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凯恩斯所言，主导世界的就是思想。这一论断对中国同样适用。可以说，我们在中国经济中看到的所有现象，都是这样或那样的思想的产物。继“学习指南”系列后，我们再次推出徐高老师的“

（本文为该系列的第一篇）

对中国经济更深层次的理解来自对当代经济思想的把握。我们只有了解了这些思想的论点和论据，并看清他们相互之间的交锋与渗透，才能理解正在真实世界持续进行着的种种政策辩论，并且在这些攸关亿万人福祉的问题上找准自己的立场。更进一步，我们还可以参与到这些辩论中去，发出自己的声音。如果能够在这些辩论中说服别人，改变别人的思想，也就改变了世界。

本系列文章会用从下到上共六个思维层次来解读中国经济。通过这由浅入深的六个认识层次所搭成的阶梯，让我们拨开层层迷雾，直达中国经济运行逻辑的本质。而这六个层次也能成为归纳当前在中国流行的经济思想的坐标系，让不同思想各归其位，从而让我们更清楚地看到他们之间的异同。

在这之前，我们需要先做一个准备工作，介绍一下理解转型经济体的最重要经济学分析工具——次优理论。这个理论是休克疗法与渐进式改革两种转型思路的理论基础。在接下来介绍理解中国经济的六层思维时，次优理论可以帮我们在其中完成一步关键的思维跃迁。

次优理论的内容

经济学证明了，在理想的情况下，市场可以实现最优资源配置（福利经济学第一与第二定理）。我们可以将理想状态下的市场状况称为“最优结果”（first-best outcome）。显然，这种最优是在很多前提条件之下才能实现的。这样的前提条件包括价格能够灵活变化、没有对市场的垄断、没有政府对经济运行的行政性干预等。

如果这些前提条件不能都满足，那么市场经济的最优无法达到，而只能实现约束之下的最优（那些没有满足的前提条件就给市场运行施加了约束）。约束下的最优多半会差于无约束的最优。我们可以将约束下的最优称为“次优结果”（second-best outcome）。

1956年，Lipsey与Lancaster两位经济学家创立了“次优理论”（Second-best Theory），讨论的就是次优结果。半个多世纪以来，这个理论不仅成为了转轨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理论基础，也在公共经济学等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这一讲附录中介绍的最优税收理论就体现了次优理论的思想。

次优理论简单说起来就是：“如果最优经济结果（first-best）成立的前提条件不能全部满足，那么最优经济结果将无法达到；而且，在所有前提条件不能全部满足的时候，并不是满足的前提条件的数目越多，结果就越好。”

次优理论与经济转型

次优理论这个看似平淡无奇的东西在现实中有巨大应用价值。对转轨经济体（transition economies，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经济体）来说尤其如此。甚至可以说：次优理论是理解经济转型的前提。这是因为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就是从（计划经济的）次优向（市场经济的）最优的转换。离开了次优理论，就理解不了这个过程。

目前，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有两种策略：休克疗法（Shock Therapy）和渐进式改革（Piecemeal Reform）。看起来有些神奇的是，这南辕北辙的两种转型策略都以次优理论作为自己的理论依据。

推崇休克疗法的人认为，既然市场的最优只能是在所有前提条件都同时满足的情况下才能实现，那么市场化改革就应该一步到位，把这些前提条件一股脑全部同时构建出来。否则，经济的状况反而有可能在转型的过程中恶化。所以，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必须要一次到位。如果一步步地慢慢来转，非但无法实现市场经济的最优，还会让经济状况从之前的次优滑向次次优又或是更差的境地。

而认同渐进式改革的人则声辩说，市场化最优所需的这些前提条件中，有些需要较长时间才能建立。比如，政府可以在一夜之间放开对物价的管制，但要让居民和企业培养起遵守市场纪律，尊重契约精神的习惯和文化则需要很长时间。又比如，政府施加在企业身上的政策性负担可能一时半会难以消除。这意味着市场最优所需的所有条件不可能在短期内就齐备。

所以，即使同时把市场经济所需的各项法规、政策、制度都迅速建立起来，市场也不可能达成最优。相反，这种短期内剧烈的转变还极其有可能令经济状况大幅恶化。因此，休克疗法并非转型的良药，经济转型需要一步步慢慢来。

苏联及东欧国家在休克疗法上的失利，以及中国渐进式改革的成就已经给两种策略的高下做出了评判——渐进式改革更胜一筹。但是，休克与渐进的争论还在继续，并不时以不同形式浮现于公共舆论与政策领域。近些年中国宏观政策在稳增长与促改革之间的摇摆不定就是一个表现。

在次贷危机之后中国经济的运行中，我们已经在两个方面看到了不遵循次优理论，盲目推进市场化改革带来的恶果。

第一个例子是次贷危机后的中国金融乱象。在过去，中国金融市场对资金的配置很大程度上受到行政影响，较多地补贴了国有企业，而对更有活力的民营企业的支持力度不够。因此，有人提出要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认为只要放开了对利率的管制，利润率更高的民营企业就自然能够出高利率来获得更多资金支持。

但是，国有企业（尤其是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因为身负政策性负担，存在预算软约束，因而并不完全按照市场规则来行事。尽管其利润率较低，却仍然能够在政府的信用支撑下出高利率来争抢资金。于是，利率管制放开的结果反倒是国有企业在市场中明显挤出了民营企业，与改革的初衷南辕北辙。这就是利率市场化改革前提条件未完全具备的情况下，强行推进改革所导致的从“次优”向更差境地（而非“最优”）的变化。

另一个例子是中国经济的结构转型。在次贷之后，因为外需的低迷，国内越来越多的人相信我国需要通过消费转型，将增长引擎从外需和投资切换成为消费。我们之前探讨过，中国经济消费不足的根源在于收入分配，以及随之而来的调节消费与投资的市场力量的缺失。在收入分配不能得到有利于消费者的改善之前，妄图通过稳增长政策放手，放任经济增长下滑来平衡经济，只能导致经济危机的结果，一如剑桥模型中那种自我强化的需求收缩。从次优理论的角度来看，过去几年我国对经济增长下滑的放任，并非是把经济引向“最优”，而是让它从之前的“次优”向更差状态滑落。

从这个两个例子可以看出来，转轨经济更需要的是对实际问题实事求是的分析，而非对所谓“最优”的空想。那些不懂次优理论的人，往往已经犯了“空想”的问题而不自知，反而会对一些更符合实际的政策（如稳增长）横加指责。这种人往往帮了中国经济的倒忙。

对次优理论的反思

次优理论尽管是个好东西，但就像对待任何理论一样，也必须要时刻保持反思的心态，时时以实践为标准来审视这一理论本身。以中国经济的运行实践来看，次优理论的最大不足是它并未指出从次优到最优的具体路径。

次优理论认为，在怎样寻找次优方面并无一般规律可循，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其实并未对实践给出太多理论上的指引。但让我们来思考中国转型的现实。在实践中，我们其实并不清楚达成市场经济的最优还缺失什么关键的条件。

以利率市场化改革为例，只有在改革启动之后，看到了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对民营企业的挤出，我们才认识到了消除预算软约束对理顺金融体系的重要意义。也只有看到了放任经济增长下滑并不能解决中国经济的结构问题，才会有越来越多人认识到“还富于民”对消费转型的意义。

在转轨的实践中，我们处在未知的领域中。而在改革让经济从“次优”滑向更差境地的时候，经济绩效的恶化也指明了缺失的关键条件的所在，为我们在未知领域中指出了前进的方向。努力构建出暴露出来的关键缺失条件，就让中国经济实现了进步。

受到中国转轨实践的启示，笔者相信如果将“未知”（而不是由概率所描述的“不确定性”）纳入理论框架，提炼出中国实践中的这种“改革——暴露问题——识别关键缺失条件——构建缺失条件——进步——再改革......”的循环描述出来，就能给出指导经济转轨的更佳经济理论。

笔者也相信能够通过理论来证明，这种试错式的循环会带来经济绩效的持续上升，而不像次优理论那样无法给出结论。谁能做出这样的理论成果，谁就大大推动了经济理论的发展。

【在下一篇文章中，我们将跟随徐老师的脚步，直击理解中国经济的六层思维，敬请期待！】

徐高博士现任光大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兼职研究员，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曾任光大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瑞银证券高级经济学家、世界银行经济学家等职。主要研究领域为宏观经济分析、金融经济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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