厉永佳:我在西藏闯“四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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厉永佳:我在西藏闯“四关”

转眼,我来到日喀则参加援藏工作已四十余天,回想起这四十天的经历感想颇多。

虽然自己主动报名援藏,来之前又向前两批援藏同志咨询了日喀则的情况,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但是来了之后还是存在诸多不适应之处。

去年在市委党校学习了《习近平七年知青岁月》,这本书中提到习近平同志刚到延安插队时要过四关——“跳蚤关”、“饮食关”、“劳动关”和“思想关”。

我这次援藏也经历了四关——

“高反关”、“气候关”、“生活关”和“思乡关”

01

高反关

一提到西藏,很多人首先想到的都是高原反应。

我在被确定参加援藏工作后就开始服用红景天。在飞机上我还按照网上的介绍口含西洋参片,临下飞机前又深吸了几口气。

在踏上日喀则这块土地后,心里还是七上八下,不知道会不会有高原反应。

那天日喀则市检察院的同志早早来到机场等候,一见面就给我们戴上了洁白的哈达,还热情地帮我们搬行李。我们一行五人空手走上二楼宿舍,动作虽然缓慢,但是明显感觉到腿发飘,心跳快。

厉永佳:我在西藏闯“四关”

援藏干警合照(左一为厉永佳同志)

日喀则市院让我们休息一周适应高原。在我以为基本适应的第三天,高原反应突然来袭

我开始感觉头疼,吃完早饭就呆在宿舍。整整一个白天感觉自己的脑袋就像被针扎似的疼。

其他同志对我嘘寒问暖,还放了压缩氧气罐在我的床头。入夜,感觉头越来越疼,已经无法入睡,身体不舒服的感觉也越来越强烈。急忙翻出自己带来的体温计不停的测量体温,生怕感冒,进而变成肺水肿、脑水肿,还好体温一直在37度5以下。

几经折腾,看了看手表,已是凌晨四点,实在无法入睡,又通过手机上网查阅高反资料,最后拿出了从上海带来的日夜百服咛,吃了一粒夜片,之后就睡着了。第二天起床,头疼大为好转,虽然还是间歇性头疼,至少还能忍受。

一周时间很快就过去了,上班第一天坐在办公桌前,突然发现困扰自己的头疼消失了。就这样我渡过了高原适应期。

02

气候关

西藏虽然也有春夏秋冬,但是又分为雨季和旱季。现在的日喀则还是雨季,听日喀则市院的同志说,今年日喀则雨季雨量特别大,空气不算干燥。

即使这样,我们五个人鼻子还是天天出血。

每晚睡觉前,我都会将三个盆装好水,放在窗台,增加室内空气湿度,有时再用棉签沾水擦拭鼻腔。

这些做法对于缓解干燥聊胜于无

虽然是雨季,但是日喀则也不是时时刻刻在下雨。通常是此时艳阳高照,下一刻瓢泼大雨

8月中旬,我们代表日喀则市院参加珠峰文化旅游节开幕式政法方队。在排练过程中,就经历了一会雨一会太阳的气候考验。

日喀则的气候还有早晚温差大的特点,这里早晨7、8度,中午太阳出来气温马上就窜到20多度。

强烈的阳光不仅让我们在操场上流汗,还深深刺痛了我们的眼睛。每次下午练习方队,我都是一层芦荟啫喱保湿,一层润肤乳,再抹一层防晒霜,戴上蛤蟆镜和戴遮阳帽。

8月26日开幕式那天,我6点半起床,7点半到达会场。日喀则和上海有两个小时时差,可想而知那天我起的有多早。

天空还下着雨,气温只有8度,要求只能穿春秋制服,还好山东援藏同志给了我一个暖宝宝,让我在寒风中感受到些许暖意。

10点开幕式正式开始,雨也停了,太阳也出来,气温也上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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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初,日喀则还下起了一场冰雹,晚上散步时我还在灌木丛下面发现一粒一粒像小汤圆一样大小的冰雹。

03

生活关

虽然适应了高原反应,但是在生活上,还是面临着诸多不适。

首先是体力。

日喀则市区海拔3800米,氧气含量只有上海的一半,即使坐着不动,有时也会感觉气短,需要深呼吸调整,所以我们尽量避免剧烈运动。

但是我们宿舍在周转房2楼,办公室在办公楼4楼,有时要参加全院会议就要去6楼。

当电梯罢工的时候,我们只能慢慢爬,深呼吸,在爬楼的过程中都能听到自己粗粗的呼吸声、喘气声。但是从办公室远眺青山和蓝天,你会觉得日喀则的风景真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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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饮用水是桶装水,但是都自认为没有体力搬起大桶倒水,就买了桶装水自动抽水器,让科技改变生活。

其次是饮食。

我们周一早上至周五中午均在日喀则市院食堂就餐,吃的是自助餐。最让我惊喜的是一日三顿都能吃到新鲜绿叶蔬菜。

早餐有牛奶、甜茶和酥油茶,午餐还有水果。不过从周五晚上开始,食堂就停止供应了。

所以周末在朋友圈看到我秀美食的朋友不要再说我来西藏是度假的。巧妇也难为无米之炊。我们有一个带温度显示的电热水壶,显示

日喀则的沸点在87度,在这里没有高压锅饭是煮不熟的。

再次是洗澡。

对于在上海天天要洗澡的我来说,这是个大问题。刚上高原害怕感冒,整整10天没洗澡,简直就是一个中年油腻男。

日喀则这里用的都是太阳能热水器,在雨季的时候水温只能到5、60度,我们五个人害怕感冒只能去公共浴室。现在每天水温都能到7、80度,就可以在宿舍痛痛快快洗澡了。

04

思乡关

来到日喀则援藏,前三关还是很容易过的。第四关“思乡关”却是每个援藏干部心中最柔弱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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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满四岁的儿子和我视频时,突然说:“爸爸,你什么时候回来啊,我好想你!我好想从手机里钻到你那边去。

这句话一下戳中了我的泪点。

自从有了孩子之后,除了参加清华天普硕士项目学习和赴美培训外,这又是一次长时间离开家庭。

和前两次相比,虽然通讯更加便捷,时差也没有太大影响,却不能用视频代替对孩子的陪伴。

在上海,每个周末我不是送女儿、儿子上课就是带他们去公园,身为有证的国家初级面点师,我还会下厨秀秀手艺。但是现在每到夜晚和周末,就只能隔着手机和他们视频。

女儿暑假参加了声乐六级和朗诵三级的考级,取得了不错的成绩。现在又到了小升初的关键阶段,既要完成在校学习,还要兼顾自己的兴趣爱好,周末的各种赶场上课也少了我这位专职司机的接送。

但比起日喀则市院检察干警,他们有的孩子长期在内地求学,有的因为驻村也不能照顾家里。

特殊时期西藏检察干警要求全员在岗,他们也不能陪伴孩子,陪伴家人。为了祖国和边疆的稳定,他们做出了更多的牺牲。

和他们相比,我们援藏干部的“思乡关”也不算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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