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過半年籌備與製作 ，2018年10月12日，《財經》聯合和訊網共同推出系列專題 ：“《我們的四十年》致敬中國改革開放 ”，推出第一期：《農村改革：在希望的田野上》。
2016年4月25日，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到安徽省滁州市小崗村考察，這裡是聞名全國的大包乾發源地。當天下午，習近平聽取了全村農業生產情況介紹，隨後乘車來到小崗村18戶農民發起大包乾簽字的“當年農家”院落，看當年的茅草屋，瞭解當年農戶們商量搞大包乾在這裡簽字的場景，習近平稱讚小崗村當年的創舉是我國改革開放的一聲春雷，叮囑要好好記住這段歷史。
2016年4月25日，習近平來到小崗村4300畝高標準農田示範點，察看小麥長勢，瞭解農村情況。 圖/
中國是一個農業大國，由於各種問題積累，在文革之後農民生活艱難，農村一片蕭條，改革刻不容緩。但由於思想觀念和決策分歧，40年前的農村改革，反而是農民們自下而上闖出來的。為什麼包產到戶首先從安徽小崗村農民們開始？壓制農村改革的各種約束又是如何艱難突破的?哪些重要事件和關鍵改革，最終打通了農村發展的康莊大道?
《財經》總編輯王波明邀請當年參與農村改革政策研究與建議的多位當事人，一起回顧改革歷程，展望中國未來。王波明邀請原中共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副主任翁永曦、中國農村發展問題研究組領導小組成員孫方明一起討論，並特邀中央農村領導小組副組長陳錫文作總結點評。
上世紀70年代末，“四人幫”倒臺之後，中國近10億人口，8億在農村，生產和生活形勢嚴峻。在翁永曦看來，當時農村的現狀有三點：一是人民公社制度，土地集體所有，大夥兒綁在一起幹活；二是農業學大寨，生產效率很低；三是普遍的貧困，每人一年平均大約有350斤口糧，這些粗糧經過加工後只有80%的商品糧。孫方明記得，當時有地方和全國糧票之分，除了糧食，農民一年的收入合算起來也就是百八十塊錢。
資料圖:安徽鳳陽小崗村18戶農民於1978年春私下籤下的“生死狀”。
就是在這樣面臨生存之憂的大環境下，安徽鳳陽小崗村18戶農民於1978年春私下籤了一份協議，悄然把土地包產到戶，由此拉開了中國農村自下而上改革的大幕。這在當時是非常冒險的、涉嫌犯罪的行為，因為在當時分田單幹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組織起來叫做社會主義道路，所以簽訂這份協議的農民和農村幹部，都有一種悲壯的感受。但包產到戶所激發的農民積極性，很快就顯現出來。
在小崗村包乾到戶的嘗試過程中，時任安徽省委書記萬里起到了關鍵的支持作用。翁永曦提到，萬里過去在北京市當副市長，後來當鐵道部部長，1977年去安徽擔任省委書記，一看怎麼農村這麼貧困落後。然後不久他就聽說， 有一個生產隊把土地分到家，老百姓(603883,股吧)積極性高，起早貪黑幹。有人認為農民分田不對，但他覺得可以讓農民試一試， 這引起了不小的爭議。
1977~1980年，萬里在任安徽省委書記期間，數度深入農村視察調研。圖片來源:中國攝影師協會《見證
王波明說，當時萬里外出調研，不按照指定路線走，因為怕造假。他進到老鄉家，第一件事是揭鍋蓋，看老鄉在吃什麼。有一次萬里到一個老鄉家，發現男男女女幾口人在床上不下來，後來才知道，他們是沒像樣的衣服穿，全家只有一條像樣的褲子，誰出去誰穿，平常來了外人，大家就縮在床上。萬里對此深有感觸，多次向其他人談到這個細 節，他因此相信，過去農村那個體制走不下去了，必須改革。
在翁永曦的印象中，當年小崗村就實現了糧食產量翻番，交完公糧後，解決溫飽有餘，第二年就可以賣餘糧，第三年很多農民開始蓋新房。“一年吃飽飯、二年賣餘糧、三年蓋新房”，成為小崗村等實行包產到戶的農村一個普遍現象，改革突破了。
資料圖:原中共中央書記處農村政策研究室主任杜潤生。
在杜潤生等人的支持和領導下，1981年2月，在北京大學的一個會議室裡，悄然成立了“中國農村發展問題研究組”。這個主要由在校大學生組成的小組，在後來的農村改革中發揮了重要作用。那一年暑期，他們到安徽滁縣調查，基本共識是包產到戶很好，接下來重點研究其發展趨勢，將來會出現什麼問題，針對糧食問題、扶貧問題、幹部管理問題等，形成八個分報告，由孫方明和陳一諮綜合成一個報告上送。胡耀邦等中央領導看完後認為，報告把農村包產到戶的問題說清楚了。其後，在各方力量推動下，1982年1月1日，中共中央發出第一個“一號文件”，正式承認農村聯產承包責任制，農村改革合法化。用老百姓的話說，就是為農村改革“上了戶口”。之後中央連續多年的“一號文件” 均與農村改革有關。
在農村改革的過程中，杜潤生起到的作用非常獨特。孫方明認為，杜老是一個非常睿智的領導，經歷過很多風浪，他有幾個鮮明的特點：一是實事求是，二是善於學習，三是愛農民，四是愛年輕人。他還是一位戰略大師，懂得審時度勢。孫方明舉例說，1982年在一次會議上，農發所的年輕人提出來說，包產到戶已經在全國推開，是不是要把人民公社制度拿掉？杜老笑一笑，說這可是三面紅旗啊，意思就是說現在不要先去針對這個問題，先把包產到戶這件事情做好。果然，等到1984年全國農村均已實現包產到戶，政社合一已經沒有必要，於是決定把人民公社制度廢除，一個文件發下去，沒有爭議就落實了。
翁永曦認為，杜潤生是中國共產黨內受過高等教育的農業專家。搞過解放區土改，做過互助合作社，他懂農村、 懂農民。還是少有的具有哲學思想的人，比如因地制宜，順勢而為，贊成意見中必有瑕疵的部分、反對意見中也有合理的成分，等等，可以說他是一位智慧老人。他一切從實際出發，真心為農民著想。現在有人評價他是中國農村改革的設計師，這個說法有一定道理。但實際上中國農村改革是農民先幹起來的，它不來自頂層設計，也不來自任何人的事先策劃。杜潤生知道順勢而為，順應民心。中國在上世紀70年代後期進行的農村改革，實際上是一批真正懂得農民又熱愛農民的共產黨人推動的，他們明白，順民心能安天下，順民心也能富天下。把這件事悟透了，改革難題也就迎刃而解。
資料圖:杜潤生帶領王岐山、王小強等中央農村政研室的年輕人在農村調查。
中國農村改革從1978年到1983年迅速取得突破，離不開鄧小平同志在其中的肯定和推動。1980年，鄧小平已經對農村問題有過具體指示，認為包產到戶，允許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值得肯定。翁永曦說，小平同志講“摸著石頭過河”是一個真實的表述；鄧小平還有一個很高明的地方，既然都不知道路在哪裡，那麼允許你試，只要有利於老百姓生活改善，有利於經濟發展，有利於國家富強的，你就試，不行我們再改過來。這一點非常了不起。老百姓擁護的我們就支持，體現了這些老一輩領導人實事求是的態度，真正是以民為本。
1978年中國糧食總產量為3.048億噸，1984年達到4.073億噸，六年間平均遞增4.9%，是1949年以來糧食產量增長最快的時期，農民終於過上了溫飽有餘的生活。1984年中國政府正式宣佈：中國已經基本解決溫飽問題。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一首《在希望的田野上》唱響全國。
翁永曦表示，中國農村改革在短短几年間取得突破，說一千道一萬，可以講出好多道理來，順了農民的心，是最核心的一條。孫方明說，順了農民的心，也就順了生產發展的自然軌道。陳錫文最後總結說，今年是改革開放40週年， 但是坦率地說，小平同志原來講過，中國的改革是從農村開始的，那麼真正改革滿40年的就是農村，很多方面沒有40年，都排在它以後。
1980年夏，鄧小平在四川視察。圖/新華社 楊紹明 攝)
陳錫文認為，農民是最早在中國推進產權制度改革的先知先覺者。第二大貢獻非常重要，就是從1956年實行生產資料所有制社會主義改造，已經消滅了生產資料私有的這種狀況之後，隔了20多年，又生出來了新的私有的生產 資料。它從哪裡來的呢？從承包地上長出來的。第三大貢獻就是，在實行大包乾之後，農民為了自己的利益，首先引進了市場機制。它根據市場需求來確定自己的資源配置，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講，最早引入市場機制的也是農民。第四大功績，就是發展混合經濟。你看包產到戶，或者包乾到戶，是最經典的混合經濟，我想，除了在物質方面有了巨大的貢獻之外，它對整個國家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入，一步步往前邁進，起的作用是不得了的。
陳錫文說，所以十七屆三中全會的概括就是，農民對於建立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做了極為有價值的探索。他就沒想到，當初改革是農民救了大家，不僅是多產糧救了大家，還是靠這 樣的理論和制度的創新救了這個國家、救了大家，所以這個我覺得還應當深入地去挖掘，總結這方面農民的創造。所以在這件事情上，最後雙包到戶，或者包乾到戶，農民的創造能迅速遍及全國，這是黨心和民心融合的結果。農民在那走，黨在後面是給他們做後盾的，進一步引導前進的方向，總結他們的經驗。
原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副組長陳錫文。
他認為，這個《決定》(十一屆三中全會制定的《關於加快農業發展若干問題的決定》)提了兩句話，必須在經濟上保障農民的物質利益，在政治上尊重農民的民主權利，這兩句話是振聾發聵的。這40年來，如果說農村大的政策基本上能夠落實到農村群眾的用戶，關鍵就是這個。這40年來，中央在制定農村政策的時候，衡量的尺子就是這個。 在任何時候，如果牢牢記住這兩句話，是我們處理同農民關係的準則的話，你就不會犯大錯。
（《我們的四十年》系列專題，由《財經》、和訊網聯合呈現）
閱讀更多 手機和訊網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