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凱恩斯所言，主導世界的就是思想。這一論斷對中國同樣適用。可以說，我們在中國經濟中看到的所有現象，都是這樣或那樣的思想的產物。繼“學習指南”系列後，我們再次推出徐高老師的“

（本文為該系列的第一篇）

對中國經濟更深層次的理解來自對當代經濟思想的把握。我們只有瞭解了這些思想的論點和論據，並看清他們相互之間的交鋒與滲透，才能理解正在真實世界持續進行著的種種政策辯論，並且在這些攸關億萬人福祉的問題上找準自己的立場。更進一步，我們還可以參與到這些辯論中去，發出自己的聲音。如果能夠在這些辯論中說服別人，改變別人的思想，也就改變了世界。

本系列文章會用從下到上共六個思維層次來解讀中國經濟。通過這由淺入深的六個認識層次所搭成的階梯，讓我們撥開層層迷霧，直達中國經濟運行邏輯的本質。而這六個層次也能成為歸納當前在中國流行的經濟思想的座標系，讓不同思想各歸其位，從而讓我們更清楚地看到他們之間的異同。

在這之前，我們需要先做一個準備工作，介紹一下理解轉型經濟體的最重要經濟學分析工具——次優理論。這個理論是休克療法與漸進式改革兩種轉型思路的理論基礎。在接下來介紹理解中國經濟的六層思維時，次優理論可以幫我們在其中完成一步關鍵的思維躍遷。

次優理論的內容

經濟學證明了，在理想的情況下，市場可以實現最優資源配置（福利經濟學第一與第二定理）。我們可以將理想狀態下的市場狀況稱為“最優結果”（first-best outcome）。顯然，這種最優是在很多前提條件之下才能實現的。這樣的前提條件包括價格能夠靈活變化、沒有對市場的壟斷、沒有政府對經濟運行的行政性干預等。

如果這些前提條件不能都滿足，那麼市場經濟的最優無法達到，而只能實現約束之下的最優（那些沒有滿足的前提條件就給市場運行施加了約束）。約束下的最優多半會差於無約束的最優。我們可以將約束下的最優稱為“次優結果”（second-best outcome）。

1956年，Lipsey與Lancaster兩位經濟學家創立了“次優理論”（Second-best Theory），討論的就是次優結果。半個多世紀以來，這個理論不僅成為了轉軌經濟學的一個重要理論基礎，也在公共經濟學等領域得到了廣泛應用。這一講附錄中介紹的最優稅收理論就體現了次優理論的思想。

次優理論簡單說起來就是：“如果最優經濟結果（first-best）成立的前提條件不能全部滿足，那麼最優經濟結果將無法達到；而且，在所有前提條件不能全部滿足的時候，並不是滿足的前提條件的數目越多，結果就越好。”

次優理論與經濟轉型

次優理論這個看似平淡無奇的東西在現實中有巨大應用價值。對轉軌經濟體（transition economies，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的經濟體）來說尤其如此。甚至可以說：次優理論是理解經濟轉型的前提。這是因為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軌就是從（計劃經濟的）次優向（市場經濟的）最優的轉換。離開了次優理論，就理解不了這個過程。

目前，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軌有兩種策略：休克療法（Shock Therapy）和漸進式改革（Piecemeal Reform）。看起來有些神奇的是，這南轅北轍的兩種轉型策略都以次優理論作為自己的理論依據。

推崇休克療法的人認為，既然市場的最優只能是在所有前提條件都同時滿足的情況下才能實現，那麼市場化改革就應該一步到位，把這些前提條件一股腦全部同時構建出來。否則，經濟的狀況反而有可能在轉型的過程中惡化。所以，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型必須要一次到位。如果一步步地慢慢來轉，非但無法實現市場經濟的最優，還會讓經濟狀況從之前的次優滑向次次優又或是更差的境地。

而認同漸進式改革的人則聲辯說，市場化最優所需的這些前提條件中，有些需要較長時間才能建立。比如，政府可以在一夜之間放開對物價的管制，但要讓居民和企業培養起遵守市場紀律，尊重契約精神的習慣和文化則需要很長時間。又比如，政府施加在企業身上的政策性負擔可能一時半會難以消除。這意味著市場最優所需的所有條件不可能在短期內就齊備。

所以，即使同時把市場經濟所需的各項法規、政策、制度都迅速建立起來，市場也不可能達成最優。相反，這種短期內劇烈的轉變還極其有可能令經濟狀況大幅惡化。因此，休克療法並非轉型的良藥，經濟轉型需要一步步慢慢來。

蘇聯及東歐國家在休克療法上的失利，以及中國漸進式改革的成就已經給兩種策略的高下做出了評判——漸進式改革更勝一籌。但是，休克與漸進的爭論還在繼續，並不時以不同形式浮現於公共輿論與政策領域。近些年中國宏觀政策在穩增長與促改革之間的搖擺不定就是一個表現。

在次貸危機之後中國經濟的運行中，我們已經在兩個方面看到了不遵循次優理論，盲目推進市場化改革帶來的惡果。

第一個例子是次貸危機後的中國金融亂象。在過去，中國金融市場對資金的配置很大程度上受到行政影響，較多地補貼了國有企業，而對更有活力的民營企業的支持力度不夠。因此，有人提出要推進利率市場化改革，認為只要放開了對利率的管制，利潤率更高的民營企業就自然能夠出高利率來獲得更多資金支持。

但是，國有企業（尤其是地方政府融資平臺）因為身負政策性負擔，存在預算軟約束，因而並不完全按照市場規則來行事。儘管其利潤率較低，卻仍然能夠在政府的信用支撐下出高利率來爭搶資金。於是，利率管制放開的結果反倒是國有企業在市場中明顯擠出了民營企業，與改革的初衷南轅北轍。這就是利率市場化改革前提條件未完全具備的情況下，強行推進改革所導致的從“次優”向更差境地（而非“最優”）的變化。

另一個例子是中國經濟的結構轉型。在次貸之後，因為外需的低迷，國內越來越多的人相信我國需要通過消費轉型，將增長引擎從外需和投資切換成為消費。我們之前探討過，中國經濟消費不足的根源在於收入分配，以及隨之而來的調節消費與投資的市場力量的缺失。在收入分配不能得到有利於消費者的改善之前，妄圖通過穩增長政策放手，放任經濟增長下滑來平衡經濟，只能導致經濟危機的結果，一如劍橋模型中那種自我強化的需求收縮。從次優理論的角度來看，過去幾年我國對經濟增長下滑的放任，並非是把經濟引向“最優”，而是讓它從之前的“次優”向更差狀態滑落。

從這個兩個例子可以看出來，轉軌經濟更需要的是對實際問題實事求是的分析，而非對所謂“最優”的空想。那些不懂次優理論的人，往往已經犯了“空想”的問題而不自知，反而會對一些更符合實際的政策（如穩增長）橫加指責。這種人往往幫了中國經濟的倒忙。

對次優理論的反思

次優理論儘管是個好東西，但就像對待任何理論一樣，也必須要時刻保持反思的心態，時時以實踐為標準來審視這一理論本身。以中國經濟的運行實踐來看，次優理論的最大不足是它並未指出從次優到最優的具體路徑。

次優理論認為，在怎樣尋找次優方面並無一般規律可循，需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這其實並未對實踐給出太多理論上的指引。但讓我們來思考中國轉型的現實。在實踐中，我們其實並不清楚達成市場經濟的最優還缺失什麼關鍵的條件。

以利率市場化改革為例，只有在改革啟動之後，看到了地方政府融資平臺對民營企業的擠出，我們才認識到了消除預算軟約束對理順金融體系的重要意義。也只有看到了放任經濟增長下滑並不能解決中國經濟的結構問題，才會有越來越多人認識到“還富於民”對消費轉型的意義。

在轉軌的實踐中，我們處在未知的領域中。而在改革讓經濟從“次優”滑向更差境地的時候，經濟績效的惡化也指明瞭缺失的關鍵條件的所在，為我們在未知領域中指出了前進的方向。努力構建出暴露出來的關鍵缺失條件，就讓中國經濟實現了進步。

受到中國轉軌實踐的啟示，筆者相信如果將“未知”（而不是由概率所描述的“不確定性”）納入理論框架，提煉出中國實踐中的這種“改革——暴露問題——識別關鍵缺失條件——構建缺失條件——進步——再改革......”的循環描述出來，就能給出指導經濟轉軌的更佳經濟理論。

筆者也相信能夠通過理論來證明，這種試錯式的循環會帶來經濟績效的持續上升，而不像次優理論那樣無法給出結論。誰能做出這樣的理論成果，誰就大大推動了經濟理論的發展。

【在下一篇文章中，我們將跟隨徐老師的腳步，直擊理解中國經濟的六層思維，敬請期待！】

徐高博士現任光大證券資產管理有限公司首席經濟學家，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兼職研究員，中國首席經濟學家論壇理事。曾任光大證券首席經濟學家、瑞銀證券高級經濟學家、世界銀行經濟學家等職。主要研究領域為宏觀經濟分析、金融經濟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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