抓丁帶給中國古代老百姓的痛苦，給古代社會的賦稅制度，蒙上了一層陰影。為何作為一個國家發展基石的賦稅，會以猙獰的面目出現？
中國古代歷史上國家對老百姓三徵，包括了布縷、粟米還有力役，也就是國家向每一個人徵收相同定額的稅種，其實蘊含了人頭稅的性質。
人頭稅自古以來就有，每一個古代的成年男子都跑不了。在清朝雍正皇帝全面實施攤丁入畝之前，人頭稅就已經存在了兩千多年。唐朝前期在均田制的基礎上，實行的租庸調製，規定每丁每年，向國家輸粟兩石為租；向國家輸絹兩丈、綿三兩為調；服役二十日，稱為正役，不服役者每日納絹三尺或布三點六尺為庸。租庸調製針對的是，大量存在的自有土地的自耕農社會。
人頭稅的成分很大，隨著土地兼併的加劇，唐朝中後期的兩稅法，就變成了以家庭財產為徵收標準，開始以貨幣的放式，向國家繳納賦役。宋元兩代的田賦（土地稅）和人頭稅都比較重。一直到明朝的一條鞭法，針對古來雜亂的賦役條目與繳納方式，開始實施統一的，以白銀的方式繳納，才讓老百姓稍事喘息。但是明朝末年內憂外患加深，不得不在全國範圍內，又加派遼餉、練餉、剿餉，即所謂的三餉。這樣一來，使得一條鞭法簡化稅項後，減輕老百姓負擔的效果，被全面破壞了。
張岱
明朝崇禎十年，明末文學家張岱，在一首詩中曾感慨道：“因思世界盡如此，死兵死賦均死耳。遼東一破如潰癰，強蟊流毒勢更兇。民間敲剝成瘡痍，神氣太洩元氣疲。”
被稱為明末三大賢之一的呂坤，在描述整個明末社會的芸芸眾生時，也感慨萬千地寫道：“凍骨無兼衣，飢腸不再食。垣舍弗蔽，苫蒿未完。流移日眾，棄地猥多。”
分享到:
閱讀更多 歷史與我們同在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