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城版「余則成」的諜戰傳奇

★ 這是中國隱蔽鬥爭史的一個片段

★★ 這是陝甘寧邊區南線情報工作的一個成功範例

★★★ 這是發生在韓城這片紅色土地上的諜戰英雄史詩


韓城版“餘則成”的諜戰傳奇

身在曹營心在漢


1925年農曆3月14日,高孟吉出生在韓城縣西莊鎮溝北村一個日漸衰落的貧寒家庭。


韓城版“餘則成”的諜戰傳奇


14歲時,高孟吉得到在外開有商號的姨母的資助,到西莊鎮第三高級小學五年級上學,作文多次被老師批閱後在校園公佈。

1940年高孟吉畢業後,家中面臨斷炊之憂,當時日本人在山西隔著黃河,每天用大炮向西岸射擊,國民黨六十一師的一個團駐紮在溝北村,三營營長湖南寧鄉人廖自新住在高孟吉家,惜才的廖自新送給高孟吉一套軍裝,以自家孩子的名義,送高孟吉到山西省聯合中學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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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年冬天,日本人進犯晉西北,部隊向吉縣轉移,廖自新派人將高孟吉送回韓城,第二年,高孟吉到韓城中學插班學習。

一學期後,上海童子軍來韓城免費招生,經校長薛紫階介紹,高孟吉被錄取到西安軍事委員會戰時幹部訓練第四團學習,幾個月後,被保送到西安黃埔軍校第七分校通訊軍官訓練班學習無線電報收發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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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陸軍軍官學校的前身,就是1924年6月創辦於廣州的黃埔軍校。抗戰開始後,軍校在全國設立了九所分校,七分校即屬其一,也是其中規模最大的一所。

高孟吉1942年12月畢業,被分配到胡宗南所轄軍、師電臺任報務員,由於工作比較輕鬆,高孟吉最大的愛好是看書,雖然身處國民黨陣營中,但共產黨那邊年輕人看的書,他照樣找來看。在同學中還得了個“高爾基”的外號。

隨著戰事的吃緊,國民黨開始考慮在大部隊撤走後,留下人潛伏。1948年4月,綏靖公署機要室主任王微與二處處長劉慶曾一起辦了個潛伏電臺培訓班,高孟吉及韓城人薛浩然被抽去參加培訓,併成為其中的兩個臺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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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國共合作沒有完全破裂之際,高孟吉除了收聽延安新華廣播電臺的新聞,還是《秦風工商時報聯合版》的忠實讀者。1946年3月,一幫烏合之眾舉行反蘇遊行時砸了《秦風工商時報》的辦公樓。高孟吉非常氣憤,他和機要室韓其旭一起給《秦風工商時報》寫了封慰問信。

有一次,韓其旭跟高孟吉說,要帶他認識一個人。在西安蓮湖公園附近的王家巷,高孟吉見到了一個高個子、長鬍須的長衫老者。他就是後來被毛澤東評價為“中國共產黨的忠實朋友”的民盟西北總支部負責人杜斌丞。

與杜斌丞的會面,讓高孟吉頓有醍醐灌頂之感。在這之後通過接觸《新觀察》、《時與文》、《民務週刊》等進步刊物及大量的進步思想的浸染之下,為高孟吉以後的選擇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巧施妙計歸韓城


1948年3月,西北野戰軍二縱六旅趕走韓城守敵,解放韓城縣。高孟吉的同村同族高步林被任命為縣保安科科長,負責公安保衛工作。

而在一年前,高孟吉在西安見到了同村同族、他稱為“二哥”的高勉齋。高勉齋在做小生意,隔一段時間就要來西安進貨。從高勉齋這兒,高孟吉知道了不少解放區的事情,他也感覺到高勉齋不像個普通生意人。高孟吉跟高勉齋談過,想到延安去求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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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高孟吉不知道的是,他的“二哥”高勉齋已經成為高步林通過鄉誼發展的秘密情報交通員。

高勉齋把高孟吉的情況向高步林一彙報,高步林大為高興,就派他利用同鄉同學關係赴西安聯絡在胡宗南總部電臺工作的高孟吉。1948年4月,高勉齋再去西安,捎給高孟吉一張從他的鞋底子裡帶過來的小紙條。

寫紙條的人高孟吉認識,是他稱為“三哥”的高步林。高孟吉這才知道,高勉齋就是共產黨的交通員。

高步林的紙條上字寫得很小,這是一個提綱,要的是各種各樣的情報。

高孟吉按著紙條上面的要求把能蒐集到的一一告訴了高勉齋,包括電臺的種類、波長、密碼等。

5月3日,高步林將高勉齋帶回的情報上報黃龍分區。黃龍地委得此消息後高度重視,立即將此材料上報西北局習仲勳書記、馬明方副書記及西北局社會部部長兼陝甘寧邊區保安處處長周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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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2日,西北局習、馬、周指示:“(一)孟吉應堅持在西安受訓完畢,其情報任務即為其將來所知及西安所聞所見之敵情及敵內部輿論報告我們。(二)勉齋就做孟吉之交通,並全力在邊界上設秘密據點,以小商販或住家面目出現,勉齋與邊界據點接頭傳遞消息,內部派可靠人與據點接頭,所得情報重要者可用電報發來(三)勉齋應在西安通韓城之敵戰區找一定職業掩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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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時候,高勉齋、高孟吉兩人就正式成為韓城保安科掌握的情報力量,分別被編為10號和11號。10號高勉齋化名靜方,11號高孟吉化名孫健。孫健這個名字高孟吉用了很多年,直到他1962年調回韓城工作,才向組織提出申請,將名字改成了“高健”。

這場後來影響重大的諜戰大戲,由此拉開了序幕。

此時的高孟吉正參加西安綏靖公署舉辦的小型潛伏電臺訓練班,在訓練班中他又通過同鄉關係串連韓城籍臺長薛浩然為中共工作。

這時,同在電臺工作的進步青年呂出、李福泳、徐學章等均系西安黃埔軍校7分校通訊軍官訓練班的同學,他們與西安鐵路局職員趙繼義結成一個傾向中共、反對蔣胡的進步青年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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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初,高勉齋再次去西安聯絡高孟吉秘密回韓接受工作任務。適逢胡宗南部綏署二處(情報處)準備向解放區派遣潛伏電臺。

一個大膽的計劃在高孟吉腦海中生成。

高孟吉顧不上連日發燒的病情,事不遲疑,趕到綏署二處五科的情報組長謝璇處假意彙報工作,謝璇見他瘦了一大圈,一臉病容,催他趕緊去看病。

高孟吉卻在彙報工作的同時故意說了一句:“潛伏工作,還是什麼人到什麼地方最合適。要不然,你一張口,人家就聽出你不是本地人,工作還怎麼開展?”

“什麼人到什麼地方”,這是綏署二處處長劉慶曾提出過的思路。高孟吉如此一說,謝璇果然很感興趣:“你是什麼地方人?”

“韓城人。”

“韓城正需要派潛伏人員,這兩天正發愁派誰去呢。好,只要你願意,我馬上跟處長(劉慶曾)彙報。”

高孟吉當下表示願意去韓城。和韓城保安科建立聯繫後,高孟吉就開始有意識地蒐集高步林感興趣的情報。幾個月時間過去了,他已經積攢了很多東西,有些情報是不能用筆寫出來讓高勉齋帶回去的。此刻,他正迫不及待想趕去韓城,當面向高步林彙報。

高孟吉曾被抽到劉慶曾負責的研究組任少尉組員,與劉慶曾是熟人。

一見到高孟吉,劉慶曾就很熱情地握住他的手:“辛苦了!小夥子都瘦了。你願意回去工作,非常好。韓城正需要你這樣的人。籍貫合適,而且通訊問題嘛,不用另配電臺。我們把這類人員叫‘一體化’,就是情報組長是你,臺長是你,電報員、譯報員也都由你一手包辦,自己採集情報自己譯發。做潛伏工作,你這種人是最合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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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工作流程,高孟吉下午又見了二處一科的科長嶽冠武,由嶽冠武給他佈置這次出行的注意事項:朝邑至禹門口沿途共軍的軍事工事、黃河渡口每天共軍渡河的情況、共軍的醫院、倉庫所在地和共產黨的行政系統都是高孟吉此行要關注的內容。

佈置完工作,嶽冠武緊緊握著高孟吉的手:“好兄弟,祝你馬到成功!”

在綏署二處,潛伏這事兒特務們都害怕,派誰去誰都不願意。聽說有人主動報名,大家很驚奇,把自告奮勇回韓城潛伏的高孟吉看得像英雄一般。

高孟吉於12月27日秘密潛回韓城,中共東府工委劉文蔚書記、社會部高仰山部長、中共韓城縣委白耀明書記、縣長段潔熱情接待並與之談話。

聽了高孟吉講述他如何騙過特務頭子劉慶曾,劉文蔚感嘆:“孟吉,你這是身在曹營心在漢呀!”高步林和史志春還請他吃了羊肉餄餎以示歡迎。

把尖刀插入敵人心臟


1948年12月30日,中共黃龍地委指示:“根據現在的情況,要孟吉即返西安,假設情況報告敵人,爭取把電臺攜帶回韓,潛伏某地並由我們控制。”

為了達到這個目的,在高孟吉回西安之前,根據組織上的要求,高步林和高孟吉一起研究了一套回去應對劉慶曾的說辭,寫出了一份三千多字的《韓城歸來》,以一問一答的形式模擬回西安後可能遇到的審查,經過反覆演練,能夠對答如流的高孟吉於1949年1月10日,再次被派回西安,順利通過了敵人的嚴格審查。

1月25日,高孟吉以“潛伏韓城解放區搞情報”騙得敵人信任,攜敵電臺一部及大量情報回到韓城“潛伏”。

有趣的是,高孟吉從西安到韓城解放區邊境,手持的是西安綏靖公署主任胡宗南親自簽發的第48號“特別通行證”,暢通無阻,而進入解放區之後則是由韓城保安科秘密護送,一路綠燈。

高孟吉帶回的這批情報是通過陸地方式傳遞數量最多的一次。同時其攜國民黨電臺“潛伏”回到解放區也成就了我黨反間諜鬥爭中載入史冊的偉大經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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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照邊區保安處的指示,高步林通過縣教育科把高孟吉安排在縣城外一個不起眼的小學校。以“從西安回來的教員”身份做掩護。而此時,薛浩然、呂出、李福泳等人通過高孟吉的努力,已正式成為我黨的秘密情報人員。但由於帶回的電臺功率太小,李福泳、薛浩然的電臺因密碼設計問題,無法取得聯繫,正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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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安處特派情報科科長袁心湖根據這個問題設定了新的密碼和空聯辦法。經過慎重研究和周密部署,高步林派薛浩然的四哥薛萬亭擔任交通員來完成密碼傳送任務。

4月18日,交通員從韓城出發,將寫在綢子上的密信縫在棉褲裡帶出去,送到西安薛浩然的手中。

密信約定新密碼從“1949年5月1日起開始使用,以明碼為底碼,以亞光出版社出版之中國分省精圖各圖後說明為加碼”。

規定聯絡暗號為:“我方去人,在隨便寒暄中解開第一個紐扣(自上而下數)撫弄一下,然後又扣住。對方聯絡暗號是,接著解開第二個紐扣(亦自上而下數)撫弄一下,然後又扣住。之後,我方即用對方化名問:‘你是某某先生’?對方答:‘是’。即開始正式談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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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這些外勤力量的建立和工作指導順利完成,為空中聯絡和陸地傳遞情報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從1949年5月1日起至12月底,胡宗南總部曾有3部電臺同時與邊區公安廳電臺聯通,而我黨的外勤力量在發往國民黨軍隊電臺的同時,提前將電報發給延安,每月發報達到20餘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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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關於胡宗南及駐紮西北的國民黨部隊的核心機密軍事情報通過電波源源不斷輸送到延安(西安),為日後我軍解放西北地區起了決定性與經常性的作用。

1949年7月22日,鑑於這批情報力量為黨做出的不可替代的傑出貢獻和他們申請加入黨組織的熱切期盼,邊區公安廳黨委指定由袁心湖同志作為入黨介紹人,由高孟吉代替他們秘密填寫了入黨申請表及個人簡歷。

報經中共中央西北局習仲勳書記、邊區公安廳李啟明副廳長批准:高孟吉、呂出、薛浩然、李福泳、徐學章、趙繼義6人同時加入了中國共產黨。這種破例辦理入黨手續的過程,審批的規格以及通知力量的方法都是前無僅有的。

8月25日,公安廳通過電波將此激動人心的消息通知了正在敵區工作的呂出、薛浩然等人,他們欣喜若狂,並立即覆電:保證用生命來完成光榮任務。

1950年1月成都解放,陝甘寧邊區政府公安廳專程派人把這幾名隨敵軍撤退到成都的情報人員接回西安,全部都安排在邊區公安廳情報科工作。

我黨在胡宗南總部電臺系統中發展建立的地下情報力量,他們冒著生命危險,機智勇敢地戰鬥在隱蔽戰線上,蒐集了胡宗南部隊的許多重要軍事情報,並通過空中電波和陸地交通及時向解放區傳遞。

他們為解放大西北的全面勝利乃至全中國的徹底解放做出了卓越的貢獻。

時任中共中央西北局書記習仲勳曾稱讚:情報百分之百準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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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國後,高孟吉參加瞭解放西藏的大進軍,在西藏軍區政治部工作,後被抽調任達賴喇嘛赴京參觀團秘書,陪同達賴會見了毛主席,並參觀了東北、華北、華中地區的社會主義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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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部分照片特別標註外,其餘圖片均來自於市檔案館館藏書籍照片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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