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韓織陽
在古老的大清帝國酣然沉睡，懶洋洋地做著“天朝上國”美夢的時候，遙遠的西方正在進行一場轟轟烈烈的工業革命。在這場變革中，機器生產代替了傳統的手工勞動，生產力得到巨大飛躍，新興的資產階級探著靈敏的鼻子，在世界範圍內尋找新的原料產地和商品市場。
呂碧城
幅員遼闊、人口眾多的中國自然讓他們垂涎不已，西方列強紛紛不遠萬里來到東方，試圖叩開這個古老帝國緊閉的大門。然而，無論是1793年馬嘎爾尼使團，還是稍後的阿美士德使團，提出的通商請求都被大清皇帝冷冷拒絕。
終於，經過兩次鴉片戰爭，西方列強用堅船利炮炸開了清王朝閉關鎖國的城牆。踏過被炸燬的斷壁殘垣，越來越多的列強擁入古老的中華帝國趁火打劫，各種新的思潮也如新鮮空氣吹入密閉老屋。老朽的清朝在風雨飄搖中拖著病軀苟延殘喘，不得不努力睜開雙眼，開始看世界。
在劇變的洪流中，有識之士的思想與傳統思想分道揚鑣，女性也隨之沉沉浮浮，滌盪出了全新的氣質。
新的榜樣—西方美人
在面臨“亡國滅種”危機之時，“救亡圖存”的有識之士上窮碧落下黃泉，尋找各方面的救亡之策，他們在對比了中外差異之後，注意力落到以往從未關注過的中國女性身上。
女子者，國民之母也。欲新中國必新女子，欲強中國必強女子，欲文明中國，必先文明我女子，欲普救中國必先普救我女子，無可疑也。女子者，文明之母也。
文學家金天翮在《女子世界》發刊詞上如是寫道，這振聾發聵的呼聲，代表了當時知識分子的普遍認知。他們意識到，只有將女子納入整個救亡事業，鼓舞她們起來參與救國，國家方能強大。
庚子之變後，晚清思想界興起新民運動，希望通過培養新國民實現強國夢。晚清女性自然也屬當“新”的對象。而“新”的方式，除“淬礪其所本有”外，還有“採補其所本無”，即從西方引入典範，供中國女性效仿。
同期的西方，女權運動正在轟轟烈烈地發展，西方女性經過不懈努力，在受教育、就業權力等方面取得了較大進展，足以擔當起榜樣的使命。
美國女作家批茶（今譯為“斯托夫人”，Harriet Beecher Stowe，《湯姆叔叔的小屋》作者）、女護士職業的創始人南丁格爾（Florence Nightingale）、英國女權運動領袖傅萼紗德（今譯為“福西特夫人”，Millicent G Fawcett）、法國女政治家蘇泰流（今譯為“斯塔爾夫人”，Germaine de Stael）、法國大革命時期吉倫特派靈魂人物羅蘭夫人（Manon Jeanne Phlipon）、法國的聖女貞德（Jeanne d'Arc），以及俄國虛無黨（無政府主義者）女傑蘇菲亞（Sophia Perovskaia）等，都是當時被翻譯介紹引入中國的西方先進女性，作為“西方女性導師”，成為中國女性效法的對象。
時人所作《女學生入學歌》中唱道：“緹縈、木蘭真可兒，班昭我所師。羅蘭、若安（即貞德）夢見之，批茶相與期。東西女傑益駕馳，願巾幗，凌鬚眉。”詩人柳亞子寫過“慷慨蘇菲亞，艱難布魯東”。同盟會領袖高旭則高呼“娶妻當娶蘇菲亞，嫁夫當嫁瑪志尼”。
鴉片戰爭初期在官方文件中還被蔑稱為“番婦”的西方女性，此時已經有了“西方美人”的新稱謂。女報人陳擷芬在其創辦的《女學報》中稱西方女子為“西方美人”。“清末四公子”之一吳保初為兩個女兒弱男、亞男作勸勉詩，為她們樹立的榜樣，不在中國，而矚目西方：“西方有美女，貞德與羅蘭。”《世界十女傑》譯者也盛讚外交家絡維恪扶夫人（今譯“諾維科夫夫人”，Olga Novikoff）、傅萼紗德夫人等為“美人”。
晚清知識界對西方女性的崇拜在於其獨立之品格、自由之思想、勇敢之精神、愛國救國之舉動。具體來說，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西方女性受過良好教育。“歐美諸國，女學校林立於都會，女學生絡繹於道途，及其卒業，或為美術家，或為哲學家，或為文豪家，或為悲劇家，或參預政治，或從事於偵探，或投身看護婦……”
其次，她們能為社會創造價值。著名教育家蔣維喬曾講到：“泰西女子，無有如中國之終身坐食，不能生利者。”
最後，西方女性對國家、民族和社會的貢獻，是晚清知識分子強調的重中之重。胡彬就讚歎西方女子舍一己之私利救國救民，“（西國）女子立身端正，心地光明，有獨立之精神，無服從之性質，為國捨身，為民流血，其遺蹟見於歷史者，不可勝數。”
當時的知識分子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對西方女性極盡美化。有論者曾經談到，晚清時期國人對西人生活的想象性描述，那時大多數西人想必都不能同意。這種飽含情緒，不惜誇張地讚美、歌頌，反映了知識分子改造中國女性的迫切心情。從那時起往後的100餘年，西方女性在中國都或多或少扮演著被模仿者的角色。
打開國門，三寸金蓮受到了
來自世界的嘲諷和同情
從清朝建立開始，清政府就三令五申禁止女性纏足，可是漢族社會對於這些在懲處措施上不動真格的命令並不以為意，男子不能用留髮來堅持“華夷之辨”，就由堅持女子的小腳來進行。在漢族文人的推崇下，纏足之風在清朝反而愈演愈烈，偶有一些有識之士反對纏足，但微弱的呼聲輕如鴻毛。
當晚清湧入中國的外國人看到中國女子扭曲變形的小腳時，難以置信地發出了驚呼！1875年1月，《萬國公報》轉載了一批中國基督徒和外國傳教士撰寫的反對纏足的文章。
英國傳教士秀耀春(F. Huberty James)作《纏足論衍議》，雲：“上帝生人，不分男女，各予兩足，原以使之健步。今任女子纏足，竟將重用之肢歸於無用之地，辜天恩，悖天理，逆天命，罪惡叢生。”
西方人對纏足的鄙薄態度，令先進的中國人頓時羞紅了臉。
譚嗣同的老師歐陽中鵠痛心疾首地提醒國人：“西人論中國三弊：曰鴉片煙；曰女子纏足；曰時文（八股文）。”
曾歷任出使日、美、英各國的黃遵憲，講起域外見聞及他國人對纏足的鄙薄，更是捶胸頓足：“惟華人纏足，則萬國同譏。星軺貴人，聚觀而取笑；畫圖新報，描摹以形容。博物之院，陳列弓鞋；說法之場，指為蠻俗。欲辯不能，深以為辱。”
康有為和梁啟超早在上書變法之前就是“不纏足運動”的兩員大將。他們在各地創辦不纏足會，梁啟超和汪康年主持的《時務報》開設了“不纏足會博議”專題，集中發表各地讀者來函，以及湖南、嘉定、福州等處不纏足會章程。其他維新派重要報刊，如《知新報》《湘報》也合力宣傳，刊登論說、草例，公佈入會人名錄，使不纏足運動形成熱潮。
對於漢人的自發放足運動，朝廷也樂得順水推舟，慈禧發佈諭令，要求各省官員首先以身作則，繼而勸止婦女纏足。1902年朝廷還頒佈《勸行放足歌》詔書：“照得女子纏足，最為中華惡俗。惟當纏足之時，任其日夜號哭。對面置若罔聞，女亦甘受其酷！為之推原其故，不過扭於世俗。意為非此不美，且將為人怨怒。務各互相解釋，切勿再事拘囿。”
一時間，各地的不纏足會、不裹足會、戒纏足會、天足會、衛足會、放足會等大同小異的組織遍地開花，各種宣傳品也大為流行。
雖然知識階層奔走呼號，皇家給力助推，然而纏足之風積習難改，已經傳出去的臭名也覆水難收。1904年，世界博覽會在美國的聖路易斯舉行。對於這次博覽會，清政府表現出高度重視，不但組織了一些商家參展，還不惜花費12萬美元修建中國館，甚至派出貝子溥倫前往美國壓陣。
不料，在這次世博會上的遊戲園中，竟出現了一名侍茶的中國小腳婦女，和來自南美的巴塔哥尼亞巨人、非洲的侏儒以及加拿大的愛斯基摩人等安排在一起，供遊客觀賞獵奇。在隨後的展覽中，主辦方又在中國館展出了一組人物雕像，有苦工、乞丐、娼妓、囚犯、衙役、和尚、鴉片煙鬼、小腳女人等，似乎這些東西就是中國文化的象徵。消息傳回國內，頓時引起軒然大波。這場來自外界的巨大刺激，也使得更多的中國人開始重新審視纏足。
清末傳播維新變革思想的大眾繪畫作品中，開始湧現出女性參與新型社會活動的圖像。這一類圖像很多是帶有啟蒙性質的，表達了知識階層的願望。他們就像求子心切的婦人，跪拜各路神仙，心急如焚地想要孕育一個嶄新的生命，而新的女性不負所望，正在結胎之中。
新式教育孕育下的新女性
進步的知識分子為矇昧中的中國女性樹立起西方榜樣，可是要怎樣實現中國女性的蛻變，仍然是擺在他們面前的巨大課題。
曾遊歷歐洲、日本的清末思想家王韜注意到，“（英國）女子與男子同，幼而習誦，凡書畫、歷算、象緯、輿圖、山經、海志，靡不切究窮研，得其精理”，並感嘆“中土鬚眉有愧此裙釵者多矣。”
啟蒙思想家、實業家鄭觀應也稱讚“泰西女學與男丁並重，人生八歲，無分男女，皆須入塾，訓以讀書、識字、算數等等，塾規與男塾略同”。
梁啟超將女學的興衰與國家的強弱聯繫起來，認為“女學最盛者，其國最強”，“美國女學最盛”，所以“美國最強，不戰而屈人之兵”。
這些早期的開明人士認為“興女學”是一條值得效法的強國之路，他們不再推崇“女子無才便是德”的古訓，熱情讚揚西方女子的才能見識，並呼籲晚清社會效法西方大興女學。
其實，早在中國知識分子意識到這個問題之前，來華的西方傳教士就已經啟動在中國創辦女學的實驗。來華的傳教士中，有一半甚至更高比例是女性。眾多的女教士為了傳教，需要培養本土助手，於是著手創辦教會女校。
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英國教會在寧波創辦了第一所“女子學塾”。在之後的幾年裡，英、法、美教會先後在上海、福州、廈門、廣州、香港、臺南、天津等通商口岸建立起十幾所教會女校。這一時期女校規模比較小，只能招收幾名或十幾名學生，對象都是未纏足的下層孤女、婢女、信教女子等。
進入20世紀，隨著中國知識界對女性教育關注的持續升溫，教會學校辦學方針有了明顯變化。辦校地點由沿海港口城市延伸到內地漢口、成都、長沙等大城市。招收對象也轉為吸引上層閨閣女子入學。學校教授數學、格致、天文地理、外語、人文社會科學、醫科、農科、體育、音樂、動植物等課程。
這些學校的開辦和課程設置，無疑是一場巨大的教育革命。雖然影響有限，但如同星星之火，預示著之後的燎原之勢。
中國的仁人志士也在為創辦自己的女學而奔走呼喊。
光緒二十三年（1897年），康有為在《日本政變考》中對日本政府重視女學的舉措大加讚賞。之後，他在《請開學校折》中介紹西方國家教育情況：泰西各國，小學遍地，舉國男女無不知書識字，解圖繪、算學、歷史，粗諳天文地理。有的因為接受高等教育而成為醫師、律師及師範學師。因此他主張男子要進學讀書，女子亦需上學。在《大同書》中，康有為進一步強調“婦女之需學，比男子尤甚”。
他的弟子梁啟超在《變法通議》中提出“興女學”的設想，以後又有“創設女學堂啟”。他在文章中鞭辟入裡地闡發了興女學的重要性：女子不學，必依靠男子供養。國家人口，男女各佔一半，若有一半人口不事生產，於經濟發展極為不利。從而使女子受男子奴役，女子地位永遠提不高，也談不上男女平等。家庭教育，“母教居十七，故蒙養之本，必自母教始。凡母教善者，其子成立則易，否則成立也難”。又從胎教角度，認為女子不學，胎教不立。從子孫後代著想，婦女也要接受教育。
1897年，梁啟超與經元善、鄭觀應、康廣仁等開始籌備女子學堂，第二年，幾人在上海創立了“中國女學堂”（即經正女塾）。這是中國近代第一所自辦的新式女學。這不只在精神上是種激勵，而且也為如何辦學提供了良好借鑑。
到了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在清政府所做的全國教育統計中，各類女子學堂已有430所，學生達到15,676人。同年，經學部奏定，頒佈了女學堂章程，顯示了政府對女學的規劃被提上了日程。
新章程規定：女學堂分女子小學和女子師範兩種。小學再分初等和高等，初等的學習科目為修身、國文、算數、女紅、體操，酌加音樂、圖畫兩隨意課；高等科目是修身、國文、算術、中國歷史、地理、格致、圖畫、女紅、體操，酌加音樂為隨意課。初等小學和高等小學均4年畢業。師範科目有修身、教育、國文、歷史、地理、算學、格致、圖畫、家事、裁縫、手藝、音樂、體操共13門，4年畢業。辦學宗旨是：“裨補家計，有益家庭教育”。
知識界的宣傳吹入民間，出現了以民眾喜聞樂見的形式宣傳女學的作品，《自強傳學堂圖》就是天津楊柳青出品的極富時代氣息的年畫。
畫面中央是一座亭子，兩棟中西合璧的校舍分列兩旁。兩幢建築中各自魚貫而出一列長隊，左邊是穿著馬褂、長褲的男學生，右邊是身著旗裝的女學生。畫面近處的廣場上，男學生吹號打鼓，奏起進行曲，女學生則隨著激昂的旋律練習啞鈴操，展現出一派欣欣向榮的新氣象。
類似的年畫《女學堂演武》中的女性更加先進，她們扎著腰帶，套著馬靴，戴著男帽分列兩隊，在女教官指揮下練習射擊，英姿颯爽。遠處兩位同樣一身戎裝的女性，一人敲鼓，一人吹號，為軍訓者伴奏。從房裡走出的女子對她們投去豔羨、敬佩的目光。
這些民間作品表現出強烈的時代主題，渴望中國強的有識之士，把希望寄託在女性強上，這些生機勃勃鍛鍊身體、舞刀弄槍的女子正是他們內心希望的投射，而身材、長相併非國難當頭所考慮的重點。
新式女子中的翹楚：呂碧城和秋瑾
那時候在社會上美名遠揚的女子都是有著英勇之氣、有學問有見識的新式女子，最具代表性的當屬被時人稱為“女子雙傑”的呂碧城和秋瑾。
呂碧城是詩人、政論家、社會活動家、教育家，還是中國新聞史上第一位女編輯、女性撰稿人，她還開創了近代教育史上女子執掌校政之先例，擔任中國最早的女子師範大學—北洋女子師範學堂（今河北師範大學前身之一）的監督。
20世紀頭一二十年間，在中國文壇、女界以至整個社交界，呂碧城都是當之無愧的“花魁”。在《大公報》任編輯期間，她不僅發表了許多格律清新、意境深遠的古典詩詞，還撰寫了大量宣傳女子解放與教育的文章，如《論提倡女學之宗旨》《敬告中國女同胞》《興女權貴有堅忍之志》等。她的文章銳利深刻，句句令人醍醐灌頂：“民者，國之本也；女者，家之本也。凡人娶婦以成家，即積家以成國。”“有賢女而後有賢母，有賢母而後有賢子，古之魁儒俊彥受賜於母教。”“中國自嬴秦立專制之政，行愚民黔首之術，但以民為供其奴隸之用，孰知竟造成萎靡不振之國，轉而受異族之壓制，且至國事岌岌存亡莫保……而男之於女也，復行專制之權、愚弱之術，但以女為供其玩弄之具，其家道之不克振興也可知矣。夫君之於民、男之於女，有如輔車唇齒之相依。君之愚弱其民，即以自弱其國也。男之愚弱其女，即以自弱其家也……”
呂碧城的這些觀點可謂一石激起千層浪，引起了強烈的社會反響，成為人們街頭巷尾熱議的話題。她在詩文中流露的剛直率真的性情以及橫刀立馬的氣概，深為時人尤其新女性們所向往和羨慕。一時間社會上出現“絳帷獨擁人爭羨，到處鹹推呂碧城”的景觀。
這位才女、俠女不僅生得秀麗端莊，而且舉止高雅大方，衣著時尚，緊隨歐美潮流，引無數名士競折腰，可是驕傲的她終身未嫁。因為在她看來生平可稱許之男子不多：梁啟超不錯，可是早有妻室；汪精衛年紀太小；汪榮寶也還可以，可惜也已有偶；袁世凱家二公子袁克定雖然對她一往情深，可在她看來袁公子“只適合在歡場中偎紅依翠”罷了。
對於婚姻，呂碧城曾坦言：“我之目的不在資產及門第，而在於文學上之地位。因此難得相當伴侶，東不成，西不合，有失機緣。幸而手邊略有積蓄，不愁衣食，只有以文學自娛耳！”難以覓得靈魂伴侶的她，選擇走向更寬廣的世界，豐富自己的靈魂。她曾前往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就讀，攻讀文學與美術，兼為上海《時報》特約記者，又遊學歐洲達7年之久，將自己的見聞寫成《歐美漫遊錄》（又名《鴻雪因緣》），讓中國人與她一起看世界。
如果說呂碧城像富有才華、兼有愛國豪氣的李清照的話，她的好友秋瑾則更像俠肝義膽、氣衝霄漢的女俠花木蘭。從秋瑾的號“鑑湖女俠”就能感到撲面而來的浩然之氣。她性豪俠，習文練武，喜男裝，蔑視封建禮法，提倡男女平等。
1904年7月，秋瑾不顧丈夫王廷鈞的反對，隻身自費東渡日本留學。
在東京，秋瑾常參加留學生大會和浙江、湖南同鄉會集會，登臺演說革命救國和女權道理，廣交留學生中的志士仁人，如周樹人、陶成章、黃興、宋教仁、陳天華等。她積極參加留日學生的革命活動，與陳擷芬發起共愛會，作為開展婦女運動的團體；和劉道一、王時澤等十人結為秘密會，以反抗清廷、恢復中華為宗旨，她還創辦《白話報》、參加洪門天地會，受封為“白紙扇”……
這位充滿革命熱情的女鬥士，所作文章也如匕首一樣直指人心，她在《敬告姊妹們》一文中呼喊：
唉！二萬萬的男子，是入了文明新世界，我的二萬萬女同胞，還依然黑暗沉淪在十八層地獄，一層也不想爬上來。足兒纏得小小的，頭兒梳得光光的；花兒、朵兒，扎的、鑲的，戴著；綢兒、緞兒，滾的、盤的，穿著；粉兒白白，脂兒紅紅的搽抹著。一生只曉得依傍男子，穿的、吃的全靠著男子。身兒是柔柔順順的媚著，氣虐兒是悶悶的受著，淚珠是常常的滴著，生活是巴巴結結的做著：一世的囚徒，半生的牛馬。試問諸位姊妹，為人一世，曾受著些自由自在的幸福未曾呢？
她痛心於當時廣大婦女尚不覺悟，希望婦女們不要安於命運，立志從經濟上獲得自立的能力，以擺脫奴隸地位，爭取女權。
秋瑾重視婦女們團結起來開展鬥爭，她創辦《中國女報》，要把它作為“聯感情，結團體，併為他日創設中國婦人協會之基礎”。她還把爭取女權的解放與整個國家、民族的解放緊緊聯結起來，號召婦女們在推翻清朝的鬥爭中與男子一起承擔責任。
1907年，身為光復會成員的徐錫麟和秋瑾準備發動一場反抗清政府的皖浙起義，但率先豎起大旗的徐錫麟兵敗身死。得知徐失敗消息的秋瑾，拒絕了要她離開紹興的一切勸告，表示“革命要流血才會成功”。她遣散眾人，毅然留守大通學堂，面對清軍，她堅不吐供，僅書“秋風秋雨愁煞人”以對。最後飲刃紹興軒亭口，成為中國近代歷史上第一個為革命流血的女傑。
結 語
晚清社會遭逢數千年來未有之變局，風雲激盪中，救亡圖存的志士仁人希望通過培養新女性，來塑造嶄新的中國。他們熱情謳歌獨立、自由、勇敢、愛國的西方女傑，猛烈反對中國女子纏足的陋習，為開辦女學堂奔走呼號。
他們不似以往時代讀書人那樣倚紅偎翠，兒女情長。他們胸中一腔男兒血，愛的不是溫柔婉轉的女伶，而是“上可相夫，下可教子，近可宜家，遠可善種”的英雄母親。“女性美”在他們眼中亦有不同以往的解讀：“蓮步雲移、柳腰風轉，是昔日之所謂美，而非今日進化學上之所謂美也。進化學上之美如何？曰體態活潑而不流於輕佻，體制強實而不失之笨滯，貌妍而神靜，學宏而志高。如是者，庶幾可謂賢妻可為良母。”
他們好似篳路藍縷、披荊斬棘的拓荒者，把孕育新女性的種子播撒在新大陸，又揮汗如雨地澆水、施肥，虔誠祈禱這引自西方的種子能快快在新的土地上生根、發芽、開花、結果。偶有幾株早出的嫩芽，她們那麼堅強、勇敢、美麗，如劍的光芒，像啟明星一樣閃爍在黎明前的暗空中。她們給了播種者巨大的驚喜，也給了還在積蓄力量的億萬顆種子向上破土的希望。雖然，在天亮時，她們暗淡了下去，可是，億萬個正在孕育之中的新女性即將迎來光明時刻。
閱讀更多 文史精華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