻彼殷武，奮伐荊楚，深入其阻，襃荊之旅。” 《公羊傳》隱公元年何休注：“有土嘉之曰襃，無土建國曰封。”夏初的命氏，更多的是“襃”，西周初年的分封，更多的是“封”。楚之國號，為商王朝所賜，楚屬於“襃”。荊楚民族進入中華民族大家庭的時間，應該是從商朝武丁時期開始的。
群蠻地區，早在商、周之際，就建立了一個蠻族大國——楚國，其統治中心地區在今長江中游的鄂、湘、皖、贛四省。楚為南蠻，與西戎、北狄、東夷不同，西戎、北狄、東夷是遊牧民族，逐水草而居，流動性大，文化比較落後，而楚國以農業為主，穩定性強，開墾和未開發的土地廣闊，氣候溫和，物產豐富，具有走向強盛的基礎和條件。西周建立時，楚國表面向周王納貢，表示臣服於周，但時常觀察周王室的動向以擴張自己的勢力，想取代周王的位置，自己來號令中國。
周朝經過成康之治，到昭王和穆王統治時期，西周國力達到了頂峰。康王之子昭王即位時，周的土地已西到今甘肅，東至大海，北至今內蒙古及松花江、黑龍江流域，南至今四川、貴州、湖廣、蘇浙，成為當時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之一。
周昭王即位後，以楚國為首的南方方國部落趁康王的喪事侵犯周土，為此周昭王親自率軍南征，由於楚人勢力強大，經過多次征伐，才打擊了楚國勢力。十六年，昭王率二十六邦軍隊南征，渡過了漢江，打敗了楚國，又順道視察了漢水上游的繒國、方國、鄧國，穩定了這些方國的統治。十九年，昭王最後一次親征楚國，規模盛大，氣勢雄偉。周軍與楚軍在激戰於漢水岸邊，楚軍打敗，周軍得勝，昭王大喜，準備渡過漢水，因周軍人多，就僱傭楚國的船伕和船隻來載運。
當時的漢江水面遠比現在寬闊。當渡船行至漢江中心時，船板忽然開裂，船身解體，周人紛紛落入水中。昭王和大臣等亦落水，因不識水性，皆被淹死。昭王的衛士辛遊靡會游泳，奮勇游去搶救，但昭王已溺水而死，只得將昭王屍體撈起。楚人趁機反擊，結果本來得勝的周軍“喪六師於漢水”，全軍覆滅。《史記》有“昭王南巡不返”的記載，《竹書紀年》有“周昭王十九年，天大曀，雉兔皆震，喪六師於漢”的記載。
周宣王時，周王室把主要精力放在討伐獫狁、東夷、淮夷、荊楚。獫狁經常侵入周王朝西北方搶掠，其軍隊曾一直打到鎬京郊區的焦穫（今陝西涇陽縣）。宣王親任統帥，大臣尹吉甫為副帥，兵分三路，挺進西北，掃蕩獫狁，直到太原（今甘肅東部），取得重大勝利。之後又討伐夷蠻，均取得勝利，宣王便新分封了一批諸侯國，鞏固新徵服地區。宣王晚年，出兵討伐雜居於中原地區的戎人，但都被打敗，特別是千畝之戰，姜戎發揮騎兵優勢，周全軍覆滅，奉命參戰的江漢流域各國軍隊傷亡慘重。宣王開疆拓土耗盡了民力財力，周王朝開始衰敗。
周夷王時，王室衰微，楚國君熊渠宣稱：“我蠻夷也，不與中國之號諡。”封其三子為王，開始公開叫板周天子。從西周末年到春秋中期，楚武王、文王、成王相繼以強勢君主的形象登上楚國的政治舞臺。他們篳路藍縷，披荊斬棘，開啟了楚國成就霸業的艱難歷程。司馬遷《史記》說：“楚強，陵江漢間小國，小國皆畏亡。十一年，齊桓公始霸，楚亦始大。”童書業《春秋左傳研究》認為：“是時楚人勢力几席卷中原，為中原事實上之霸主矣。”“不特莊王是霸主，成王亦為霸主也。”
《史記·秦本紀》稱：趙(贏秦)族女始祖名女脩，“生子大業，大業娶少典之子，日女華，生子大費，與禹平如土”。舜帝"乃妻之姚姓之玉女，大費拜受，佐舜調馴鳥獸，鳥獸多馴服，是為柏翳。舜賜姓贏氏"。大業是顓頊的外孫女之子、伯益之父、秦國君主和趙國君主的嫡系先祖。
強大的炎黃部落聯盟打敗了東夷族首領蚩尤，東夷由軒轅黃帝的長子少昊管理。據少昊氏遷移與發展的考古學探索，少昊氏是史前東夷人的重要支系。考古發現的陶文和大墓證明，少昊氏不僅存在於大汶口文化時期，而且還延續到龍山文化時期，期間經歷了不斷遷移和發展的過程，其中大汶口晚期以苢縣陵陽河一帶為中心，到大汶口末期遷到五蓮丹土一帶，龍山早中期又遷到日照堯王城、兩城等地，在濱海地帶形成超大規模的中心，龍山中期之末遷到了臨朐西朱封一帶，到龍山晚期又遷到曲阜一帶，期間經歷了從古國到方國的社會轉變，最後被東夷新崛起的皋陶、伯益等政權實體所取代。伯益即秦之先祖。
大禹出西羌（河西走廊曾是羌人大本營，祁連山是南山，故西羌又稱南羌），因治水有功，“錫土姓，祗臺德先，不距朕行”。上天賜予土地和姓氏，賜姓曰姒，就是命禹為姒姓之長；氏曰有夏，就是命禹之國為夏。姓是血緣關係，氏是地緣關係。《左傳》隱公八年載眾仲之語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故賜姓、胙土、命氏實為先秦封建的三要素。夏王朝的建立，與舜時的賜姓命氏關係甚大。
《史記●夏本紀》載：舜死後，禹即位，“舉益，任之政”，禹死時“以天下授益。三年之喪畢，益讓帝禹之子啟，而闢居箕山之陽。禹子啟賢，天下屬意焉。及禹崩，雖授益，益之佐禹日淺，天下未洽。故諸侯皆去益而朝啟……”禹將權力授予益，但益並不勝任，而禹之子啟有賢能，所以諸侯拋棄了益而以啟為共主。那個時代是諸侯承認天子，而不像西周是天子承認諸侯。
《竹書紀年》《汲冢書》等則說，禹以天下授益，但卻暗中把實權交給自己的兒子啟，由於伯益沒實權，又沒有樹立威信的機會，導致人心歸附於啟，啟奪取了帝位，為此伯益帶領東夷部族與啟帶領的夏部族作戰，企圖奪回帝位，先是啟被俘，後啟逃脫，組織力量反撲，殺死伯益。伯益死後，“子孫或在中國，或在夷狄”。
後世史家有曰，《竹書紀年》《汲冢書》雲，舜放堯於平陽，益為啟所殺，伊尹為大甲所殺、季歷為文丁所殺，皆是“汙衊至聖”的謗言，或雲荒謬已甚。也有人不以為然。梁啟超則說：“啟殺益，大甲殺伊尹兩事，後人因習聞《孟子》《史記》說，驟睹此則大駭。殊不思孟子不過與魏安釐王史官同時，而孟子不在史職，聞見不逮史官之確；司馬遷又不及見秦所焚之諸侯史記，其記述不過後《孟子》而已；何足據以推翻《竹書》？而論者或因此疑《竹書》之全偽，殊不知凡作偽者必投合時代心理，經漢、魏儒者鼓吹以後，伯益、伊尹輩早已如神聖不可侵犯，安有晉時作偽書之人乃肯立此等異說以資人集矢者？實則以情理論，伯益、伊尹既非超人的異類，逼位謀篡，何足為奇？啟及大甲為自衛計而殺之，亦意中事。故吾儕寧認《竹書》所記為較合乎古代社會狀況。《竹書》既有此等記載，適足證其不偽；而今本《竹書》削去之，則反足證其偽也。”梁啟超之言，是比較中肯的。
孫皓暉的《萬古秦風》敘述了秦人的歷史。在堯舜時代，秦人即已存在，古秦族群曾與大禹族群同建治水大業，舜帝因之賜姓嬴氏。之後嬴氏首領伯益被公推為受禪大禹的唯一合法繼承人。但大禹死後他的兒子啟發動政變，殺伯益，嬴氏遂被迫退出權力中心。在之後的四百六十餘年，秦人一直處於離散狀態。商湯滅夏時，第一個尋找的同盟軍即秦人軍隊。所以秦人協助滅夏後，就成為殷商時期的大諸侯，停駐在今天函谷關以東，以抵擋當時的西部戎狄。西周滅商以後，秦人族群不服周室，三分尋求立足之地。一支流向北方形成趙國，所謂秦趙同源，一支進入西部草原，這部分是最主要的嬴秦部落，和西部少數民族奮戰了兩百多年，還有一些不願走的就分散逃亡，流落東部山海。西部嬴秦部落不但沒有被少數民族消滅，反而擴充了勢力，周孝王時代，西部嬴秦受命為周室養馬，大成，受封於西部秦邑。周幽王末期鎬京之亂，秦族挽周室於危亡，並最終將戎狄族群驅趕出關中和河西，擁有了西部廣闊土地，成為東周的大邦諸侯。
在春秋時期，楚國和秦國都曾是霸主。在戰國時期，秦楚也是最有實力的國家。戰國縱橫家蘇秦曾說：“楚，天下之強國也，地方六千餘里，帶甲百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十年，此霸王之資也”。范文瀾先生曾指出：“楚國八百餘年擴張經營，為秦漢創立偉大封建帝國準備了重要條件，七國中秦楚應是對歷史貢獻最大的兩個國家”。在楚懷王時期，策士還認為：“凡天下強國，非秦而楚，非楚而秦。兩國敵侔交爭，其勢不兩立。”然而，不到百年，秦國就攻滅了六國，一統天下。何也？對照秦國的成功經驗，可以看出楚國敗亡的教訓。兩相對比，主要是：
其一，秦國自秦獻公起至秦始皇，秦國君雖有短命者，享國日淺，但沒有一個平庸之輩，更無荒淫昏暴之君，皆為奮發有為之君。而一些楚王骨肉相殘，政治腐敗，逸淫侈靡，寵信佞臣，排斥忠良，不顧國政，導致國家每況愈下。
其二，秦幾代國君保持開疆拓土、統一天下的戰略定力不動搖，為此厲行變法，鼓勵耕戰，從不折騰、不左右搖擺，即使商鞅被車裂，但人亡法存；專注連橫破敵、遠交近攻，或蠶食或鯨吞，從不含糊，從沽名釣譽，昏然自守，固步自封，坐失良機，始終保持清醒頭腦，向既定目標砥礪前行，直到終點。反觀楚國不明大勢，駑馬戀豆，或避秦退守，或壁上觀戰，或六國相殘，或合縱伐秦，淺嘗輒止，最後亡於秦。
其三，聚天下英才而用之。 從商鞅變法起，秦國開始建立一套完整的以能力和貢獻為核心的人才激勵政策和行動機制。翻閱秦史，商鞅、張儀、范雎、呂不韋、尉繚、李斯、王綰等有經天緯地之才的客卿，戰神白起以及蒙驁、蒙武、蒙恬和王翦、王賁、王離祖孫三代等良將，都有其生動的故事，詮釋秦國的人才政策和成功之要。而楚國本來人才眾多，但楚才多為他國所用，百里奚、范蠡、文種、魏冉、甘茂、李斯等都源自楚國流失至晉、秦等國。一些人才，因為君王無道、奸臣橫行，導致結局很慘，如伍奢被殺、伍員資敵、屈原投江。國以人治，政以才興。一個國家或興或亡，皆與人才有極為密切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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