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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數字“元技術”驅動媒介融合進程中，“大數據”兵臨“傳統新聞業城下”。如何超越技術理性，實現新聞傳播的人文主義轉向，成了社會各界共同關注的議題。既有的新聞生產機制、新聞業組織結構模式面臨哪些變局？網絡與傳統新聞業的基因有何異同？專業新聞人在新聞業轉型大潮中如何安置身體及理想？新聞傳播如何抵達人文主義高地？新聞傳播人文主義轉向何以可能？帶著這些問題，史劍輝博士對杜駿飛教授進行了專訪，訪談內容將在今明兩天陸續刊出。

新聞觀與人文主義談話錄（上）

杜駿飛

一、人對於自身價值的覺醒伴隨著媒介的發達而同步提升

史劍輝：傳播固有的自然和社會雙重屬性，形成了傳播研究的“自然主義”和“人文主義”路徑。縱觀傳播研究史，自20世紀20年代以來，“自然主義”傳播觀主導美國傳播研究長達50年之久，直到70年代，“人文主義”傳播觀念逐漸興起並形成了有影響的理論。實際上，傳播學界依然存在著所謂“科學學派”與“人文學派”的分野或對立。就當下國內新聞傳播研究現狀而言，業界學界對媒介技術運用、大數據處理分析似乎情有獨鍾。請問，您所倡導的新聞傳播的人文主義轉向，其理論脈絡是如何延展而來的？您如何看待技術推動中的媒介融合、大數據擴張之於新聞傳播的關係？

杜駿飛：

我對這個話題的興趣大概是從17年前開始的，當時網絡傳播研究在中國方興未艾，怎麼給網絡新媒體傳播下定義，這就涉及媒體與人以及社會組織之間的關係問題。我的基本判斷是，新媒體是泛媒體，互聯網傳播是泛傳播。具體的假設很多，其中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思想線索是：媒體即人，只有在媒體即人的條件下，媒體才是所謂廣泛甚至是氣態分佈的，當時我提出了“瀰漫的傳播”這個概念。

瀰漫的傳播是指傳播的氣態化及無所不在性，人成了傳播的實體部分。一旦人成為傳播實體，媒體本身也就消失了，人和媒體之間緊張的二元對立的關係，在新媒體時代已經被削弱，甚至不見影蹤。從前人們提及媒體時，想到的是一張報紙、一家電臺或電視臺等等。今天，我們談及媒體時多半是指社交媒體、信息交換平臺或隨身攜帶的網絡終端。

從此維度看，媒體不再是一個實體化的存在，而是無所不在的泛化的人的社會。工業社會以來，媒體被看成是對人的機能、活動，以及社會建構的延續和擴展。在麥克盧漢那個時代，研究者是從人的角度觀察媒體的。在此層面上，麥氏的觀點與多倫多學派的思想脈絡有關聯之處。

最近的二三十年間，生活世界格局發生了兩種變化。一是媒體社會日漸物化，即大眾傳媒原本是被人操控的工具，今天卻來操控人，馬克思稱之為異化；二是傳媒的力量愈發強大，電子技術特別是數字技術，讓媒體迅速嵌入了諸如人的日常交流、商業往來、醫療教育、消費娛樂、起居出行等方面，成了宰制人的日常生活、左右社會發展動向的結構性力量。進言之，人成了媒體的附屬物，人極大程度上輸誠於媒體，甚至被媒體所融合，人及社會都變成媒體的一部分。此層面上，所謂媒體融合，融合的不是媒體而是人。

與此同時，公民新聞、第五權力日漸濫觴。第五權力是公民社會對於大眾傳媒力量和責任懷疑的產物。媒體嵌入社會生活之前，立法、司法和行政權三權分立，大眾傳媒是作為一種平衡性權力而存在的。20世紀90年代以來，整個西方社會瀰漫著對大眾傳播公共性的不信任，這就催生了公民新聞的發達和第五權力的上升，其結果是人逐漸進入一種反抗的序列當中。一方面，人們親手扶持媒體發展壯大，使媒體社會逐漸物化，物化的力量反過來宰制主體性本身；另一方面，人們又在試圖藉助第五權力——社交媒體來反抗第四權力。

社交媒體固然提升了人的反抗力，試圖克服第四權力的非真相、非公益性等弊端，但是，社交媒體的強盛，並沒有讓人的主體性得以最大伸張。主導社交媒體的是算法，實際上，當人們在召喚第五權力、沉溺社交媒體時，不知不覺被算法所左右。詭異的是，面對海量的數據、龐大的社交人群，如果不依靠算法，網絡世界中的信息資源將無法管理，個性化信息需求也不能滿足。顯然，媒體技術理性在網絡世界中被髮揮到了極致。

然而，一旦被算法所左右，就會出現技術及少數人的霸權。人們在努力藉助媒體技術拓展其社會行動能力的同時，卻孵化出了吞噬自身肌體的異物，成了高懸於媒體社會中的達摩克利斯之劍。也就是說，人們在追求自身權利過程中，培植了媒體物的專制力。新媒體傳播語境中，人的價值意識日漸增強，對媒體異化的反抗也逐漸加劇。人對於自身價值的覺醒是伴隨著媒體的發達而同步延伸的，現在是反思新聞傳播人文主義的時候了。

二、新聞傳播人文主義核心是尊重人的價值

史劍輝：數字移動網絡技術的創新與普及，加速了媒體融合進程，也改變了社會交往方式及關係結構。作為社會交往溝通的“中介”，新聞業必然會經歷變革。此背景下，“老新聞人”紛紛離職或轉行，“新新聞人”躑躅觀望，成了業界學界共同關注的話題。同時，新聞業危機話語成了新聞傳播界內外關注的焦點，也成了社會各界積極“拯救新聞業”的現實依據。請問您怎麼看待這些現象？人們為什麼如此懼怕新聞業鉅變？當下語境下，新聞業蘊涵哪些人文主義要義？

杜駿飛：

中國新聞界對新聞理念的理解經歷過幾個階段的變遷：早期新聞理念的核心是新聞服務政治；晚近中國新聞界，引入了新聞專業主義的話語體系，其主要價值在於能夠在政治和日常生活話語中找到一個平衡，此平衡確實找到了。原有的兩種新聞理念中，新聞為政治有一套非常自足的體系；新聞專業主義也有其自洽的邏輯；人們篤信政治權力、意識形態是新聞業的主角，也認可新聞專業主義的社會責任，將“把關人”等理論奉為新聞業的圭臬。唯獨到了社交媒體興起、人人都可以做新聞的時代，人們不太清楚什麼是新聞了。

新媒體時代，到底誰是主角？是網絡技術、數字化和算法嗎？顯然，我們一方面不願意承認，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承認，他們就是這個時代的主角，也變成了新聞業的主角。隨著大量非專業媒體的興起，新媒體成了新聞生產、消費的主要平臺，拓寬了人們的新聞視野，豐富了信息消費者的食譜。同時，也導致了新聞信條和規範的重寫，新聞業瀕臨崩塌的險境。

所以，老新聞人或者是傳統新聞業，最不能夠適應的其實並不是它的發行、點擊量的下降，而是新聞價值觀以及其運作體系的不復以往。人們對新聞業的焦慮分為兩個層面：有形層面上，隨著新聞附加值的降低，新聞業日漸蕭條，老新聞人紛紛出走。無形層面上，人們對於“什麼是新聞、新聞的價值何在？”等以前比較明晰的答案產生了懷疑，這種來自內心世界的焦灼對傳統新聞業的衝擊更猛烈。

實際上，這種不適與焦慮由來已久，只是最近兩三年間達到了巔峰，因為內憂外患同時爆發。一方面，人們對新聞理想及職業認同發生了懷疑和動搖；另一方面，老新聞人不再能為傳統新聞業而奮鬥。人們對新媒體的膜拜使傳統新聞人喪失了為之奮鬥的環境，取而代之的是活躍在社交新媒體中的“新新聞”人群。這類似於大革命推翻了王權，把權力歸還給大眾。但是，大眾並不清楚這些權力應該怎麼使用，被推翻的王朝，也很不甘心權力的逝去。所以，這是一場看不見硝煙的

此情境下，人們對新聞、新聞業的擔憂或緊張會自然而生。如果新聞人只是為了謀生而活著，換到IT業供職就可以解決問題。如果思索其中的理論含義，則會不寒而慄。因為，媒介技術所裹挾的巨大權力資源及危險，就像媒體氣態化的存在一樣，沒有人知道它何時會發生形態變化，如何改變我們的生存環境。

這有點類似於美國人看到前蘇聯的核技術流落在各個加盟共和國當中，失去了控制，有心而無力，恐懼會自然生成。“拯救新聞業”成了新聞界本能的反應與呼喚。我們看到現有的這部分的端倪，特別是算法世界對我們的掌控，讓我們感到很不安。如果不是這樣的話，也就沒有知識分子和公眾對算法的懷疑，沒有政權對於所謂算法邏輯的整治。

史劍輝：互聯網企業創立的新聞算法，在試圖促進從“媒體中心”向“用戶中心”的轉變的同時，編織了一張網羅用戶的無形之網，實時打撈、販賣、控制用戶的“注意力”，以實現多重目標。在這個層面上，呼喚新聞傳播人文主義正當其時。

杜駿飛：

對，人文主義是一面旗幟，歸根結底要落實到對人的價值的尊重。當然，你可以說算法新聞能夠讓大家得到極大的滿足與便利，何樂而不為。其實，它滿足的是人的短期利益和那種不顧一切後果的娛樂化的需求。

算法新聞並不是為人的價值而存在的，可能會統治人。算法有自己的世界、邏輯及目的。在此情境下，我們不得不提倡人文主義的立場，這不是拿一套邏輯或理想口號去跟別人對沖，而是不得不發出的吶喊，讓所有思考者回到新聞的本源上。即，新聞為什麼？傳媒應該怎麼樣？這個本源性的問題，馬克思、弗洛伊德、多倫多學派、芝加哥學派、報刊自由委員會都思考過，難道我們能不思考嗎？

今天的中國，已處於人文主義重新崛起的時代，弘揚人文主義需要反思與實踐並重，新聞傳播界更應如此。

三、媒體、新聞和信息，不再是以往那樣的界定

史劍輝：以媒體為基礎構架的新聞業，在數字新媒體狂飆突進的大潮中，其變革與重構在所難免。面對數字媒體技術引發的變局，新聞業界學界都似乎異常敏感。請問，新聞業變革的動力機制何在？

杜駿飛：

新聞業在歷史上有多次轉變——立場、觀念和操作規範都在與時俱進。此進程中，有一個無所不在的影子——媒介技術。縱觀人類傳播史，不難發現媒介技術推動新聞傳媒加速迭變的軌跡。從早期依託交通技術的車馬郵件傳播系統，到印刷技術支撐報業主導的大眾傳播，然後到了依託無線電技術的廣播電視時代，很快到了數字網絡技術主宰的互聯網時代。每一次新技術的運用都會引發傳媒生態系統的深刻改變，不僅是受眾規模的擴大或者傳受雙方關係的變化，而且是社會系統結構性的變革。

廣播電視發明之前，人們以文字為中介，用理性的方式尋找、閱讀新聞，感知、想象世界。視聽技術開發了人的右腦，形成了感性思考模式，新聞傳媒圖景日漸感性化、圖像化、非理性化，人對感官刺激的追求超越了對理性邏輯的鐘愛，尼爾·波茲曼意義上娛樂至死的景觀屢屢上演。

互聯網技術進一步整合了人與媒體之間的關係，它不僅僅是人使用的工具，而且是承載人的容器。原本漁夫（人）操著一張漁網（網絡）在打魚，今天人已經被漁網所網羅，這意味著人的生活圖景及所思所想都變成了媒體的一部分。網絡新媒體重置了新聞業在人們心智中的位置，它變成一種伴隨式的、無所不在的、感性的力量。

互聯網帶來哲學上的變遷使人們不再糾纏於“左腦”跟“右腦”的爭鬥，對網絡世界中真偽、好壞鑑別能力的喪失成了新的隱憂。人人擁有媒體，生活圖景可以實時在線，到底什麼是重要的，什麼應該被挑選出來，什麼應該被推送給他人，現在幾乎找不到座標了。網絡新媒體時代對於人來說，最大的一個衝擊是哲學上的。因為，媒體、新聞和信息，不再是以往那樣的界定了。

本文摘自史劍輝：《新聞觀：人文主義轉向何以可能？——南京大學杜駿飛教授學術專訪》，閱讀原文及學術引用，請務必參考《新聞記者》2018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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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杜駿飛，南京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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