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沙臨時大學舊址
“長征”中的聯合大學
1937年8月28日，本是個平常日子，卻被一封公函改變了。這一天，北大、清華、南開三校校長，接到了來自國民政府教育部的公函。公函要求：三校南遷長沙，聯合組建長沙臨時大學。因為就在一個多月前，“七七事變”爆發，日寇全面侵華，硝煙瀰漫的北方，已容不下一張安靜的課桌。
“國家亡了可以復興，文化亡了就全亡了。”於是三校便開始搬遷了。
同年11月1日，三校會師長沙，臨時組建的大學開學。但課桌未穩，部分教授和學生還沒到來，長沙的天空就響起了空襲警報。
由於淞滬會戰失敗，上海淪陷，12月，南京又陷落。日寇沿長江一線步步緊逼，危及衡山湘水，長沙立成危卵。
於是1938年2月，長沙臨時大學決定西遷入滇。他們兵分三路，水陸兼進前往昆明。其中一路，完全徒步，翻山越嶺3600裡才能抵達昆明。
“長征”路上的聯大師生
2月中下旬，“聯合大學”隊伍抵達常德縣。4月28日，經過數月跋涉，終於抵達昆明，改名國立西南聯合大學（NATIONAL SOUTHWEST ASSOCIATEO UNIVERSITY）。
這段艱苦卓絕的長途遷徙，在中國教育史上絕無僅有，後人將其稱為“中國教育史上最偉大的長征”。這一場曠世的文人長征，不僅保存了中國文化的精英血脈，更開啟了中國教育史上的“壯麗探險”。
漫漫長征，聯大名士
這場浩浩蕩蕩的“文人長征—湘黔滇旅行團”裡，聚集著很多當代名士與日後成為中國各領域的大師：
清華泰斗陳寅恪的父親，乃著名愛國詩人陳三立。日軍打進北平後，陳三立絕食而亡。陳寅恪正忙著為父親辦喪事，日本憲兵隊卻送來了請柬，邀請陳寅恪到憲兵司令部做客。陳寅恪知道，若拒絕去日偽大學任教，肯定會遭到日本憲兵的迫害。於是，父親喪事還沒有辦完，他就含著悲憤悄然離開了北平，彙集到“聯大長征”的南遷隊伍之中。
陳寅恪
學者聞一多拿著幾本書，帶著孩子就加入了長征。當時，日本人公開承諾：“留下來教學，照樣保證豐厚年金。”作為教授，像聞一多，可以有保姆、有廚師、有車伕，還可配兩個文書，生活舒適又體面，但他一聲“呸”就拂袖而去。
教授趙忠堯，為把50毫克鐳帶到昆明，冒著殺頭危險，化裝成難民，“天涯孤旅，千里走單騎。”把裝鐳的鉛筒，貼身緊抱在懷裡，坐火車時，數天數夜不敢閤眼。抵達昆明時，胸膛已烙上兩道血印，但趙忠堯卻為此雀躍不已，因為他保全了中國高能物理的全部家當。
聞一多
1937年，北平淪陷時，北大教授鄧一哲的兒子鄧稼先正讀高三。在一次日本人召集的聚會上，鄧稼先怒不可遏，撕掉了日本國旗。當晚，志成中學校長趕到鄧一哲家，“開始追查了，趕快把孩子送走。”臨別之際，鄧一哲對鄧稼先說：“兒啊，你要學科學，學科學為國家。”鄧稼先逃出北平，輾轉跋涉來到昆明。“我隨後考入了西南聯大物理系。”後來，鄧稼先成為“兩彈一星”元勳。
李政道幾乎和鄧稼先有著相同經歷：高中一畢業就遇上日軍入侵，經歷九死一生，才從淪陷區逃到雲南，進入西南聯大物理系，師從吳大猷，1957年，他獲得了諾貝爾物理學獎。
1938年，西南聯大教授合影，左起周培源、梁思成、陳岱孫、林徽因、金嶽霖、吳有訓
艱苦歲月，剛毅堅卓
初到昆明，聯大主要靠租借民房、中學、會館上課，校點分散。校舍和經費的問題，始終困擾著這所大學。
當時，梅貽琦邀請著名建築學家梁思成、林徽因夫婦為聯大設計校舍。然而，因為缺乏經費，此後兩個月，梁思成夫婦把設計稿改了一遍又一遍……當設計稿改到第五遍時，梁思成忍無可忍，他憤怒地衝到梅貽琦面前，咆哮著：“改！改！改！還要我怎麼改？！茅草房？不是每一個農民都會蓋嗎，要我梁思成幹什麼？！
梁思成、林徽因設計的西南聯大校舍
“大家都在共赴國難，思成，以你的大度，最後諒解我們一次，行嗎？”梅貽琦懇切地說。
梁思成接過圖紙，喉嚨哽咽住了：“你知不知道農民蓋一幢茅草房要多少木料？你給的木料連蓋一幢標準的茅草房都不夠！”
梅貽琦喉結上下滾動，聲音顫抖：“思成，等抗戰勝利後回到北平，我一定請你來建世界一流的清華園，算是我還給你的……行嗎？”
半年後，一幢幢低矮簡陋的茅草房填補了西南聯大的校園，無法想象，這些茅草房出自兩位蜚聲世界的建築學家的設計。
梅貽琦
如今的雲南師大校園，仍保留著一間鐵皮屋頂教室。這是西南聯大僅存的土坯牆教室，馬口鐵做的屋頂。下雨時，雨點打在屋頂上叮噹作響，有時聲音大得讓人聽不清講課。當年曾有一位教授無奈地在黑板上寫下6個字：“現在停課賞雨。”
由於缺乏教室，有些課程必須安排到傍晚。圖書館裡也只有幾排書架，幾張桌椅和一些長凳，館藏中英文書籍總共只有6000來冊。學生缺少課本，只能依賴上課聽講，而老師也缺乏資料，不得不憑藉記憶開展教學。聯大校友夏世鐸至今仍記得圖書館前排隊的人潮，而在暗淡的燈光下,卻是一片鴉雀無聲的自習景象。
西南聯大遭日寇轟炸
情形每況愈下，除了內部環境較差之外，還經常會遭受日寇的空襲。
物理系教授吳大猷為給病妻治病，每天不得不化裝成乞丐，到菜市場撿剩骨頭為妻子熬湯。後來，夫婦倆小茅屋遭日機轟炸，瓦缸裡的麵粉摻滿了碎瓦片和泥沙，吳大猷只好把碎缸裡的麵粉捧起來，用洗面筋的方法把泥沙與澱粉洗掉，把僅剩的麵筋留下來作為半月口糧。
費孝通的女兒是在凌晨寒風中出生的，那一夜，日寇飛機埋葬了他所有的家產。身無分文的他，用唯一的西裝裹著孩子，從農民家裡乞來了一件件小破衣褂。“孩子是穿百家衣長大的。”後來，費孝通女兒讀大學時選擇了農業，費孝通自己也成了中國農民的代言人。
華羅庚一家
數學大師華羅庚的屋子被炸後，只好到西郊普吉附近找了個牛圈，把牛圈上頭堆草的樓棚租下來。牛住下頭，華羅庚一家住上頭。每天很早，華羅庚就拖著瘸腿，步行十幾里路去聯大上課。晚上，又伏案於牛棚潛心研究學術。老牛常借柱子擦癢，搞得樓棚地動山搖，人坐樓棚上，就像喝醉了酒一般。棚裡更是蚊蝨成群，咬華羅庚充飢。但就是在這樣的牛棚裡，華羅庚攻克了十多個世界級數學難題，為世界數學史開創了一門新學科——矩陣幾何學。
西南聯大校訓：剛毅堅卓
生活拮据是教授們普遍面臨的問題。1941年12月，西南聯大常委會在一份報告中提到：“乃自暑假以來，物價又復飛漲，比於戰前多高至30倍以上。”“同人等薪津平均每月不及600元，以物價增長30倍計，其購買力只等於戰前之十七八元，平均五口之家何以自存。”
有時，教授們走在路上，遇到乞丐，只得無奈攤手：“我是教授。”乞丐聽聞掉頭便走，連他們也知道，教授們窮得叮噹響。
在物價飛漲的年月,名教授也不得不賣衣、賣字、賣書、治印維持生計。為躲避轟炸,教授們大多住得很分散,有的住在幾十裡外的遠郊，步行來上課，周培源先生騎自養的馬上課，從不遲到。
學生宿舍
窘困至此，教授們仍於三尺講臺上兢兢業業，但以傳道授業為重任。林語堂上世紀40年代初路過昆明作演講時發出這樣的驚歎:“聯大師生物質上不得了，精神上了不得！”
師生們一片剛毅堅卓。為躲避日機轟炸，教授們住得很分散。有的每天要步行幾十里路來上課，但從不遲到。劉文典說：“我寧願被日機炸死，也不能缺課。”
孔祥熙撥十萬大洋給學校改善條件，但聯大師生全體投票，一致同意：“將這筆錢捐給昆明人民，以報收留之恩。”1942年，教育部決定給25位兼行政職務的名教授，每人發放一筆“特別辦公費”，但25位名教授聯名致函拒絕：“抗戰以來，從事教育者無不艱苦備嚐，十儒九丐，薪水尤低於輿臺，故雖啼飢號寒，而不致因不均而滋怨。”這就是剛毅堅卓，這就是文人風骨。
精誠合作，沿襲傳統
從左至右：張伯苓、梅貽琦、蔣夢麟
北大前校長蔣夢麟回憶說：“在困難時期，執掌一所大學是件令人頭疼的事。而在戰亂中的年代，與兩所不同校風的大學及性情各異的教授合作，無異難上加難。”
西南聯大由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北京大學校長蔣夢麟和南開大學校長張伯苓組成常務委員會共同管理校務，三校校長輪任常務委員會主席。後因蔣夢麟、張伯苓均在重慶任職，只有梅貽琦長期留於昆明，故一直由梅貽琦任主席，主導校務。
三所大學的教學單位組成文學院、法商學院、理學院和工學院四個學院共十七個系。“清華嚴謹，北大自由，南開活潑”，而將三校學風熔為一爐的西南聯大，則兼具“清華和南開的嚴謹教學的精神，及北大自由研究的傳統”。
二排左起：浦江清，朱自清，馮友蘭，聞一多，唐蘭，遊國恩，羅庸，許駿齋，餘冠英，王力，沈從文
在課程設計上，為了公平，聯大開放性地放寬了口徑，同一門課程，大家可以同時講授。
清華聞一多和北大羅庸都研究《楚辭》，觀點截然不同，但兩人都可講《楚辭》。有一年，聞一多、遊國恩和羅庸開講《楚辭》，青年教師唐蘭和彭忠鐸也開了這門課，老師之間有如“擺擂臺”一般，各自拿出絕活，吸引學生去聽。
這樣的安排，不但體現了公平，而且促進了良性競爭，激發了學生的獨立思考。不僅是課程設計開放，思想把關也開放，
“校方從不干預教師和學生的政治思想。”不管是進步的、保守的，還是中間的，不管是國民黨、共產黨，還是無黨派，雖各有所執，但都能以大局為重，互相包容。
孔子說：“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聯大師生間真正做到了“君子和而不同”，正因為“兼容”，各方大師才紛紛投奔聯大。因為她“合作無間，同無妨異，異不害同，五色交輝，相得益彰”。
獨立思想，自由精神
在簡陋圖書館裡刻苦學習的聯大學子
西南聯大允許跨專業自由選課。學校規定，文法學院學生至少必修一門自然科學，而不論文理工，所有學生都必修歷史、國文和大一英文。由於每門課都有兩三位教授在不同教室同時授講，學生可以自己挑選老師。
平時學生考試，不必按照教師的講義來答卷，如經濟系陳岱孫教授開《財政學》，有一年考試題目是“假若我當財政部長”。
聯大有自由的學風，但並不意味著散漫。聯大的大考小考不斷，要求極其嚴格。涉及基礎理論的課月考一次，工學院、理學院月考兩次。以理學院為例，計量時發生誤差意味著會丟掉50%的分數，方法錯誤就等於交白卷吃零分。
學生們正在上課
有一組數據似乎可以說明聯大對學生嚴格要求的一面：聯大辦學8年，近8000名學生通過了入學考試，但僅有3800人畢業。
楊振寧在聯大物理系讀了本科。1945年，楊振寧到美國芝加哥大學繼續深造，他回憶說，自己驚奇地發現，“在芝加哥課堂上的收穫並不比我在中國所學到的多”，因為中國的老師“在教學上（比美國）更認真，準備更充分，內容也更深”。在後來的科研中，他仍經常查閱在聯大課堂上所做的筆記。
楊振寧當年准考證
豐富的課餘生活
西南聯大學生不僅有名師雲集的課堂條件，還有豐富多彩的課外活動。
聯大師生抗日熱情高漲，1938年底，愛好演戲的學生排演宣傳抗戰的話劇《祖國》，由外文系教授陳銓創作劇本，中文系教授孫毓棠任導演，中文系教授聞一多設計佈景，師生們白天上課、晚上排練，並在中共地下黨員的支持下，成立了西南聯大話劇團。1938年初，《祖國》在昆明公演，獲得很大成功。劇中的教授英勇就義時高呼：“打倒日本帝國主義！中華民族萬歲！”觀眾跟著高呼口號。
西南聯大部分教師合影
“跑警報”是聯大另一種特殊的“課餘生活”。
最嚴重的一次轟炸發生在1940年10月13日，23架日機重點轟炸聯大和雲南大學，校舍損毀嚴重。然而，文學院教授吳宓仍打算趁月明之夜，繼續他的“歐洲文學史名著”課的講授。就在轟炸第三天，他在日記中這樣寫道：“晚7至9時至校舍大圖書館外，月下團坐，上‘文學與人生理想’，到者五六學生。”
“昆明有多大，西南聯大就有多大”，這是春城一度的流行語。聯大的圖書館條件簡陋，燈光暗且座位少，茶館便成了學生們延伸的課堂。
著名作家汪曾祺回憶聯大生活時說：“我這個小說家是在昆明的茶館裡泡出來的。”後來和楊振寧一起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的李政道則打比方說，聯大時期的昆明茶館“有些像上個世紀巴黎的咖啡館”。
西南聯大圖書館
戰火紛飛中的教育奇蹟
西南聯大的學者們完成了一大批奠基性論著。圖為西南聯大時期部分獲獎著作。
1937年11月至1946年7月,在紛飛的戰火中先後有約8000人在西南聯大就讀,師生和衷共濟,創造了中國教育歷史上的奇蹟。
聯大的奇蹟遠未止於這些數字。一部部著作在硝煙中問世：華羅庚完成了開創性的著作《堆壘素數論》；吳大猷的《多原子分子的振動光譜及結構》被視為該領域的經 典；還有張青蓮的《重水之研究》、趙九章的《大氣之渦旋運動》、孫雲鑄的《中國古生代地層之劃分》、馮景蘭的《川康滇銅礦紀要》、馬大猷的《建築中聲音之 漲落現象》、聞一多的《楚辭校補》、馮友蘭的《新理學》、陳寅恪的《唐代政治史述論稿》、湯用彤的《漢魏晉南北朝佛教史》等等大批奠基性論著。
1946年，馮友蘭撰寫了《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紀念碑》。1946年5月4日，國立西南聯合大學在校圖書館舉辦了校史上最後一次結業典禮，全體師生為“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紀念碑”揭碑。
西南聯大操場
聯大之所以能培養這麼多大師，不僅僅在於教授治校與學術自由，更在於他“育才先育人”的理念。
西南聯大舊址，如今還豎著幾塊石碑，其中一塊寫著：育才先育人。“教授責任不盡在指導學生如何讀書，如何研究學問。凡能領學生做學問的教授，必能指導學生如何做人。”梅貽琦說。
1946年，有三個女孩報考清華落榜。她們叫梁再冰、馮鍾璞、梅祖芬。梁再冰父親是梁思成，清華建築系主任；馮鍾璞父親是馮友蘭，清華文學院院長；梅祖芬父親是梅貽琦，清華校長。
這樣的事，在握有大把機動名額的今天看來，簡直就是天方夜譚：校長、院長、系主任的女兒，報考本校竟得不到絲毫照顧。
當時，梅祖芬距離清華分數線只差了2分，同學們都叫梅祖芬去找父親幫忙。梅祖芬說：“正因為我父親是校長，所以決無可能。”
身教勝於言教，這些先賢令後來者汗顏。
1946年，馮友蘭撰寫的《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紀念碑》上有一句廣為流傳的話：
“以其兼容幷包之精神，轉移社會一時之風氣，內樹學術自由之規模，外獲民主堡壘之稱號，違千夫之諾諾，作一士之諤諤。”
美國弗尼吉亞大學教授伊瑟雷爾說：“這所大學的遺產屬於全人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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