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困難時期”
50年代末，“總路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當時稱為“三面紅旗”）席捲中國，加上其他天災人禍，中國人民進入了“三年自然災害時期”，現在稱之為“三年困難時期”。
進入1960年春，糧荒問題日見嚴重，為了能用有限的糧食做出更多的飯，這年的一月上旬，在西安還召開了一次全國性的，關於如何“增量做飯法”的先進經驗交流會。比如所謂的“雙蒸法”，就是將米放進罐內幹蒸20分鐘，然後再加水，每斤米加水3斤3兩，用猛火蒸40分鐘即可。雙蒸法能使1斤米做出5斤飯！且飯粒不爛，味道好。
由於口糧標準低和副食品嚴重短缺，人們攝取熱量不足，不少群眾患了浮腫，肝炎等疾病。當時，一些地方規定，經醫院確診“無誤”可領取“康復粉票”一張，憑票到指定地點可買“康復粉"一份（麥麩、豆粉與砂糖修制），每日用開水衝食數次。據老者回憶：“療效還行”。
由於農村嚴重缺糧的緊張形勢，當時出現了“代食品”，最典型的就是小球藻和紅萍等浮游植物。之後又出現了“人造肉精”、“人造肉”、葉蛋白等，相較之前的小球藻，有較高的營養價值，而且有一定的技術含量，因此也被稱作精細代食品。許多代食品，幾乎沒有什麼營養可言，仍難以遏止浮腫病和非正常死亡的發生。
全民穿軍用服裝
整個60年代，大體是軍用服裝在領導時尚的潮流，當年一度流行的順口溜中，有一句為“狂不狂，看米黃”，指的也是軍裝。
軍帽、“國防綠”上衣或一身“國防綠”、“片鞋兒”，背“軍挎”，把車座拔到頂的“二六燕把”鏈套轉鈴八成新的自行車，手掛鋼絲鎖，這副打扮，今天叫“酷”、“潮”，用那個年代的詞來形容，叫“份”或“狂”。
現在的影視作品，涉及那個年代的孩子時，人從一身軍裝，
其實“文革”前期，孩子的穿戴並非獨以軍上衣能領風騷。院子裡的半大孩子結夥騎車出行時，部隊大院是一身綠，地方大院是一身藍。倘是兩類院子相鄰或相對，這種對比尤其分明。孰優孰劣，沒有公認的判斷。後來，從軍成為時髦的就業方式，不獨軍隊子弟，地方大院孩子參軍的現象越來越普遍。軍裝這才跟著走紅，成為一種社會化的“學生裝”。
先是軍人子弟翻出父輩的軍服，一身綠軍裝加褐色皮腰帶，顯得格外神氣。在他們的倡導下，全國各大專院校乃至所有的中等學校陸續成立了紅衛兵組織，小學也不甘示弱，紛紛成立了紅小兵組織，工人，農民開始成立“赤衛隊”，可謂“全民皆兵”。這種人人穿軍裝的時代，隨著“四人幫”垮臺及改革開放的到來才逐漸淡化
“永久”、“鳳凰”、“飛鴿”
新中國的自行車，起步於50年代，只不過那時還是初級階段。
“車燈”這種在現今自行車上並不常見的零件，卻曾是50年代自行車夜行的“通行證”。那個時候，很多地方晚上沒有路燈，為了安全起見，自行車沒有“車燈”照明，晚上是不讓上路的。
自行車燈的關鍵零件是“摩電管”，在與車輪胎的摩擦中，“摩電管”把摩擦力轉換成電力，產生照明。“摩電管”在當時很貴，有一些人買不起，於是，專門給自行車配備的手電應運而生。手電是方形的，需要兩個1號電池，插在安裝車筐的前叉上，一樣起到照明作用。更沒錢的人，只能買紙糊的燈籠代替。
侯寶林的相聲段子裡，對此有過描述：有人喊，“著啦！著啦！”騎車人說，“廢話！不著能叫燈嗎？”結果一看，連袖子都著了!
60年代，“永久”、“鳳凰”、“飛鴿”，逐漸創出了品牌，在全國自行車評比中名列前三位。當時擁有這三大品牌自行車的人並不多，一旦擁有，就像現今開奔馳、寶馬一樣讓人羨慕。
60年代一直持續到70年代，自行車曾作為結婚“四大件”之一，留存在人們的記憶中。
工業學大慶，農業學大寨
毛澤東於1964年發佈指示：“工業學大慶，農業學大寨，全國學人民解放軍”。
工業學大慶，農業學大寨，刻在那一代人的記憶中。
1963年底，中國開發了大慶油田，不僅結束了中國人靠“洋油”過日子的時代，更培養出一支有組織紀律，能吃苦耐勞、能打硬仗的石油工業隊伍。
開始於1964年初的工業學大慶運動，即號召當時的工人階級發揚“大慶精神"，為了工業的發展而苦幹，不為名，不為利，不依靠外國，自力更生，在冰天雪地裡瘋狂勞動。這一運動中最出名的是“鐵人”王進喜，連同他的一句名言:“有條件要上，沒有條件創造條件也要上。”
大慶精神
大寨是山西省昔陽縣大寨公社的一個大隊，全村位於山西東部太行山區環境氣侯惡劣的區域，包括“七溝八梁一面坡”的石山。以陳永貴、郭鳳蓮等為帶頭人的大寨人，戰天鬥地，艱苦奮鬥，治山治水，在七溝八梁一面坡上建設了層層梯田，在山頂上開闢蓄水池，所謂“萬里千擔一畝田”，改變了靠天吃飯的狀況。
“農業學大寨”的號召發出後，幹部群眾齊上陣，迅速掀起了持久的、大規模的以治山、治水、改土、修“大寨田”為主、全面加強農業基本建設、改造落後的生產條件，大打農業翻身仗的群眾運動。
焦裕祿蘭考治沙
60年代英雄人物最多，雷鋒、焦裕祿、王傑、歐陽海、南京路上好八連，以及草原英雄小姐妹。這些英雄，都打上那個時代的烙印：革命覺悟，艱苦樸素，集體主義，當然，還有愛學《毛澤東選集》。
1962年12月，焦裕祿被調到蘭考縣，然後任縣委第二書記、書記。
在帶領蘭考縣人民封沙、治水、改地的鬥爭中，焦裕祿身先士卒，以身作則；風沙最大的時候，他帶頭去查風口，探流沙；大雨瓢潑的時候，他帶頭趟齊著腰深的洪水察看洪水流勢；風雪鋪天蓋地的時候，他率領幹部訪貧問苦，登門為群眾送救濟糧款。他經常鑽進農民的草菴、牛棚，同普通農民同吃同住同勞動。
1964年5月14日，焦裕祿被肝癌奪去了生命，年僅42歲，他臨終前對組織上唯一的要求，就是“把我運回蘭考，埋在沙堆上，活著我沒有治好沙丘，死了也要看著你們把沙丘治好”。
草原英雄小姐妹
1964年2月9日早晨，達爾罕茂明安聯合旗草原上飄著雪花，11歲的龍梅和9歲的玉榮代父出門放牧。快到中午，天氣突變。西北風捲起大雪漫天狂舞。羊群順著風拼命逃竄，姐妹倆攔堵不住，只好跟著羊群奔跑，越跑越遠。因極度疲乏，姐妹倆在冰天雪地裡睡著了。
民族舞劇《草原英雄小姐妹》在內蒙古呼和浩特上演
深夜，龍梅凍醒一看，羊群、妹妹都不見了。她爬起來，一路走、一路喊，走了兩三里，才找到玉榮和羊群。姐妹倆護著羊群，同風雪搏鬥了一天一夜，已走出了70多里。
第二天拂曉，她們離白雲鄂博車站不遠了。這時玉榮丟了一隻氈靴，光著左腳。姐姐便要脫下自己的氈靴給她穿上，這個情節，後被編成芭蕾舞劇《草原英雄小姐妹》，成為70年代難得的感人畫面。
民族舞劇《草原英雄小姐妹》在內蒙古呼和浩特上演
在白雲鄂博火車站，出來迎接客車的扳道員王福臣，看見了龍梅，連忙把她帶進扳道房，用雪替她搓揉兩隻凍僵的手。龍梅漸漸暖和一些，斷斷續續吐出幾個字來：“我的妹妹，在石坡下，已經沒靴了……”
經過一場搶救，兩人終於醒了。龍梅立即問礦區黨委書記：“我的羊還在不在？”書記回答說：“羊沒事，你放心吧！”龍梅和玉榮的事蹟，很快傳遍了草原，傳遍了全中國。
雷鋒
學習雷鋒好榜樣
在新中國成立以來的歷史上，從未有過任何一個形象像雷鋒那樣，以其強大的人格和瑰麗的人生持久地溫暖著人心。
1963年3月5日，《人民日報》發表了毛澤東的題詞：“向雷鋒同志學習”。從此全國開展了學習雷鋒的活動。
雷鋒是人民解放軍瀋陽部隊工程兵某部班長。1939年12月出生於湖南省望城縣（今長沙縣）一個貧苦農民家庭，自幼成為孤兒。1957年加入共青團。1960年參軍，同年11月入黨，不久任班長。1962年8月15日，雷鋒不幸因公犧牲。
他日記中的“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但為人民服務是無限的，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無限的為人民服務中去”，曾經激勵了不少人。
雷鋒的話題，沒有停息過。
歌曲《學習雷鋒好榜樣》，許多人都唱過:
“學習雷鋒好榜樣，忠於革命忠於黨，發憎分明不忘本，立場堅定鬥志強。”
提親聘金是4元，聘禮是2斤糖
有一本上海人婚照圖冊記錄了上海人結婚服飾的變遷：五六十年代，新人衣著如平常穿戴一樣樸素，還流行“四個一工程”，也就是備一張雙人床，一個熱水瓶、一個臉盆、一個痰孟就可以結婚了。
一位1965年結婚的女同志回憶，當年結婚的時候，男方來我家提親，聘金是4元，聘禮是2斤糖。婚事確定下來後，結婚那天就由丈夫騎著單車到我家來載我，我帶著衣物、臉盆、桶等“嫁妝”就這樣嫁到他們家，中午的時候丈夫家擺了一桌菜，“宴請”親友，辦理了結婚證，這樣我們就算結婚了。
60年代的愛情和婚姻，還被賦予了許多革命的色彩。
1964年9月19日上海《青年報》，報道了上海光學儀器廠青年葉佩君的婚禮，是在宿舍俱樂部裡舉行的。屋子正中高掛著一幅毛主席的像，牆上還掛著同志們送的對聯，上面寫著：“創業成家，三十而立。”新婚夫婦這天晚上同往常一樣穿著相互的衣服，胸口戴一朵大紅花。
婚禮開始，新婚夫婦先恭恭敬敬對毛主席像鞠躬行禮；接著，廠團委書記和同志們作熱烈祝賀。祝賀的同志們還紛紛以節目助興，有的唱歌，有的說相聲。最後，在新郎新娘合唱《社會主義好》的歌聲中，婚禮結束。
那時城裡的人們結婚大都在晚上進行，因為白天得用來幹革命工作。基本程序是：新郎、新娘共唱《東方紅》或《大海航行靠舵手》；學兩段毛主席的“最高指示”；向毛主席像三鞠躬；向家長三鞠躬；新郎、新娘互相鞠躬，也是三次；向來賓敬禮；分發喜糖；婚宴基本上是沒有的，大多是請幫忙的人吃碗麵條，麵條裡須放雞蛋兩個。
在農村，情況稍有不同。唱《東方紅》、學語錄、向主席像三鞠躬這些程序基本上相同，不同的是，農村是講究“做席”的。那時候的“席”很簡單，買點豬頭、豬下水，用圓白菜燉，熬白菜、蘿蔔時加些肥肉和肉皮，這兩樣菜往桌上一端，再打上2斤散裝白酒，就算是一“席”了，這樣的“席”在那時被稱作“半葷素酒席”。
家家有本“紅寶書”
60年代，有一個時期無論辦什麼事。都要先念一句語錄。
有一位老太太去買菜，售貨員說：“‘為人民服務’，你買什麼？”
老太太說：“‘愚公移山'，我買蘿蔔。”說著她就在大筐裡挑起蘿蔔來。
售貨員見她挑來揀去，很不耐煩，就在一邊說：“‘要鬥私批修’！”
老太太頭也不抬，繼續挑著，口裡唸叨著：“‘萬萬不可粗心大意’！”
那時，背“紅寶書”中的毛主席語錄，不僅是趕時髦，而且也是生活需要。
理髮買菜，辯論吵架，都用得上，誰背得熟、背得多，理就在誰這邊。
《毛主席語錄》是毛澤東著作中名言警句的選編本，因為最流行的版本用紅色封面包裝，又是紅色領袖的經典言論，所以“文革”中被普遍稱為“紅寶書”。經歷過“文革”的人無不知曉“紅寶書”。那時，人們飯可以不吃，覺可以不睡，但“紅寶書”不可不帶，連結婚送禮也必定少不了一本“紅寶書”。
毛主席像章別在胸前
毛主席像章，也成為那個年代的裝飾物，為了表忠心，全民佩戴它。書店、商店如果到了毛澤東像章，立即發佈"特大喜訊"。人們奔走相告，但不能說去買，而是說“敬請”。
請人幫忙辦事，最好的禮物也是送像章。有人為了表示忠心，戴了幾枚，大街上時常可見戴十幾枚的，最多有戴三百枚的，前胸鋪滿，胸前掛不下，可向雙肩和頭部蔓延，但不能向下超過褲腰帶。極個別的為了表示忠心。
最初的像章只有指甲蓋大小，後來越做越大，居然做到直徑80毫米的“大輪船”像章，跟燒餅大小差不多，上端是毛澤東頭像，下面是一艘乘風破浪的輪船，背景是紅太陽。
“早請示，晚彙報”
“早請示，晚彙報”，是那時一個重要的形株式，就是早晨一起來，向毛主席請示當天的工作；晚上向毛主席彙報一天的活動。當然不是直接到中南海向毛主席請示彙報，而是對著毛主席畫像或雕像，或對著“紅寶書”。
比如開飯時，孩子們餓狼般圍攏過來，家長內心酸楚，但嘴上還得說: “在學一段毛主席語錄。”孩子們嚥下口水，齊聲念道：“偉大領袖毛主席教導我們，節約糧食問題，一定要抓緊，忙時吃幹，閒時吃稀，並加以紅薯、土豆、雜糧……”“要節約鬧革命。”
1967年1月4日《人民日報》報道:
廣東恩平縣社員羅仙，違反了生產隊公約，把自已的雞放出來，吃了隊裡的谷。社員把這一情況告訴了羅仙的丈夫鄭棟。
當天吃晚飯的時候，鄭棟對家裡人說，咱們先學一段毛主席語錄，再吃飯。然後叫他的一個兒子領讀。兒子讀一句，大家跟一句：“白求恩同志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精神，表現在他對工作的極端地負責任，對同志對人民的極端地熱忱……”
羅仙虛心地接受了批評。
鄭棟見妻子認識了錯誤，高興地說：“今晚我們結合實際學習毛主席語錄，學得好、用得好。現在咱們開始吃飯吧！”
忠字舞
60年代的中國，能算得上舞蹈的，就只有忠字舞了。
忠字舞，是“文化大革命”時一種狂熱地表示對毛澤東忠心、忠誠的一種集體舞蹈，流行時間約在1966-1968年間。中共“九大”以後，特別是林彪事件後，漸趨衰微。
較為典型的是以《大海航行靠舵手》、《敬愛的毛主席》、《在北京的金山上》、《滿懷豪情迎九大》、毛澤東語錄歌等歌曲為伴唱、伴奏。
忠字舞舞蹈動作粗放、簡單、誇張，大多采取象形表意、圖解化的表現手法。主要動作設計有:雙手高舉表示對紅太陽的信仰；斜出弓步表示永遠追隨偉大導師毛主席；手指怒指地面表示徹底砸爛資產階級；緊握雙拳表示要將革命進行到底……
忠字舞因此也成了一個時代的象徵。
知識青年上山下鄉
1968年12月，毛澤東下達了“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愛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上山下鄉運動大規模展開。1968年，當年在校的初中和高中生（1966、1967、1968年三屆學生，後來被稱為“老三屆”），全部前往農村。
知青被歡送踏上遠去的列車的時候，是一身軍綠色服裝，有軍帽但無帽徽、領章，胸前一朵鮮紅的大花，垂下的絹條上印著“光榮”兩個字。
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總人數達到1600多萬人，十分之一的城市人口來到了鄉村。這是人類現代歷史上罕見的從城市到鄉村的人口大遷移。上山下鄉的目的地很多，包括雲南、貴州、湖南、內蒙古，黑龍江等地。在當時，有一部分青年是“滿懷熱血”地投入到這場運動中，所謂“滿懷豪情下農村”，“緊跟統帥毛主席，廣闊天地煉忠心”。一些人為表示紮根農村的決心，甚至咬破手指寫下血書；有的不顧父母勸阻，從家裡偷出戶口辦理遷移手續。
進入70年代以後，開始允許知識青年以招工、考試、病退、頂職、獨生子女、身邊無人、工農兵學員等各種各樣名目繁多的名義逐步返回城市。1979年後，絕大部分知青陸續返回了城市，也有部分人在農村結婚“落戶”，永遠地留在了農村。
“赤腳醫生”懸壺濟世
1968年9月，當時中國最具有政治影響力的《紅旗》雜誌發表了一篇題為《從“赤腳醫生”的成長看醫學教育革命的方向》的文章，“赤腳醫生”的名稱走向了全國。
“赤腳醫生”是農村合作醫療制度的產物，是農村社員對“半農半醫”衛生員的親切稱呼。“赤腳醫生”指一般未經正式醫療訓練，仍持農業戶口、“半農半醫”的農村醫療人員。
當時，“赤腳醫生”來源主要有三部分:一是醫學世家，二是高中畢業且略懂醫術病理，三是一些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
“赤腳醫生”為解救中國一些農村地區缺醫少藥的燃眉之急做出了積極的貢獻。
1985年1月25日，《人民日報》發表《不再使用“赤腳醫生”名稱，鞏固發展鄉村醫生隊伍》一文，“赤腳醫生”逐漸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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