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村落当中男性新生代农民工的择偶困境日益凸显，逐渐成为村民茶余饭后的重要谈资和未婚青年父母日常生活中的一项核心议题。概括而言，男性新生代农民工的择偶困境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性别失衡：适婚年龄女孩数量少
当地农村地区具有明显的生育男孩偏好。广大农民群众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自己性别层面的生育意愿，想方设法对生育过程进行人工干预，从而人为改变生男生女的概率，导致农村地区出生性别比一路攀升。中国近期出现的适婚年龄段人口的性别失衡，主要是20 世纪70 年代以来妇女生育率的下降与80 年代以来出生性别比异常升高共同作用的结果。
在农业文明时代，受制于强烈的安土重迁意识和落后的交通设施条件，人口流动很少发生，人们的活动范围和交往对象非常有限，导致通婚圈非常狭小，大都局限在以村落为中心、以周边5~10 个村落为辐射半径的一个圆形范围之内。与全国大多数农村一样，陈村的传统通婚圈也非常小，村民大都在毗邻的村落中寻找结婚对象，同村婚姻也比较多，镇外联姻的现象很少发生。但是，就目前情况来看，陈村及周边村落未婚的适婚年龄女孩数量越来越少，适婚年龄男女之间的比例严重失调。以陈村为例，目前共有适婚年龄未婚男青年47 人、女青年32 人，适婚年龄未婚青年男女性别比约为146.88 ：100，远高于新生代农民工的男女性别比。
（2）人口流动：本地女孩外流数量多
改革开放之后，随着人民公社的解体、统购统销制度的废除以及户籍制度的松动，在市场经济的刺激之下，乡城之间的人口流动迅速增加，并分别于20世纪80 年代初、90 年代初和90 年代末形成了三次大规模的民工潮。在“男娶女嫁”和婚后“从夫居”等传统婚配模式的影响之下，农民工对于原生家庭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存在明显的性别差异，导致村落对于不同性别新生代农民工所具有的牵引力和影响力也明显不同。男性新生代农民工大都倾向于回到农村老家在传统通婚圈中择偶，女性新生代农民工则大都不会受此羁绊，更加可能远走高飞。特别是在城市生活的吸引之下，很多女性新生代农民工渴望嫁入城市，即便无法在城市中找到合适的结婚对象，她们宁愿与城里人建立“准婚姻关系”，成为别人的情妇或“二奶”，也不愿意嫁回农村老家。
20 世纪80 年代初，陈村外出务工的人以男性青壮年劳动力居多，并且他们大都已经结婚成家甚至生育子女。受制于家庭风险最小化的小农保守意识以及“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性别分工等的影响，已婚妇女包括未婚女孩大都留守在农村老家。随着2000 年前后第三次“民工潮”的兴起，1980 年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开始加入农民工大军当中。他们大都接受过比较好的基础教育，独立自主意识和性别平等观念比较强，因此外出与留守二元分化的性别差异逐渐消失，女孩开始与男孩一样外出打工。外出打工的男性新生代农民工大都返乡择偶，而女性新生代农民工则大都远走他乡。2000 年以来，陈村约有65% 的外出打工女孩嫁到了外地，这进一步加剧了男性新生代农民工在传统通婚圈中择偶的困难。
（3）工作限制：异地相恋成功概率小
民工潮尤其是第三次“民工潮”引发了全国性的乡城人口流动，农村人口流动的距离越来越长、频率越来越高、数量越来越多，由此导致农村传统通婚圈被打破，扩大了新生代农民工的通婚圈。从理论层面来说，农村通婚圈的扩大对于男女青年是平等的，男孩也可以在打工地进行择偶，这能够抵消本地女孩外流对传统通婚圈的进一步侵蚀。但是，实际情况是，男性新生代农民工在打工地通过自由恋爱而成功结婚的人数极少。
新生代农民工进入陌生的城市之后，由于缺乏系统的学历教育和娴熟的专业技能，加上原有社会支持网络的失效和社会资本的匮乏，大都进入了城市中的传统部门或劳动密集型企业。他们的工作性质具有明显的“同性聚集”的特点，如男性主要集中于建筑等行业，女性主要集中于轻纺、食品加工和家政服务等行业，工作环境中的性别比严重不平衡制约了他们与异性的交往。加上此种类型的职业往往工作强度大、工作时间长、工作要求高、收入水平低，甚至采取封闭式管理，闲暇时间和活动空间都非常有限，进一步减少了他们的择偶机会。外地适婚年龄女孩的少量流入与本地适婚年龄女孩的大量流出相互叠加，使得新生代农民工的择偶困境更是雪上加霜。
（4）成本高涨：婚姻市场要价水平高
人口流动不仅带来了身体的流动，也带来了思想的流动。中国特有的城乡二元体制把城市和农村塑造成了截然不同的两个世界，新生代农民工从农村进入城市之后，大部分时间都在城市里面工作和生活，其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会逐渐被城市所同化，越来越与城市青年相趋同。进入城市打工的农村女孩在恋爱对象的选择上，不再以传统的老实、本分、勤劳等为标杆，而是更加看重男方的经济、家庭、职业等因素。凭借女性资源短缺的东风，女性在婚姻市场上逐渐占据了支配地位，男性则退居备选地位，男性新生代农民工的结婚成本一路飙升。
在传统社会，农村婚姻交换是有规矩的，男女方在彩礼、嫁妆方面都是有比较明确的标准，婚事也要按照标准办，否则会有舆论压力。进入现代社会之后，女方逐渐掌控了婚姻市场上的主动权，婚姻规矩越来越被简化，失去传统婚姻中的各种强制性的规则要求，婚姻随着主人的意愿而定。农村婚姻市场上的要价越来越高，甚至出现了女方婚姻要价低就是身价低、没面子，可能是自身存在问题或者缺陷的不良观念，婚姻要价水平逐渐超出了男方家庭能够承受的能力范围。女方家庭高昂的婚姻要价水平与新生代农民工家庭有限的婚姻支付能力之间形成了难以调和的矛盾，使得结婚对于越来越多的新生代农民工来说沦为一个可望而不可即的梦想。
閱讀更多 守護時間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