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立夫系統的特務機構，是國民黨內以反共為主要任務的特工組織。20世紀30年代，其活動十分頻繁。
1929年冬，在陳立夫的安排下，徐恩曾正式出任南京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黨務調查科主任。就任前，他特意把原在上海無線電管理局工作時的私人秘書錢壯飛也一塊兒帶了去，並任命錢壯飛為機要秘書。但他萬沒想到，錢壯飛是一名1925年就參加了中共組織的秘密黨員。
錢壯飛
錢壯飛，本名錢北秋，又名錢潮。原籍浙江吳興，1895年出生。早年曾就讀湖州中學。徐恩曾亦是浙江吳興人，且上過湖州中學，這樣，錢與徐恩曾算得上是同鄉加同學。錢壯飛後來考入北京醫專，畢業後在北京掛牌行醫，不久後轉到京綏鐵路醫院附屬醫院當醫生。
1927年4月，李大釗等著名共產黨人被軍閥張作霖逮捕殺害，錢壯飛見北京不能容身，只好避到上海。1928年7月，他與黨組織取得聯繫，參加中共法南區法租界街道支部(該支部書記是張沈川，後成為中共首位電訊報務人員)。1928年8月間，錢壯飛出於尋找掩護職業開展革命活動的需要，奉黨組織指示，考進由徐恩曾幕後主持的上海無線電訓練班，有意向國民黨的秘密機構靠攏。不久，徐恩曾以國民黨中央廣播電臺臺長身份兼任了上海無線電管理局局長，錢壯飛依靠同鄉加同學的面子，憑藉超人的才華，漸得徐恩曾器重，很快成為他的私人秘書。他才華橫溢，不僅懂得醫道，還寫得一手好字，畫得一手好畫，尤其是寫得一手好文章。
1929年春天，陳立夫指派徐恩曾去杭州籌辦西湖博覽會。徐恩曾攜帶錢壯飛前往，併為錢壯飛在浙江省教育廳掛了一個秘書的頭銜。錢壯飛工作勤懇，把這次博覽會辦得有聲有色，得到了社會各界的好評。孔祥熙聞訊後，亦特地趕到杭州西湖參觀，讚不絕口。由此，錢壯飛進一步取得了徐恩曾的賞識和信任。
徐恩曾之所以選中錢壯飛做自己的秘書筆桿，還有一個原因是因為他本人有在人前羞於啟齒的“兩怕”：一怕寫字，二怕寫文章。一次，中國工程師學會刊用他的一篇文章，出版時竟將徐恩曾三字錯印成了“徐思予”，這是因為徐的書法太蹩腳被人認錯字所致，徐恩曾為掩飾此事，索性將錯就錯，將“徐思予”當做了自己的筆名。徐恩曾既然出掌黨務調查科，寫字和作文肯定是難免的，有錢壯飛代勞，省了他不少氣力，這也是他器重和信任錢壯飛的一個原因。當時，為便於指揮派駐各地的特務活動，徐恩曾特意委託錢壯飛以其機要秘書的名義，在南京設立了無線電秘密電臺。錢壯飛遂藉此機會，首先將中共黨員胡底安插進來。胡底，又名胡北風，安徽舒城人。他早年在北京中國大學讀書時即與錢壯飛相識，畢業後就住在錢家。胡底於1925年加入中共，翌年進入北京光華影片公司當演員。1927年他與錢壯飛一起由北京避至上海。1928年夏，又一起加入中共法南區法租界支部，後進入上海影片公司當演員。不久，被敵人偵知，遂於1929年夏逃往南京錢壯飛處隱居。
錢壯飛先是在南京丹鳳街，以社會人士的名義創辦了一家“民智通訊社”，由他本人掛名負責，實際由胡底主持全部工作。不久，他又將胡底調往天津，在日租界秋山街5號創辦了“長城通訊社”。1931年秋，胡底又在天津開設了通訊分臺。與此同時，錢壯飛又在南京中央飯店四樓設立“長江通訊社”，作為整套無線電情報機構(包括上海無線電管理局)的指揮機關。
為便於通訊，徐恩曾親自動手研製了一種便於攜帶的小型發報機，並投入使用。此後，由調查科派到武漢、南昌、廣州等地的特派員，都使用這種小型發報機，直接同"長江通訊社"的秘密電臺進行聯絡。當時，在黨務調查科，大凡送給徐恩曾的電報、報告和各種情報，都要先經錢壯飛審閱並提出處理意見，徐恩曾只在上面籤個字。之後，調查科的特務所蒐集到的有關共產黨方面的文件，也都彙總到錢壯飛手裡，錢壯飛只在上面蓋個戳，就列入收藏完畢。這樣，錢壯飛既掌握了調查科的許多機密，又避免了黨的信息被敵人利用。接著，錢壯飛又要胡底推薦地下黨同志相機打入上海無線電管理局。胡底推薦了他的安徽老鄉，早在蕪湖進行革命鬥爭時就相識的李克農。李克農時任中共滬東區宣傳委員，常進出上海文化機關，與胡底熟悉。
不久，胡底專程到上海找到了李克農，說明了錢壯飛的意思。當時，李克農已進入中共中央特科工作，胡底尚不知道。李克農隨即向中共特科負責人陳賡彙報了這一情況。本來，中共中央已極為重視錢壯飛在敵人內部所取得的地位，聽取陳賡的報告後，中共中央軍委負責人周恩來立即批准李克農打入上海無線電管理局，以加強黨在敵人情報系統內的工作。陳賡當即指示李克農前往上海無線電管理局報名應考。
當時應考科目共有三門，分別為三民主義、科學常識、命題作文。大革命失敗後，李克農曾到上海找黨組織，在喝蔥花、醬油兌開水的“三鮮湯”度日的時期，他與進步作家阿英等人從事文藝工作，寫過小說和劇本，故其文史知識底子厚，加之才思敏捷，這三門科目，李克農均考得很好。特別是命題作文字跡清秀，頗有文采，得到考官賞識。張榜時，他順利地被錄取了。
李克農進入上海無線電管理局以後，經錢壯飛鼎力推薦，很快就擔任了電務股長，同時兼廣播新聞編輯。李克農在上海東方旅社常年包了一個房間，名義上是為便於蒐集“新聞”材料，實際上卻成了錢壯飛從南京送遞情報到上海黨中央的聯絡點。此後，南京送來的情報都由李克農及時反映給陳賡，再由陳賡轉交中央。在周恩來的提議下，中央決定由李克農、錢壯飛、胡底等三人組成一個特別黨小組，李克農任組長。工作中的重大問題，均由黨小組討論決定，分頭執行。按照黨的組織紀律，他們當時都直接接受陳賡的領導。因此在中共黨史上，他們三人被譽為中共早期潛伏在敵營內部的“龍潭三傑”。
胡底、李克農、錢壯飛
1930年4月，中原大戰開始後，蔣介石急於搞到東北軍張學良立場動態的情報，以防他加入閻錫山、馮玉祥的反蔣陣營。過去蔣介石也曾派人到東北去搜集情報，但都被日本人破獲了。錢壯飛經秘密請示陳賡同意後，主動向徐恩曾請纓赴命。
徐恩曾知道這個任務很艱鉅，搞不好就會有生命危險。既然錢壯飛主動要求，他立即批准。錢壯飛遂邀上正在天津的胡底，組織一個諜報小組去瀋陽活動。陳賡向上級作了彙報後，中共中央對此極為重視，決定派陳賡與他們一同前往。於是，他們利用這個難得的機會，拿國民黨特務機關的證照作掩護，花著國民黨的錢，順便巡視了中共地下黨在東北和華北的工作，並帶回了許多機密情報。為了應付蔣介石，錢壯飛回到上海後，同李克農一起，蒐集報紙上的消息，再加上一些聽聞情報，寫成一份四萬餘字的調查材料。徐恩曾看後，連聲稱道。
陳立夫重用徐恩曾掌管中央黨部黨務調查科。徐恩曾對其內部組織及其活動進行了改革，他依靠採訪股張衝與機要秘書錢壯飛，系統地引用了蘇聯秘密組織“契卡”的一整套訓練與工作方法，並參考了日本特工“特高科”的經驗，對手下特務們進行了比較專業的訓練，在組織系統上則按科組實行科長與總幹事負責制，基層人員分為幹事與助理幹事，分別外派各地區工作。為進一步加強管理，提高工作效率，徐恩曾又批准張衝的建議，在全國範圍內建立特工特派員制度，向國內各大城市派出常駐人員，工作重點是要對付中國共產黨的活動。
自1927年國共兩黨分裂以後，國民黨在南京、武漢等地先後發動反共清黨，並在全國範圍內以暴力對付共產黨，殘殺了大量的中共黨員，而中共也被迫還擊，發動了南昌起義、秋收起義及廣州起義。但國共實力的差距，使中共不得不在國民黨統治區轉入地下，中共中央在上海隱蔽下來，國共兩黨在隱蔽戰線上的地下鬥爭由此拉開了序幕。
1927年11月9日，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會議決定，為保證黨中央的安全，在中央軍委書記周恩來主持下，建立中共中央軍委特務工作科，簡稱“中央特科”，開展對付國民黨的秘密工作。在中央特科內，設立了四科。
一科為總務科，負責總務、財政、交通等工作，科長洪揚生，他從特科成立之初到1931年一直擔任這個職務。其職責是：負責為中央佈置各個秘密機關和聯絡點，置辦各種必要的傢俱和辦公用品;每當中央在上海舉行重要會議，他負責安排會場。此外，總務科還要為中央機關籌集經費，並且利用各種社會關係出面以合法方式營救被捕同志。其工作性質就是中共中央的“總務科”。
二科為情報科，其前後兩任科長都是中央特科最有名的人物--陳賡和潘漢年。周恩來曾經把中國共產黨最傑出的六位情報人員譽為中國共產黨情報的“前三傑”和“後三傑”，“前三傑”是錢壯飛、李克農和胡底，他們都是在陳賡直接領導下工作。而潘漢年則是“後三傑”之一。情報科的任務，是掌握敵人動向，保障中央機關和黨的領導人的安全並向蘇區通報軍事情報。因此，情報科人員必須利用錯綜複雜的社會關係，採取打進去拉出來的辦法，或打入敵特機關內部，或在敵特機關發展內線建立特情關係，主持情報、偵察、反間諜等工作。
三科為行動科，顧順章任科長，由曾在蘇聯學習過政治保衛特工技術的專門人才和上海工會的骨幹力量，組建了一支強有力的地下行動武裝，稱為“紅隊”(俗稱“打狗隊”)，專門從事刺殺敵方要人及懲辦中共叛徒的工作，是中共中央的武裝利器。
四科為交通科，負責交通電訊聯絡工作，並培訓黨中央的報務人員。
在當時嚴峻的形勢下，黨中央特別重視中央特科的工作，於1928年4月前後舉辦了幾期訓練班，培訓從事秘密工作的專門人員。訓練班每期二十天，周恩來、項英等中央領導向學員們作了多次政治報告，顧順章、陳賡等人則把自己在蘇聯學習到的偵破、審訊、刺殺、爆破、秘密聯絡等技術向學員們作了仔細講解。由此，中共中央的保衛組織初具規模。
1930年3月17日，西北軍將領鹿鍾麟、宋哲元、孫良誠等五十七人聯名通電全國公開反蔣，並擁戴閻錫山為陸海空軍總司令，馮玉祥、李宗仁、張學良為副總司令。國民黨內最大的一次反蔣戰爭開始。5月間，歷時七個月的中原大戰打響，作戰雙方都全力以赴，投入前方作戰的兵力共達一百萬人以上。南京政府後方頓顯空虛。這種形勢為中共力量的發展提供了有利時機。中共中央決定於該月下旬在上海召開全國蘇維埃區域代表大會，研究新階段的革命工作。但在會議前夕，此事卻被國民黨上海當局偵知，淞滬警備司令熊式輝下達了“蔣主席至為關切，獎賞現金五十萬元破案”的旨意。中共中央特科陳賡將此事向顧順章作了通報，並同顧順章商量了三點應對措施，力保會議順利召開。5月中旬，中央特科將會場選在英租界赫德路卡爾登戲院後面的一幢四層樓房裡，偽裝成醫院。為防萬一，又在英租界愛文義路卡德路口另租了一幢洋房，以備必要時與會代表可以從"醫院"樓頂轉到該房頂上，再由大門撤走。
各蘇區的代表抵達上海以後，先在指定的旅館住下。經過初步審查，再作為“病人”，逐個住進醫院，即與外界隔絕。這次會議，因敵人對各蘇區封鎖嚴密，代表未能到齊，遂臨時改為蘇維埃區域代表會議。會議由中央軍委代書記關嚮應同志主持，著重討論了建立中華蘇維埃政府及軍隊中黨的組織、政治委員制度、士兵委員會和政治工作等問題，並決定在上海建立全國蘇維埃大會中央準備委員會。這次會議的召開，對全國蘇維埃區域及紅軍的發展和建設起到了一定的促進作用。由於中央特科的周密佈置，會議開得極為順利，沒有發生任何意外。兩天後散會的時候，與會代表又被逐個送出了"醫院"，分散住進各家旅館。在與會代表安全撤離後，顧順章一聲令下，整幢大樓的全部人員頓時消失得無影無蹤。事後，國民黨特務才到這家"醫院”肆意搜查一番，當然一無所得。熊式輝知道後，除了慨嘆共產黨辦事“棋高一著”外，也無可奈何。（馬振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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