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复生
电影《米尼》（2007年）字幕片头是一个长镜头，镜头从夜色中波光粼粼的黄浦江水升起，掠过灯光璀璨的豪华游轮，在对岸浦东的高楼上略一停留，再缓慢平移，巡礼式地扫过各个跨国公司的霓虹灯招牌，EPSON、NIKON、联想、LG、NESTLE、HSBC……。而在影片《新十字街头》（2001年）片头中，关于上海的世界主义想象表达得更为显豁：镜头同样是由黄浦江水摇起，将辉煌的外滩尽收眼底，继而镜头升至辽远的夜空，片名闪出后，叠化为睛空白云，当镜头再度摇下，已是纽约曼哈顿的鳞次栉比的楼群——在双城之间，三十年代《十字街头》男女主人公“老赵”和“小杨”的下一代将展开一段跨国的新恋情。如果说这两部影片还都是影响有限的本土产品，那么，在真正跨国生产的在好莱坞大片《007大破天幕杀机》中，上海也同样呈现出光彩照人的全球化核心城市的形象。詹姆斯·邦德在全球观众的注视下，从陆家嘴金融中心险象环生地跑进环球金融中心，情境化的打斗场面和沿途的国际都市景象共同构成了动人心魄的视觉奇观。
无须再多做描述，正如很多人已经指出过的，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文学与流行文化中的“上海怀旧”，对接的只是三十年代十里洋场的海上繁华梦。“老克勒”的衣香鬓影和中产阶级的小资格调，呼应的无非是全球化时代上海甚或中国对自我的重新定位和想象性认知。于是，也就不难理解，对于九十年代普遍的“怀旧”书写来说，上海并非实指，而是一幅超级幻像，一个象征，一则寓言和神话，它是充分“非在地化”或“去地域化”的，既和上海的现实缺乏联系，也和历史没有瓜葛。一切有障观瞻的，妨害了“超级真实”的上海想象的城市空间和社会场域及“闲杂人等”，都被遮挡在“开麦拉”的画框之外。上海已被缩减为《小时代》里思南路上的别墅区，或黑帮片、谍战剧中大亨及摩登特工们大显身手的百乐门（《新上海难》《赌侠2之上海滩赌圣》《岁月风云之上海皇帝》《上海皇帝之雄霸天下》和《伪装者》《英雄联盟》《脱身》等）。红色的历史自然被小心翼翼地抹去，棚户区的底层命运也难觅踪迹。即使如影片《摇啊摇，摇到外婆桥》，虽然引入了乡下少年近乎极端的主观视点，看见的也只是浮华和“堕落”的上流世界，同样，为了增加真实感的层次性，影片《夜·上海》也安插了一个女出租车司机（赵薇饰），但以她的视点展示的仍然只是豪华酒店和酒吧，她像个本雅明式的漫游者，整日开车游荡在最繁华的街区，等待着一次次美丽的邂逅。《欢乐颂》虽然将不同出身和社会层级的女孩们强行安置在同一所豪华公寓内做邻居，却没有带出各自“人设”所携带的社会内容，虽然夹杂着出身不同所导致的磨擦，却也并不影响阶级调和的姐妹情谊，就这样，曲中奏雅的“欢乐颂”（本是剧中小区名称）轻巧巧地向那些怀揣梦想向中产阶级攀爬的下层青年允诺了美好未来。
“上海怀旧”的文学书写遵循着同样的叙事逻辑，只不过有时没有那么爽快，也没有那么可爱罢了。虽然陈丹燕、程乃珊、潘向黎、唐颖、素素、卫慧、棉棉笔下的上海加入了些仿真性的装饰，其实与“上海滩”的黑帮故事和赌场风云没有太大区别。
三十年代的上海和九十年代的上海，分享了共同的本质和“上海梦”，“新旧上海在一个特殊的历史瞬间构成了一种奇妙的互文性关系，它们相互印证交相辉映，旧上海借助于新上海的身体而获得重生，新上海借助于旧上海的灵魂而获得历史。”[i]不管是昔日的“魔都”还是当今的“国际都会”，都激发着合理主义的财富追求欲望和勤勉主义，守护小日子的顽强精神，滋养着金钱拜物教和消费主义，也或明或暗地指示着早晚混成人上人甚至一夜暴富的奇迹。上海，成为我们共同的未来，当代生活的典范，历史的终结之处。
杜维明把上海史分为三个阶段： 1949 年以前，1949 年至 1992 年， 1992 年以后，[ii]并隐约地将1949年以前和1992年以后的“上海价值”做了对接。李欧梵延续自己的“现代性的追求”理论，将“上海摩登”视为现代性的典范，而“这种现代性的建构并未完成，没有完成的原因在于革命与战乱”。[iii]“现代的上海”在二、三十年代崛起，中断于1949 年，在1992 年之后得以再生。
根据一般的历史研究，上海在三十代的繁盛，得益于畸形的殖民地经济。我们知道，上海的崛起一开始就伴随着江南地区农业和手工业的全面衰落。从一定意义上说，上海压根就不能算作是中国的城市。建国以后，这种失血式的“口岸经济”模式被终结，上海获得了新的国家定位，它的外贸转运、金融服务和服务性行业走向沦落。另外，在全国一盘棋的发展格局中，它虽然保持了制造业中心的标兵地位，却承负着超载的国家使命。一方面是国家优先照顾内地的项目投入，对上海支持不多；另一方面是上海超额的财政上缴，留在本地的积累有限。这就彻底扭转和颠倒了半殖民地时代汲取全国膏腴以供上海的局面。[iv]于是，“鞭打快牛”“竭泽而渔”式的政策，拖累出了所谓“大上海的沉没”。[v]伴随着全国均衡而整体的突飞猛进，上海的生产总值和国民收入总值等各项经济指标在全国的占比却不断下滑，由此也导致了上海基础设施和整体面貌的破败和局促。上海的历史贡献和牺牲是巨大的。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向，这种局面逐渐改变，开始造成沿海与内陆的发展级差和马太效应，再次形成中心与边缘的发展格局。众所周知，1992年是中国经济史和社会史上具有决定意义的标志性年份。上海，作为首批沿海开放城市，摆脱了共和国长子的工业基地和全国经济发动机的重负，“重振雄风”，轻装进行，再度成为转口贸易的枢杻以及国际经济、金融、航运、科技创新和服务业的中心，完成了“起飞”。从这个意义上说，上海的三十年代与九十年代的确存在着多重的结构性相似，历史轮回，人间沧桑，真是让人感叹！1992年的“深化改革”成为和1843年开埠、1853年的小刀会起义可堪并列的发展机遇。浦东开发、世博会的举办、自贸区建设……，进入新世纪后的上海，已经成为中国走向世界的象征和不折不扣的国际化明星都市。
“上海怀旧”正是伴随着这一崛起过程在九十年代兴起并蔚为大观的。而我们不能忽略的一个事实是，“上海怀旧”的热风最初是由港台刮起来的，这里还不包括它在八十年代的先声（《上海滩》和白先勇小说，初期的张爱玲热等）。[vi]九十年代以后，典型的关于上海的怀旧想象还是来自香港影视剧，包括大量合拍片。它艺术片和商业片通吃，既包括《滚滚红尘》《阮玲玉》《红玫瑰与白玫瑰》《海上花》《花样年华》《色戒》，又包括《赌侠之上海滩赌圣》《岁月风云之上海皇帝》《上海皇帝之雄霸天下》等。逦逶而下，成为一个系列。这不难理解，香港的发家史和二十年代上海高度相似，两个城市几乎同时开埠，同样得益于殖民地口岸经济和在资本主义体系中的中转站的地位。二者一南一北，占尽地利，从来就是一对欢喜冤家，不断上演双城记。早在1876年，时人葛元煦就指出了二者的此消彼长的竞争关系，在《沪游杂记》中，他说道：“自香港兴而四镇逊焉，自上海兴而香港又逊焉。”日军入侵造成了大量上海人南迁香港，在《倾城之恋》里，张爱玲借上海租界孤岛的徐太太说：“这两年，上海人在香港，真可以说是人才济济。”之后的解放战争，再次导致在港的上海人激增，人口数量和政治经济实力都远超其他外省人，很大程度上，是上海资本带动了香港的兴盛。之后，香港依靠承接资本主义中心国家产业转移出来的劳动密集型轻工业，借助移民潮带来的廉价劳动力，慢慢发展起来。而在同时，随着社会主义中国被资本主义世界所封锁，以及上海城市功能的转变，上海的光彩暗淡下来。
简单重复一个众所周知的基本史实，六十年代末以前，香港的经济地位从来没有超越过上海。真正的转机来自于中苏关系破裂之后，大陆与社会主义经济体系“经互会”联系受阻，难以获得来自国际的经济技术支持，遂尝试与探索面向西方世界的改革开放，虽然一开始规模较小。香港于是迎来了真正的发展机遇，充当了中西世界与两岸三地之间的中转站，从而走上了腾飞之路，才与上海拉开了距离。香港相对上海的自我优越意识才开始建立。
1990年代尤其是1992年之后，香港的这种天时地利不复存在。随着“回归”临近，不确定性增加，面对上海咄咄逼人的追赶，香港作为重要的国际金融、贸易和航运中心的地位将不可避免地受到严峻挑战，风光难再。这种疑惧与焦虑就这样悄然投射到了旧上海的繁华之上，在三十年代的上海身上，香港看到了自己昔日的芳华，也体味到了繁华难再的怅惘。这份爱与怨在《花样年华》《半生缘》中被凝结为一段挥之不去的淡淡悲情，一声“永远错过”的叹息。它与大陆原生的上海怀旧那种骨子里的自信张扬判然有别。大陆式的上海故事如果有悲情，只会来自“文革”，这种伤痕叙事有一个隐秘的源头——郑念的《上海生死劫》（大陆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8年出版译本，作者名字译作程念）。正如《罗曼蒂克消亡史》中，1949年，陆先生身形落寞，远赴香港，罗曼蒂克消亡了。在大陆八十年代以来很多人的想象中，香港，这个张爱玲赴美的中转地，显然寄托着另外一种情怀。正如上海一直是香港影视的梦境，香港，作为上海的他者镜像，也一直隐约在场，直到《繁花》，不过，意味已经变得复杂暧昧起来。
閱讀更多 媒介之變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