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 | 張洪平
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中國2017年時的城鎮化率達到58.52%，同比提高1.17%。戶籍人口城鎮化率42.35%，同比提高1.15%。全國人戶分離的人口2.91億人，其中流動人口2.44億人。
西方發達國家的城市化率在80%左右，聯合國在《2018年世界城鎮化展望》報告中預測中國到2050年時，城市人口將增加2.55億，屆時中國城市化率將超過7成。
城市化率提高有很多好處，趨勢也是確定的，不過這個過程並不會一帆風順地自動完成。
事實上，中國現在已經出現了很多西方在城市化過程中出現過的問題。如交通擁擠、空氣汙染、水資源匱乏、犯罪率增加、高房租高房價高物價等“大城市病”。
所以我們在未來發展的過程中，如果能在規劃設計階段考慮得更長遠全面一些，那麼中國未來的城市化就能少走一些彎路，提高效率減少浪費，讓新老市民生活得更幸福。
要實現這個目標，需要找到最本源的問題：城市為什麼存在？
我們可以把這個問題轉換為更具體的：城市的功能與作用是什麼？
最早的城市是從原始的村莊演化來的。城市與村莊之間其實很難有一個明確的界定。村莊可以滿足居民最基本的生活所需，但各地的物產不同，隨著生產力的發展，不同地域的人交換彼此物產的需求越來越強烈，交換髮展成交易，交通線上的村莊就成了城市的雛形。
從這個角度講，城市的最基礎功能是促成交易。大家聚集在城市，人口密度上升，買賣雙方更容易找到合適的交易對手，降低了交易成本，提高了交易達成的成功率，增進了交易雙方的福祉。我們可以說，城市其實是圍繞市場建立的。
現代城市的功能，除了促成交易的達成，更重要的是促進知識的進步。其實這也可以理解為廣義的“知識市場”。實物的交易，對每個人而言都是某些實際物品的此消彼長。但知識是公用品，兩個人各自分享一個想法，每個人就都擁有了兩個想法。
所以城市規模大了，人口多了，這種知識的交換與碰撞的效率提高不是線性增加，而是以指數級增長。
現代經濟發展比拼的不僅是資源的多寡，更看重其中知識的附加值。比如即使現在有國家能軍事佔領硅谷，但也無法得到硅谷的財富，因為硅谷最值錢的資產是大量擁有專業知識的人和他們背後的組織協作體系，這套系統有效運作起來產生的創新力才是硅谷最有價值的資產。而這些是無法靠佔領和強迫得到的。
中國過去和現在很大一部分城市規劃，是效仿蘇聯模式中“分區”的概念。這裡是居住區，那裡是商業區，這裡是工業區，那裡是金融區。這種規劃看似整齊劃一，但因為周邊接觸的人都有相似的知識背景，彼此更難以碰撞出新的知識火花。
西方一些大學和企業發現，如果讓具有不同知識的人有更多彼此交流的機會，其實更有利於創新想法的出現。所以在設計教授辦公室、寫字樓公共空間、餐廳時，有意讓大家能有更多互相交流的時間和空間。
另外像哥倫比亞大學，由於它位於寸土寸金的紐約，很多功能都無法在校區內實現，只能去紐約城市中尋求解決辦法。不過哥大也因禍得福，沒有了校園圍牆的禁錮，校內資源少反而解放了全體師生的思想，所有人從一開始就有一個意識，要去利用紐約這座超級大都市的資源。那一個城市能提供的機會與資源，當然遠超一所學校，“少即是多”。
所以我們在進行城市規劃的時候，是不是也可以借鑑這種方式？未來的一個趨勢是“共享”，你使用的未必是你擁有的。
如果我們能打破大學、企業、社區之間的藩籬，使得各種資源、思想更加自由地流動，是不是能夠盤活很多資源，新增很多機會？
不過現實和理想之間始終會有差距，即使我們能使得城市資源得到更好的利用，城市也不是能無限擴大的。
城市的規模有其極限：邊際成本抵消邊際收益。人們來到城市，是因為預期能得到更高的收入，過上更好的生活。但是人們很快就會發現，城市生活有其不如意的一面：交通擁擠、空氣汙染、居住環境侷促、物價高昂。而且城市的吸引力強，意味著會有更多人口湧入，競爭加劇使得收入上升減緩。
技術和組織上的手段可以緩解大城市病，但無法徹底消除，這意味著隨著人口的增加，城市的生活成本將上漲，質量將下降。當人們預期在某個城市的生活不再是利大於弊，人口流入就會停滯，如果不出現新的外部環境變化，這個城市的規模增長就達到了極限。
不過這並不是我們現在面臨的問題，中國現在城市化的實際水平要低於技術手段所允許的最大值。社會系統存在無謂的消耗，比如在城市化建設達到一定程度之後，地方政府仍然死死抓著土地出讓金這個簡單好用的工具不放，使得房價飛漲，老百姓怨聲載道，企業發展受阻。政府形成了對土地財政的路徑依賴，降低了社會協作體系運行的效率，造成了社會總體福利的損失。
有什麼辦法能改變這種現狀嗎？就目前而言，還沒有一種被證明有效的方法，因為這等於要求政府“革自己的命”，這種要求即使不能說是反人性的，也是非常困難的。
要降低損失，提高效率，政府是關鍵。中國的政府是社會運行的核心，運轉起來力量最大，同時也因為政府是既得利益者的一部分，其自身也是社會變革的阻力，甚至可能是最大的阻力。
能否讓政府從既得利益的守護者，變成社會福利的促進者？靠民眾的抱怨，靠有識之士的呼籲，這些軟約束恐怕難以見效。
中國人信奉政府，實際是對權力的信仰，而權力的基礎是暴力，這折射出了中國人根深蒂固的實用主義心態。
西方世界的政府是利益集團的協調者，福利型資本主義的本質也只是要求資本拿出更多利益來分享，社會模式的演變是在原有基礎上修修改改。自我糾錯能力較強，但效率較低。
中國古代政權正相反，政府一家獨大，行政效率極高，但難以轉變方向，一條道走到黑，最後走不下去了只能推倒重來，重新洗牌。這也是我們在近代之前“循環史觀”的根源所在。
現在我們要考慮能否走出“第三條道路”，兼具兩者的優點，摒棄缺點。國家資本主義？福利資本主義？這在缺乏對權力制約的中華傳統文化中能否實現？
吃人不吐骨頭的資本家，為何願意向勞工階級做出妥協？普選權與政府在其中發揮了怎樣的作用？西方國家在這些方面的經驗我們能否借鑑？
當然，西方國家也有很多問題尚待解決。比如怎樣維持民主與民粹之間脆弱的平衡？民族國家與不完全的全球化能否平衡貧富差距？
主權民族國家的概念到現在還不足400年，純主權信用貨幣的歷史只有四十餘年，人工智能和生物科技未來也會顛覆我們的社會結構，我們這一代人註定要面臨巨大的社會變遷。怎麼辦？
現在我們連問題是什麼還沒徹底搞清楚，又怎麼能拿出有效的辦法？
我的看法是，一方面我們要保持敏感，時刻關注外部環境的變化，這樣才有可能“生於憂患”。另一方面，我們也要保持沉重冷靜的心態，以開放的態度迎接必然到來的改變，避免自亂陣腳，那樣才能以最小的代價適應時代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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