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電視臺“心連心”藝術團赴藏慰問演出
《唱支山歌給黨聽》，這支歌由姚筱舟作詞、朱踐耳譜曲、才旦卓瑪演唱。
姚筱舟是陝西省銅川礦務局《銅川礦工報》的一位老編輯，軍人出身。1949年，他16歲在家鄉江西省鉛山縣中學讀書，後參加人民解放軍，成為第二野戰軍某師政治部的戰士。1951年冬，赴抗美援朝朝鮮戰場。歸來後轉業到陝西銅川礦務局焦坪煤礦，當採礦技術工。他邊當技術工，邊用“蕉萍”筆名寫讚揚礦工的小文章。
當時煤礦設施還很落後，冬天豎井口結冰，用明火烤。1957年1月8日，這天他生病在家休息。但在班的工人引燃豎井中的木柱，釀成14名井下礦工死亡慘劇。大家都十分悲痛，姚筱舟是技術員，當年8月受到“撤職下放，管制勞動”處分。他成為井下采煤工。他經歷了危險，兩次都是黨員礦工救了他。他對黨、對工人無比感激。他記錄下許多礦工編的順口溜和歌謠。他認識到“煤礦工人是最可愛的人，他們把髒、苦、累留給自己，把光、熱、笑貢獻給人民”。他有了寫詩的衝動。
歌唱表演藝術家才旦卓瑪
1958年初春夜，姚筱舟在煤油燈下寫了三首小詩，其中包括《唱支山歌給黨聽》。他寫《唱支山歌給黨聽》時，用“鞭子”這個詞，他為難了個把鐘頭。初稿是“舊社會三座大山壓我身……推倒大山做主人”，他覺得不理想。心煩意亂中，他翻閱一本小人書，看到一個地主拿著鞭子抽打幾個長工，他覺得用“鞭子”形容舊社會的殘暴和苦難比“三座大山”更形象化。他馬上提筆把那句改成“舊社會鞭子抽我身……，奪過鞭子揍敵人！”
寫好後，他用“蕉萍”筆名，把三首小詩投寄給《陝西文藝》。《陝西文藝》很快發表在“詩傳單”欄內。此詩後又被春風文藝出版社收在《新民歌三百首》中。
雷鋒看到姚筱舟的詩，覺得這詩寫出了自己心裡話，就把這詩記到日記裡，並做了兩處改動：“母親只能生我身”改為“母親只生我的身”，“黨號召他們鬧革命”改為“共產黨號召我們鬧革命”。
朱踐耳是我國最傑出的作曲家，安徽涇縣人。1922年10月18日生於天津，在上海長大，中學時代曾自學鋼琴、作曲，少年時學習音樂，原名朱榮交，深受聶耳的影響，改名為朱踐耳。他說：“聶耳如果沒有死得那麼早，他一定是中國的貝多芬。我改名‘踐耳’，就是一心想繼續他沒走完的路，向聶耳學習，為人民大眾創造優美動聽的音樂。”
1945 年他加入新四軍蘇中軍區前線劇團。建國後在上海、北京等電影製片廠任作曲。1955年赴蘇聯入莫斯科柴可夫斯基音樂學院學習作曲。
1963年《雷鋒日記》出版。他從《雷鋒日記》中看到《唱支山歌給黨聽》這首詩。給它譜了曲，標題是《雷鋒之歌》；他不知道作者是誰！他注：歌詞節錄自《雷鋒日記》。1963年2月21日《文匯報》刊載。
1963年7月，姚筱舟從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節目中第一次聽到這首歌。他很激動，沒想到自己的一首詩竟成為極動人的歌曲。他給朱踐耳寫了一封信，說明《雷鋒日記》的歌詞是摘抄他所發表的一首詩的前八句。中國音協的《歌曲》要轉載《雷鋒之歌》，徵求朱踐耳的意見，朱踐耳就將姚筱舟寫給他的信轉寄給中國音協。
中國音協瞭解了此事，發表時用詩的第一句“唱支山歌給黨聽”作標題。詞作者署名“蕉萍”，作曲者朱踐耳。
當時，藏族歌唱家才旦卓瑪還是上海音樂學院的學生。一天清晨，她在去教室的林陰路上，聽到喇叭里正在播放歌唱家任桂珍主唱的“唱支山歌給黨聽，我把黨來比母親……舊社會鞭子抽我身，母親只會淚淋淋，共產黨號召我鬧革命，奪過鞭子揍敵人……”才旦卓瑪流下了眼淚。
當時才旦卓瑪漢語還說不利落。她跑到主課老師王品素那裡哽咽地說：“歌裡唱的就是和我一樣的心聲。我一定要唱！”
王品素給才旦卓瑪找到了曲譜，聽她演唱，一字一句地給她糾正漢語歌詞，糾正她的發音和咬字。
在音樂學院月度彙報演出時，才旦卓瑪一唱驚人。朱踐耳聽才旦卓瑪演唱後，提出讓才旦卓瑪唱這首歌參加1964年舉行的“上海之春”音樂會。電臺把錄製的歌曲播放出去後，才旦卓瑪便和這首歌一起家喻戶曉。才旦卓瑪說：“最早演唱《唱支山歌給黨聽》的原唱不是我，是我從別人那裡‘搶’來的。”
1997年5月9日，朱踐耳、姚筱舟、才旦卓瑪一起參加了第十七屆上海之春音樂會開幕式。晚上8點的開幕式上姚筱舟第一次見到作曲家朱踐耳和才旦卓瑪。他們三人熱烈擁抱，緊緊地握手。
（本文選自《音樂與生活》2015年第4期，作者李友唐。圖片來源於網絡，版權歸原作者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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