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個時代的人，都會有與那個時代密切相關的事物的記憶，我是70後，在我的記憶中，童年中最好的、最想去的地方，就是村裡的供銷社。供銷社在我的記憶中如此鮮明，以至於至今都可以在腦海中再現當時供銷社裡的情景，牆上的畫，每個櫃檯的具體位置，每樣商品的擺放，甚至供銷社裡幾個售貨員的樣子，甚至那個在醬油醋和水果糖櫃檯後的男售貨員滿臉的小紅疙瘩，而且，這些場景，還幾次出現在我的夢境中。
小時候，跟供銷社叫“盒子社”，因為，我爺爺那一代老人，總跟供銷社叫“合作社”，不知道什麼原因，也許這與合作社有關吧，而我們，在上學前，只是學習語音，不知道這些音節代表的具體意義，於是便聽成了“盒子社”，這便成了我們對供銷社的稱呼。“爺爺，咱上盒子社啊！”“我到盒子社打醬油。”盒子社，真是個神奇的盒子，那裡有那麼多美好的東西，強烈地吸引著我們。
供銷社很大，至少在我童年的記憶中是如此的。現在，我常常在村裡的街道上走過，朝供銷社的舊址看一眼，果然很大，像一個禮堂那麼大。房子還是好好的，只是門窗殘破了，幾經易主，幾次租賃，幾回改頭換面賣不同商品，最終還是寂寞了，就那麼默默地殘破著。我在它跟前經過的時候，往往會習慣性地尋找它門前那三棵高大的白楊樹，回想春天的時候，落在樹下的楊樹花穗，我們稱它們為“小老鼠”。當初門前那條寬闊平坦的路，現在已經在雨後泥濘的碾軋下坑窪不平，楊樹也不在了。我不敢久久佇足，怕我會留戀它當初的繁華，陷在時間的泥沼裡和夢幻的魔力中不能自拔。但每次經過，都會一次次勾起我對供銷社的記憶，便一次次陷入到時光的影子裡，沉思了。
供銷社坐北朝南，有東西兩個大門，是彈簧的木門，也就是推拉開後不用管便可自動彈回的，漆成綠色。我們都是走東門的，因為賣糖果、醬油醋和水果的那個櫃檯就是東面，進了東門向右一轉便是。進了門，首先映入眼簾的，是每個櫃檯上方掛著的大牌子，上面是手繪的宣傳畫，對著門的櫃檯上的畫最豔麗，最引人注目，是幾個農民在採收水果，一筐筐的蘋果和鴨梨讓人饞涎欲滴，而有一塊板上畫的是切開的西瓜，黑黑的籽，紅紅的瓤，幾乎讓人垂涎三尺了。大概小孩子認吃，所以這兩幅畫面記得最清楚。商品被歸類放置，分為幾個櫃組，東面是水果、調料、糖、糕點，北面對著東門的是文具，它西邊是菸酒茶葉，再西邊，對著西門的是布料、針線、綢子，西面是燈泡、合葉、釘子等用品。還有其他商品沒在這裡擺著，因為供銷社外面，北邊還有一個小點的供銷社，坐東朝西，賣五金，東面是外牆，有一個肉鋪，我們叫它肉槓，專賣豬肉，收蟬蛻等藥材和鐵絲、頭髮等廢品，再東邊是供銷社的後門，那些售貨員和工作人員便從後門出入。
上學的路上，我常常去商店，從東門進去，再從西門出來，這樣走上一趟，看著那些牌子上畫的水果，望梅止渴。尤其是夏天，那畫上的西瓜給人一種清涼感，是我最愛看的畫。
我最常去的櫃檯，就是那個賣醬油醋和糖果的櫃檯。那些糖果，光是看著，心裡就有一種滿足感。因此，平時，如果母親讓我們去打醬油和醋，我們都是願意去的，因為醬油八分錢一斤，醋我忘了，打完醬油醋以後，手裡往往會剩下一兩分的零錢，母親會允許我們買一兩塊水果糖。那時候的水果糖，一分錢一塊，剝開花的糖紙，橢圓形的硬糖外包著一薄層白色的糖蜜，味道香甜。在我印象中，從我們還需要踮著腳尖才能夠著那磨石板的櫃檯的時候起，我們就開始頻繁地出入商店打醬油醋並且買水果糖了。我愛打醬油和醋，還有一個原因，就是喜歡看售貨員用提鬥往瓶子裡灌醬油和醋。醬油是用一個大些的提鬥灌一斗，玻璃瓶子裡差一點滿；醋是用一個小些的提鬥灌一斗，比醬油還要多些。看著醬油和醋順著漏斗往瓶子裡漏，真是一種享受。現在回想起來，小孩子的快樂是那樣簡單而純粹。
我關於在供銷社裡購物的最早的記憶，大約是在我四五歲的時候。季節已記不清了。那次，母親帶著我去了供銷社，買了一個梨。那個梨黃澄澄的，我真想馬上就吃到嘴裡。母親見我心切，沒等走到門口，就蹲下來，給我啃梨的皮。我倚在母親的腿上，看著母親白亮的牙齒啃去梨的皮，然後嚼著，梨的汁水從潔白的梨肉裡滲出來，饞得我啊，急切地要吃到梨。母親把潔白的梨遞給我，我香甜地吃起來。梨的味道早已記不清了，而母親為我啃梨皮的情景和當時急切的心情，卻至今難忘。
水果在那時是我們的奢侈品，平時很難吃到的，得了病才可以吃到水果罐頭或者水果。罐頭瓶子不是現在的樣子，是矮墩墩的，像現在的王致和醬豆腐瓶那麼大，圓柱體的，蓋子密封得好極了，要用剪刀撬好長時間才能撬開。那時的罐頭味道清甜可口，我現在再也沒吃到過那樣味道的罐頭。
除了水果糖外，那個櫃組還有其他糖果，七分錢兩塊的高梁飴，五分錢一塊的方形牛奶糖，還有一毛錢一塊的圓柱形牛奶糖（現在想來，可能是“大白兔”），只是，這些對於我們來說太過奢侈，買那樣的一塊夠買好幾塊水果糖，我們捨不得。只有當手裡的零花錢多點時，才能買一塊兩塊的嘗一嘗。我有個鄰居兼發小，叫紅妹，她父親在縣城上班，零花錢的獲得要容易得多，就總能吃到奶糖。一次，我跟她正一起玩，她帶我到她家，跟她媽媽要錢買糖吃，她媽媽給了她五分錢。我們一起到了供銷社，她買了五分錢一塊的奶糖，剝開糖紙，一股濃濃的奶香頓時飄出來。她咧著嘴，把糖放在槽牙那兒，一使勁兒咬成兩半兒，我們倆一人一半兒，香香甜甜地吃著又去玩兒了。那時候就是這樣，哪怕一分錢一塊的水果糖，只要有小夥伴跟著，也要咬成兩半兒，如果是三個人，就咬成三半兒。那時候的友情，就是這麼樸實而真摯。
除了糖果櫃檯，我去得比較多的櫃檯是文具櫃檯。我剛上小學時，第一次去了那個櫃檯，好像是父親帶我去的，買了一個彩色的鐵皮文具盒，一把木製格尺，一把小刀，一塊橡皮，一支鉛筆，至於是不是買了本子，我已經忘了。上學的時候，把這些放在一個花布的書包中，癟癟的，卻覺得成就感十足。
文具很便宜，鉛筆三分錢一支，頭上帶橡皮的也不過五分錢，格尺一毛錢一把，小刀五分錢一把，只是鈍得很，削上兩次鉛筆就削不動了，文具盒也就一塊多錢。本子雖然有，但我們很少買，都是買白紙自己釘。一張大白紙五分錢，到家後幾次對摺，根據需要疊成十六開或者三十二開的大小，用小刀割開，疊整齊，再用線裝釘好，就是一個本子。
所有本子都是兩面用的，每一張紙都很珍惜，甚至家裡有一小本作廢的收據，也裝入書包，用來當草稿紙。我有一個同學更節約，她的本子，多是黑紙的，就是現在用來砸紙錢的那種黑紙，二分錢一張，她買黑紙做成本子，更便宜。那時候，同學們都這麼節約，富裕的家庭與貧窮的家庭的孩子雖然在穿衣和文具上有區別，但沒有太大的反差，也沒有哪位同學因家裡窮或者過分節約而遭到嘲笑，因為老師經常表揚字跡工整的同學，不管字寫在什麼顏色的本子上。
即使是三分錢一支的鉛筆，也要用到實在不能再用。手握不住了，套上一個鋼筆帽，就可以握住再用了。短到鋼筆帽套住後也不能再用了，就用小刀把短短的鉛筆頭劈開，取出裡面的一小段鉛芯，放在夾鉛筆中使用。不像現在的孩子，文具盒裡是滿滿的文具，琳琅滿目，孩子們不知道珍惜。而且，這些花花綠綠的色彩和各式各樣的形狀，反而讓孩子們無心學習了。
再次，去得比較多的就是賣布料的櫃檯了，因為那個櫃檯賣女孩子戴的髮卡、花和扎的頭繩、綢子。我四五歲的時候，看三叔正給哥哥和弟弟推頭，每人一個光頭，一時興起，讓三叔也給我推了一個光頭，全家爆笑，並賜我“禿丫頭”的美名，成為弟弟氣我時的重型武器，才幡然醒悟，從那再也沒有剪過頭。頭髮很快長起來，到七歲時，已是一條又粗又長的大辮子，倒是弟弟得沾我的光，母親把我梳落的長髮留著，接在他腦後的一綹“孝順毛”上，編成一條細細的小辮子，再紮上一根紅頭繩，一直留到快上學。我的頭髮，被母親梳成李鐵梅的髮型，前邊留出劉海兒，頭頂攏出一綹偏梳一個小辮，用紅頭繩紮了，再與其他的頭髮攏在一起，在腦後梳成一個粗粗的大辮子，或者，分道中印，編成兩個麻花辮，用紅頭繩紮緊。給我梳頭是母親每天早晨必修的功課，一直到二年級時我自己會梳辮子了為止。母親只要帶我去那個櫃組，多是給我買紅頭繩。其實就是粗的毛線，蓬鬆柔軟，顏色鮮豔，除了有紅色，還有粉色，可愛極了。只是用的時間長了，就細了，舊了，甚至斷了，母親就給我換新的。過年的時候，哥哥和弟弟會得到鞭炮，我則得到新頭繩和新綢子。綢子是細紗狀的，有紅色、粉色、綠色，兩毛錢一尺。每到過年，我奶奶和我母親都會給我買上二尺綢子，在辮子梢上紮成一兩朵花。“新年到，新年到，閨女戴花，小子要炮。”奶奶經常這麼說。有一年，奶奶還真給我買了一朵花，紅色的油紙做成重疊的花瓣，綠色的油紙做成葉子，用一根細鐵絲別在頭髮上，增加喜氣。
關於在供銷社購物的最後的記憶，是八十年代末的時候。我去西面那個賣日用五金的櫃檯，買合葉和電源插板。是父親讓我買的，因為不久前買的插板，很快就壞了。臨來的時候，父親罵了一頓街，說現在的東西質量太次了，用不了幾次就壞了，以前的東西用多少年還是那樣。那時候，隨著改革開放之風，市場正在放開，那些劣質的產品，不知使誰的腰包先鼓起來了。
自九十年代起，小賣部如雨後春筍般成長，供銷社便日漸萎縮了。後來，便撤了，承包給個人做別的生意。再後來，幾經易主，生意不做了，那房子便荒廢了。我每次經過那裡，都會產生很複雜的心情，有懷念，有失落，有溫暖，有傷感。只有我們這一代人才會知道，那裡曾經有過怎樣的繁華，曾經怎樣地吸引著我們這些小孩子的心，也曾經怎樣，把樸素而真摯的親情、友情一次次地上演，讓我們一次又一次地感受著人性的溫暖，經久不息，日久彌新。
惟有默默地憑弔罷了，憑弔那些久違的快樂，那些流逝的青蔥歲月，和那個湮沒在滾滾紅塵中的簡單的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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