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寂靜。
1920年2月的一個晚上，在李大釗的幫助下陳獨秀秘密潛入上海。這不是他第一次到上海，但與往不同，上海即將掀起波瀾。
雖然五四運動影響全國，但並沒有解決任何實際問題，李大釗與陳獨秀決定採用實際組織解決實際問題，因此第一個共產主義小組在上海誕生。
在上海之後，多地相繼成立共產主義小組，此時需要一個更大的組織將它們連接起來。
陳獨秀與共產國際
不可否認，在中國建黨初期，得到了第三國際的很大幫助，但“成也蕭何敗蕭何”，國民大革命時期，共產國際和國際代表對於中國社會及各階級相互之間的關係認識不足，在如何發展共產黨獨立的武裝以及進行土地革命等重大問題上，存在著嚴重的錯誤。這些錯誤，導致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錯誤路線的形成，導致國民大革命的失敗。
因此對陳獨秀的一生，至今人們的評價不一。什麼“右傾分子”、“投降主義”，指出他對中國共產黨1927年的失敗，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但不可否認，陳獨秀是當之無愧的建黨先驅。
1929年陳獨秀曾經發表過一個《告全黨同志書》，歷數自己當年五度“未能堅持我的意見”，被迫執行共產國際指示的情形。表明自己其實是受制於共產國際。
不管如何，陳獨秀有功有過。但建黨初期，中共無法擺脫共產國際是事實，因為沒有經費。
陳獨秀與李大釗為何沒有參加一大？
建立組織搞革命是需要錢來支撐的，不然很多工作都沒法進行。宣傳，培訓，開會，各個項目都需要經費，然而最初中共50名黨員基本都沒有收入。只有陳獨秀與李大釗等一批教授有收入，而且辦雜誌也可以賺些錢，但這些收入對於一個組織來說完全是杯水車薪。
甚至中共一大13名代表的路費都是第三國際支援的，聯想到13名代表中有周佛海，陳公博這等人，如果沒有路費，估計一大代表可能會再少幾人。
但是讓人沒有想到的是，很多建黨的積極推動者卻沒有參加一大，典型的代表就是陳獨秀，李大釗，還有一位，戴季陶。
戴季陶就不用多說了，之前提到過，他後期理念上已經與中共分離。但是陳獨秀與李大釗怎麼會缺席呢？
一個普遍的說法是陳獨秀因當時在廣東政府任教育委員會委員長，政務纏身，不便離開，李大釗因時值學年終結期間，公務繁忙，無法親自前往上海出席會議。這只是表面原因，深層原因是陳獨秀不滿共產國際包辦一大，馬琳組織召開一大直接越過了陳獨秀。本應該先向陳獨秀提出召開一大，再由陳獨秀出面籌辦。故而陳獨秀一怒之下不去參加，好友李大釗也因此沒去。
轉變
其實陳獨秀早期就與共產國際有矛盾，他最初是拒絕共產國際經濟支援的，並表明："有多大能力辦多大事"。他說：“革命是我們自己的事，有人幫助固然好，沒有人幫助我們還是要幹，靠別人拿錢來革命是要不得的。”中共一大參加者包惠僧的回憶證實了這一點。可是，鬧革命和打仗一樣，要害皆在一個“錢”字。
1927年8月，陳獨秀被捕入獄，馬琳拿出幾千元錢將陳獨秀保了出來，兩人第一次同肩作戰。此後接受共產國際的支援便習以為常，甚至基本不能脫離共產國際，何以看出呢？
1923年6月，在中共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報告中，陳獨秀詳述了一年來黨的經費收支情況：“黨的經費，幾乎完全是我們從共產國際得到的，黨員繳納的黨費很少。少到什麼程度呢，黨員繳納的以及自籌的黨費只佔據6%，90%以上都由共產國際支援，因此共產國際插手中共各項事宜便有理有據。
經濟問題成為中共早期的一條命脈，完全控制在了共產國際手中，直至中國開始脫離城市向農村轉移，這一問題才慢慢解決，直至脫離共產國際。
1921年，上海，中共在這種情況下誕生。
1949年，上海，28年後，粟裕與陳毅率領三野解放了上海。當中共再次踏足上海，應經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當年幾十人的小政黨成為了執政黨，但是此時一個問題出現了。
中共此時已經自己發行了人民幣，雖然軍隊已經打下了上海，但要完全控制上海還要從經濟上。可是人民幣的流通受到了嚴重的抵制，這要從國民黨說起。
金圓券改革
1948年10月，國民黨為解決財政困難，決定進行幣制改革，發行“金圓券”。
以金圓券代替法幣，法幣必須在當年11月20日前兌換為金圓券，金圓券1元摺合法幣300萬元；
禁止黃金、白銀和外幣的流通、買賣或持有，所有個人和法人擁有的黃金白銀和外幣，應當於9月30日前兌換為金圓券，違抗者一律沒收並嚴懲；嚴格控制物價，以當年8月19日價格為準，不得議價；
實施倉庫檢查並登記，從嚴處理囤貨者。
說白了就是用金圓券強制換成人民手中的白銀黃金與外匯，但是面對前方戰線節節敗退，財政不斷吃緊，金圓券不斷地超發。原定發行20億元，最後發行了82萬億，超發4萬億倍。最後滿街都是“億萬富翁”，人民手中全是一堆廢紙。發行到5月份，一石大米竟要4億多金圓券。同等重量的金圓券換不回等重的大米。
11月，改革政策全面撤銷，幣制改革宣告失敗。國民黨在崩潰的邊緣來了這麼一手，真是高明。搞得民不聊生，將大批的白銀黃金收於手中，運往了臺灣。留下了這樣一個爛攤子，就是要看共產黨怎麼收拾，甚至還放出話來：“如果共產黨軍事打100分，政治打80分，經濟上只能打0分”。
從蔣介石這一做法聯想到了一個人，賈躍亭，捐了中國股民的錢，跑到了美國。
銀元之戰
中共從國民黨政府手裡接收下來的是一個千瘡百孔的爛攤子:農業減產，工廠倒閉，交通梗阻，物資奇缺，物價飛漲，民生困苦，失業眾多。人民紛紛將手中的紙幣換成真金白銀，受金圓券的影響，人民的流通將會極為困難。
上海解放後，中國擬在上海發行20億元人民幣。但是部分擁有大量資產的投機者試圖通過銀元的投機來阻止人民幣進入上海市場流通。惡意抬高白銀價位，令市場上白銀和銀幣的價格開始非正常走高，在6月5日最終期限到來前，銀元的價格從5月27日最早的1銀元兌換100人民幣，變成了6月4日1銀元兌換1100元人民幣的比價。這樣在上海，在實際上的流通本位幣已經是銀元，而不再是人民幣了。上海部分商店商號還拒絕以人民幣作商品標價，企圖把人民幣排斥在市場之外。事件最終演變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與上海投機資產階級的對抗。
這件事情引發了上海市政府和中央華東局的關注。為了嘗試將銀元風波壓制，上海市委決定在6月5日拋售了10萬枚銀元，6月6日又拋出31萬銀元。希望藉此能夠彌平銀元上漲的壓力，但這批銀元卻很快被上海市場所吸收，僅僅起到了延緩升值速度的效果。6月7日，銀元漲到1800元。6月8日，中共華東局會議上決定採取特別手段干預市場，當時主持會議的上海市長陳毅用電話向中共中央報告了這個決定，並得到毛澤東許可。
1949年6月10日，上海市軍管會派出便衣警察封鎖了上海最大的銀元交易市場：上海證券大樓，並拘捕了250名投機者，收繳了數萬枚銀元。這場活動對資本家和投機者帶來了巨大的影響，很快市場上銀元對人民幣的比價由6月8日的1:2000降至1:1200，並不斷下降。由於銀元的貶值，人民幣很快便取得了在上海的主導貨幣地位。
米棉之戰
“銀元之戰”初戰告捷，新生的上海市人民政權又轉而應對“米棉之戰”。銀元投機的路被堵死後，投機商轉向同生產與民生密切相關的“兩白一黑”，也就是大米、棉紗與煤炭，三者都跟空氣、陽光和水一樣，是一日不可或缺。
由於解放前中國工農業和商業貿易遭受嚴重摧殘，戰爭又使交通阻融、商貿不興，再加上解放後國民黨軍對上海口岸實行封鎖，上海日常需要消耗的“兩白一黑”原本供應緊張，投機商瘋狂吃進相關產品、囤積居奇，又帶動了新一輪的漲價風。從6月23日至7月30日，整個物價上漲了100%。9月、11月又掀起了第二、第三次的物價大波動。
顯然，這又是一場無法避免的經濟戰。毛澤東同周恩來、陳雲、薄一波等緊急商量，決定依靠強大的社會主義國營經濟，再打一場"米棉之戰"。
上海當局立即做出對策，為保證工人的工資保值問題，採用“折實單位”，也就今天你存得錢可以換多少米，明天你取錢時，就可以取出換等量米的錢，因此任憑物價漲跌，人民生活基本不受影響。
同時陳毅市長勸導投機商擺脫舊觀念，不要再做反抗了，否則會碰釘子。但是投機商們啥都不聽就是連續掃貨，囤貨。
到11月底，“米棉之戰”已呈白熱化。投機商大口吞進的“兩白一黑”至此已滿到了喉頸，他們資金用盡，開始舉債硬挺。
運往上海的煤炭
此時上海黨中央的支持下，得到已經解放的各省市的大力配合。從東北地區每日調運1000萬噸糧食進入關內;華中地區的棉花也在源源不斷地向東部沿海地區輸送;在隴海線上，成百噸的紗布夜以繼日地向西安等大中城市流去。
11月25日，全面反擊的時刻即將到來，當市場物價達到高峰時，中央政府一聲令下，全國各大城市一齊行動，大量物資像潮水一樣湧入市場。投機商們措手不及，無法吞食這麼多的物資，26日市場物價立即下降。投機商終於撐不住了，市場規律發揮神奇的作用，“兩白一黑”投機生意就此崩盤，米、棉等價格一瀉千里……
可以說這是一場沒有硝煙的戰鬥，毛澤東稱其意義不下於“淮海戰役”。這兩次由中共領導的銀元之戰與棉糧之戰，用實際行動告訴了蔣介石，共產黨經濟上也可以打滿分。
中共有能力戰勝上海灘黑惡勢力，打贏經濟戰，而且中共一直也在經濟戰上取得勝利，如今新的戰鬥又要打響了，A股保衛戰。
國務院副總理劉鶴：中國股市是最有投資價值的！
今天金融線四位領導同時傳遞維穩信號，協調一致且規格較高，在A股歷史上也較為罕見。提振信心！
市場總是在樂觀的時候，傳染樂觀，在悲觀的時候，傳染悲觀！
A股保衛戰已經打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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