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故中的廈大
鳳凰花開，九十七載。歲月崢嶸，在長河中沉澱下來的歷史典故，藏匿於廈園的每一個角落——校訓、校歌、校徽、建築及鐘聲裡，這在中國高校中實屬罕見。
而這些典故文化的締造者就是廈門大學校主陳嘉庚先生。他為廈門大學奠定了愛國與大愛的精神基石，播種了自強不息、止於至善的文化基因。
今天，挖掘、整理、研究這些典故，既是為了更好地珍惜、傳承和發揚廈大的歷史文化傳統，也是邁向文化自信，進而臻於文化自強的一種文化自覺。
現在，就讓我們跟著鄔大光教授的腳步，一起踏上尋訪廈大典故的旅途吧……
鄔大光：文化傳承中的廈門大學典故
王立群在《百家講壇》解讀《鴻門宴》時提出：“過去的是歷史，但歷史沒有過去”。1921年，校主陳嘉庚以“毀家興學”的教育情懷和“振興中華”的歷史責任感創辦了廈門大學。作為中國第一所華僑獨資創辦的大學，廈門大學為東南半壁的高等教育發展做出了創榛闢莽的歷史性貢獻。一個有著偉大夢想而又泣血踐行的人是足以載入史冊的，一所歷經風雨而頑強生存的大學是理應讓人肅然起敬的。廈門大學風雨兼程的發展軌跡，既生動反映出中國近代有識之士教育救國夢想的偉大實踐，又完美詮釋著陳嘉庚先生創業興學的艱難歷程。在廈大校園裡，大到一幢樓房，小到一座亭子，甚至一段曲徑、一塊石頭，都可能隱藏著一個典故，或流傳著一段佳話，成為廈大一筆寶貴的精神財富和文化遺存。一個個典故、一段段故事共同組成廈門大學的精神力量，我們應該對這段歷史充滿敬意。追憶廈大往事是廈大人文化自覺的表現，尋找這些典故，發現和挖掘這些精神力量，既不是歷史學家的專利，也不是教育學家的特權，而是每一個廈大人義不容辭的責任。我期冀兼及歷史研究的嚴謹和個人的經驗分析來嘗試講述這些廈大故事。挖掘廈門大學文化基因和血脈中的歷史典故，就是期待廈門大學的後來者能夠很好地珍惜、傳承、發揚廈大的歷史文化傳統，在新的歷史時期，提振南強雄風，再立育人新功。
一、廈大選址中的典故
廈大思明校區演武場是最早的校址。演武場曾經是鄭成功操練軍隊的地方，是鄭成功恢復明室的大本營之一。陳嘉庚先生對民族英雄鄭成功充滿崇敬。所以，1921年廈門大學第一座大樓落成後，歷經兩年艱苦卓絕的談判，才獲得演武場的審批權。但在當時，演武場可謂是一處偏僻的郊野荒地，魯迅曾形容廈大是“硬將一排洋房，擺在荒島的海邊”。為什麼陳嘉庚當年選擇演武場，因為這裡“西自許家村，東至胡裡山炮臺，北自五老山，南至海邊，統計面積約二千餘畝。”廣闊的空間使得廈大未來的發展能夠“預有算劃，庶免後悔”。陳嘉庚籌建廈門大學最初圈地9000畝，計劃在1930年建成萬人大學，1941年學生數要達到2萬。
據《廈門志》載，上個世紀20年代，廈門人口大約在12.8萬人。當時，在這樣一個城市規模中，陳嘉庚先生能以遠見卓識構建“生額萬眾”的大學，確實是高屋建瓴，難得可貴。儘管因為抗戰原因沒有實現，但在當時，這確是了不起的宏偉設想。可見，在陳嘉庚的內心深處，勾畫的不是一所普通的大學，而是一座恢宏的現代教育王國：這座王國背山面海，北靠五老峰，遠眺金門海峽；南指南太武山，中間行使萬噸巨輪，巨輪所見第一眼即為“廈門大學”。正如著名書法家虞愚為上弦場題詩云：“自饒遠勢波千頃；漸滿清輝月上弦。”廈門大學選址之磅礴大氣，不言而喻。
大學與古剎為鄰，在中國近現代大學選址上屢見不鮮。廈門大學與南普陀寺相鄰算是其中之一。其它諸如福州大學之與西禪寺，山東大學之與洪樓教堂，華中師大之與寶通寺，安徽師大之與廣濟寺，韓山師院之與韓山寺相鄰，這些選址，大概皆因“大學所缺，寺廟可補”。這種山林遺風如果可以追溯，當起自於古代的書院與寺廟。嚴耕望先生曾提出，“書院制度乃由士人讀書山林之風尚演進而來”，這一觀點可由許多案例得以印證。例如，湖南嶽麓書院之與麓山寺，河南嵩陽書院之與少林寺，福建紫陽書院之與梵天寺，清源書院之與承天寺，龍山書院之與淨風寺，科山書院之與科山寺，均為相鄰而居。
為什麼書院與寺廟常常毗鄰而居，一則可能寺廟大都選址風景秀麗，適宜修習心性，故有“天下名山僧佔盡”之說；二則大概兩者均為教化之所，寺廟與書院均是當時社會高級知識分子的集聚地，是社會文化的重要交流場所。特別是一些高僧不但熟諳佛家經典，而且在詩詞歌賦文學上往往也頗有建樹，文人墨客也喜歡與高僧們切磋學問，留下了文人與僧人交往的許多佳話。相反，惺惺相惜，文人也受到僧人的特殊關照，特別是那些“寒士”，如白居易就自稱“山寺每遊多寄宿”，恰如《易經•乾》所云：“聲相應，同氣相求。”後人據此編為成語“聲應氣求”，意謂同類的事物相互感應。《論語•里仁》也提出：“德不孤，必有鄰。”正所謂古剎黌庠相得益彰，書聲鐘聲同振共鳴。至於居京畿重地太學，雖無寺廟相伴，但與孔廟為鄰，則更顯尊貴。在北京國子監街上，孔廟在東，國子監在西，正所謂“左廟右學”規制。在中國傳統文化中，以左為尊，依照舊制，進國子監應先拜孔廟。北京孔廟始建於元大德六年（1302），於大德十年（1306）建成。在孔廟建成的當年，在孔廟西側建國子監，又稱太學。故“聲應氣求”這個典故，是對廈門大學選址的最好詮釋。
二、廈大校徽校歌校訓中的典故
大學是什麼？古今中外解釋頗多。儒家經典著作《大學》中曾有“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之說。蔡元培則認為，大學乃研究高深學問之場所。梅貽琦又認為，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這些關於大學的解釋，也許我們並不陌生，但校主陳嘉庚先生對大學的理解，則有他自己的獨特領悟，這從廈大校徽、校訓、校歌中可見一斑。
（一）校徽中的典故
徽以標誌，校徽是一所大學精神理念符號的集中體現。廈門大學校徽圖案是陳嘉庚先生創辦廈門大學時確定的，一直沿用至今。從圖案設計看，校徽有兩個圈，中間圈內是盾牌和城牆，上方嵌入三顆五角星。為什麼是三顆星？這就涉及到中國傳統文化。“三”既是萬物運行規律之始，也是教育之始。老子云：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中國傳統蒙學教材《三字經》認為：“三才者，天地人。三光者，日月星。三綱者，君臣義，父子親，夫婦順。”所以，三顆星既可解讀為日月星三個星辰，也可代表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天、地、人”三才。但更應當說的是，教育是禮教之始，正如《學記》所倡導的“化民成俗，其必由學！”
盾牌和城牆又代表什麼？《詩經•周南》雲：“赳赳武夫，公侯干城。”幹即盾、城即城池，“干城”比喻捍衛，指為公侯抵禦外侮的武將。1947級的校友葉國慶提出：“為國干城”就是來自校徽的指示，校訓標明“止於至善”，盡力於“乾和城”，就是至善之道。為何是至善之道？顯然，治國理政的最高境界不是訴諸武力，而是教化，化民成俗。誠如《禮記》中《學記》所言：“夫然後足以化民易俗，近者說服而遠者懷之，此大學之道也。”由此可見，這些標誌首先寓示著大學之道，必須為國家培養人才，而培養人才應當把育人作為大學的首要之責，這就是大學的育才育人之道，如是而已。見校友葉國慶來信：
廈大1947級畢業50週年團聚籌備小組：
來信說您要編印《廈大1947年級同學畢業後五十週年紀冊》，要我重新題詞，謝謝您對我的關懷。您畢業後五十週年紀念冊的題詞，我要用“為國干城”四字贈予您。這乃根據校徽的指示。校徽（盾圖）是幹（即盾牌），（城圖）是城牆，“幹”與“城”是禦侮衛國的武器。校訓標明“止於至善”，盡力於“乾和城”就是至善之道。詩經雲：“赳赳武夫，公侯干城。”（見《詩經•周南篇》）
葉國慶
1996.10.30
校徽外圈上有繁體字“廈門大學”，校徽中運用了拉丁文“廈門大學”，即“UNIVERSITAS AMOIENSIS”。放眼世界大學的校徽，其稱謂不外乎兩種表述方式：或是本國語言，或是拉丁文。至於如何用本國語言表達大學的校名，我不是很清楚。但是用拉丁文表達大學的名稱，這是歐洲中世紀大學創建時的傳統，既可以說是大學的時代烙印，也可以說是大學的“胎記”，甚至也可以說是大學的“常識”。
之所以這麼說，是因為英文語境下的大學university來自拉丁文universitas。當時，拉丁文是西方許多大學的“主流語言”，故採用拉丁文做校名十分普遍。隨著民族國家的形成，一些大學開始使用本國語言作校名，但部分大學校徽用拉丁文的傳統卻一直沒有改變。不僅如此，個別的西方大學，尤其是歷史悠久的大學，如今在一些重大的儀式上，依然在用拉丁文。如牛津大學、劍橋大學、哈佛大學在每年的畢業典禮上，都會請一位學生朗讀一段可能誰也聽不懂的拉丁文。儘管校長不懂、學生不懂、家長不懂，但誦讀拉丁文的傳統延續至今，一些大學的學位證書也依然用的是拉丁文。其實，大學的校名用何種語言已沒有那麼重要，大學畢業典禮或證書用拉丁語也不能證明大學的地位和聲譽。但在我看來，大學酷似現代社會組織中的一個“古董”，她的某些做法需要“特殊保護”！
（二）校訓中的典故
“訓”，從“言”從“川”，意指用言辭勸教，亦有教育之義，代表一種典範、規範教育。就此而言，校訓就是大學的立身之本。凡大學創校之始，都異常重視校訓之制定。如所熟知，廈門大學校訓是“自強不息，止於至善”。
“自強不息”語出《易經》，“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意指自覺地積極向上、奮發圖強、永不懈怠。在1921年4月6日廈門大學的開學典禮上，場內講壇上方用鮮花結成“廈門大學開幕紀念”八個大字，下懸校訓“自強不息”四個大字，首任校長鄧萃英開宗明義提出：“大學之要務有三：（1）研究學術；（2）培養人才；（3）教育與社會須聯為一氣。此三種要務之外，尚有一種要務，就是‘自強不息’四字。”據此定“自強不息”為校訓。眾所周知，《易經》乾坤二卦是易經六十四卦的基本卦，乾坤二卦的卦辭是《易經》總綱和指導思想。所以，如果就一所大學的底蘊與精神而論，也許是因為有了 “自強不息”的校訓，廈門大學才充盈了自身的靈魂，才真正凸顯出現代大學的傳統內蘊。
“止於至善”語出《四書•大學》首句：“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意指通過不懈努力，以臻盡善盡美。將“止於至善”寫入廈門大學校訓，是第二任校長林文慶先生提出的。他說：“‘止於至善’為本大學進行之目標，亦即本校之校訓”。林文慶校長在任時，主持制定的《廈門大學校旨》開宗明義指出：“本大學之主要目的，在博集東西各國之學術及其精神，以研究現象之底蘊與功用，同時闡發中國固有之美質，使之融會貫通，成為一種最新最完善之文化。”1924年，《廈門大學組織大綱》進一步明確，學校辦學的三大任務是“研究高深學術，養成專門人才，闡揚世界文化”。明確要求廈門大學要繼承和發揚古今中外之精粹，並將其融合成為一種盡善盡美之文化。
回顧中國近現代高等教育發展史，把“自強不息”作為校訓的數見不鮮。清華大學的校訓是“自強不息、厚德載物”，也含有“自強不息”四個字。但是清華大學“自強不息”的校訓不是其成立時提出的，而是梁啟超在清華大學的一次演講中提出的，後來演變成為清華大學的校訓。1914年冬，梁啟超先生應邀來清華演講，題目叫《勉為真君子》。在這次演講中，梁啟超援引《周易》乾坤二卦兩義來解釋君子的含義並解讀君子：“清華學子，薈中西之鴻儒，集四方之俊秀，為師為友，相磋相磨，他年遨遊海外，吸收新文明，改良我社會，促進我政治，所謂君子人者，非清華學子，行將焉屬？雖然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今日之清華學子，將來即為社會之表率，語默作止，皆為國民所仿效。設或不慎，壞習慣之傳行急如暴雨，則大事僨矣。深願及此時機，崇德修學，勉為真君子，異日出膺大任，足以挽既倒之狂瀾，作中流之砥柱，則民國幸甚矣。”據此，清華大學遂將“自強不息”定為校訓。
以此論之，無論是廈門大學之“自強不息，止於至善”，還是清華大學的“自強不息，厚德載物”，與其說是對大學自身的追求，勿寧說是對人才培養目標的一種期待。特別需要指出的是，在20世紀初，除廈大、清華之外，也有大學把自強不息作為校訓，都對“自強不息”這一精神表示高度認同。原因就在於那是一個積貧積弱的時代，中國需要自強，青年需要自強，大學需要自強。自強不息是整個中華民族奮鬥崛起的強烈吶喊，是那個時代的夢想和追求。
（三）校歌中的典故
文以載道，歌以詠志。傳誦校歌是大學教化的一種承繼形式，也是激發師生統一意志、抒發情懷的重要載體。廈門大學校歌是由著名化學家、翻譯家以及教育家鄭貞文填詞，現代著名學者、語言學家、音樂家趙元任作曲。與廈大校訓一脈相承，廈大校歌除了秉承自強不息的精神元素之外，又從另一角度詮釋了關於大學對於學習、求知、人生價值的種種思考。歌詞如下：
自強！自強！
學海何洋洋！
誰與操鑰發其藏？
鷺江深且長，致吾知於無央。
吁嗟乎！南方之強！
人生何茫茫！
誰與普渡駕慈航？
鷺江深且長，充吾愛於無疆。
吁嗟乎！南方之強！
吁嗟乎！南方之強
歌詞中包含了以下五個典故，即：無央、知無央，自強、普渡與慈航、南方之強。其中“自強”與校訓中的“自強不息”來源相同，在此暫不作詮釋，這裡只對其他幾個歷史典故予以溯源。
其一，“無央”與“知無央”。
“無央”是“無窮無盡”之意。《古今樂錄》載霍去病《琴歌》：“四夷既獲，諸夏康兮。國家安寧，樂無央兮。載戢干戈，弓矢藏兮。麒麟來臻，鳳凰翔兮。與天相保，永無疆兮。親親百年，各延長兮。”意思是：四方的夷族已經得到護佑，中原的民眾也平安富足。國與家和平安定，我們的快樂越來越多沒有止盡。把兵器收起來放好，把弓和箭存在兵器庫裡。麒麟與鳳凰的舞蹈威嚴、活潑、喜慶。順應於天，和平相處得到保全，永遠存在，在生命的百年間，愛護親人，象親人一樣相處，夷與夏都會代代相傳。表達了作者期望國泰民安的美好願望。
“知無央”來自“致吾知於無央”，意指永不停止學習，源於“吾生也有涯”。莊子《內篇•養生主第三》：“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已；已而為知者，殆而已矣。”意謂是我們的生命是有限的，而知識是無限的，以有限的生命去追求無限的知識，就會弄得很疲睏；既然這樣還要去矻矻追求知識，就會弄得更加疲睏不堪了！在這裡，作為道家的代表性人物，莊子從養身角度警示世人，應當順從自然規律，保全生命。但在廈大校歌中，顯然不是勸大家不要學習，而是反其義而用之。所以，在廈大校歌上闕，作者以學海無涯的感嘆，勸勉莘莘學子勤奮學習，只有找到知識的真諦，才能找到正確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鑰匙，最終打開真理的寶庫。這樣即便知識如鷺江水，再深再長，也能使人的認識進入一個“無央”的境界。從這一意義上說，歌詞上闕闡述了求學與求知、做學問與研究的關係。
其二，普渡與慈航。“普渡”與“慈航”為佛教用語，喻指以慈悲之心廣施法力，超度眾生，引渡眾人。這也正應了一句教育名言：教之道在於渡，學之道在於悟。“愛無疆”意為博愛，一般理解為基督教用語。需要強調的是，民國年間著名大學的校歌，一般突出傳統儒家思想和西方科學精神，但像廈大校歌把佛教普渡與基督教博愛精神融合在一起的歌詞幾乎絕無僅有。但在這裡，校歌的意圖顯然不是勸青年學生信佛入教，相反，是以宗教般的語言揭示著大學教育的本質：大愛教育。大學既要有大師，更要有大愛。其中，大師為本，大愛為魂。所以，校歌下闕，作者先以人生茫茫的感慨引入了對引路人的渴望與迫切需求，再以普渡、慈航既喻指學校、教師應以佛教慈悲之心去關懷、關愛學生，並使受到關愛的學生能夠推己及人，用大愛引領社會和人類的進步。如果人人都具有這樣一種“大愛”，則廈大之愛誠如鷺江之水，既深且長，最終達到“充吾愛於無疆”之最高境界。正如廈大鄒振東教授在其《誰是中國最有互聯網思維的大學》一文中所言：“致吾知於無央，充吾愛於無疆，廈大要在求知和博愛兩個目標上止於至善。因此，現在可以將博愛解讀成‘大愛無疆’，從而忽略其宗教因素。”
其三，南方之強。南方之強是廈大的又一美譽，在廈大校史中，有這樣一段話：“陳嘉庚在創校之初，曾期望將廈門大學辦成‘南方之強’”。在思明校區生物館後面有一塊大石頭，上面銘刻著“南方之強”四個大字。許多人認為這是廈大人自己的說法，其實不然。其真正涵義源於西漢·戴聖《禮記•中庸》中“子路問強”的歷史典故。
原文載：
子曰：“南方之強與？北方之強與？抑而強與？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強也，君子居之。衽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強也，而強者居之。故君子和而不流，強哉矯！中立而不倚，強哉矯！國有道，不變塞焉，強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強哉矯！”（選自《什麼是真正的強•中庸》）其大意是：子路問什麼是強。孔子說：“南方的強呢？北方的強呢？還是你認為的強呢？用寬容柔和的精神去教育人，人家對我蠻橫無禮也不報復，這是南方的強，品德高尚的人具有這種強。用兵器甲盾當枕蓆，死而後已，這是北方的強，勇武好鬥的人就具有這種強。所以，品德高尚的人和順而不隨波逐流，這才是真強啊！保持中立而不偏不倚，這才是真強啊！國家政治清平時不改變志向，這才是真強啊！國家政治黑暗時堅持操守，寧死不變，這才是真強啊！
顯然，孔子與子路的對話不是簡單地關於北方之強與南方之強的概念辨析。孔子答語的弦外之音和言外之意，是希望子路能夠克服自身的缺陷，以禮治國，成為一國治國的能手，這也是孔子一生追求的理想。所以，南宋教育家朱熹在《四書章句集註》中對“南方之強”註釋說：“南方風氣柔弱，故以含忍之力勝人為強，君子之道也。”這與北方風氣剛勁、以果敢之力勝人為強頗為不同。就此而言，南方之強把它說成是廈門大學的人才培養目標也未嘗不可，“南方之強，君子居之”。這種培養目標的精神內涵與梁先生對清華“君子”的悔勉應該是一回事，南北雖然殊途，但有異曲同工之妙。
所以，無論是校訓“自強不息、止於至善”，還是校歌“知無央、愛無疆”，還是校徽的標識意義，均是對於大學內涵的不同視角詮釋。但不管何種解釋，求知、教化、育人始終是第一位的。校主在建校之初，就把一系列體現中華傳統文化的典故鑲嵌在校徽、校訓、校歌之中，是何等的用心良苦！
三、廈大建築中的典故
建築承載一個時代的文化。沒有理念的建築是沒有靈魂的建築，大學建築亦復如此。大學建築體現著辦學者對教育的理解與追求，凝固著大學的教育價值取向。廈門大學的典故不僅反映在校歌、校訓、校徽中，也承載於一系列建築樓群中。
1921年5月9日，被陳嘉庚稱為“開基厝”的群賢樓群在演武場奠基，拉開了廈門大學“嘉庚建築”大規模啟土興工的序幕。之所以選擇在5月9日國恥日為廈門大學奠基，意在告誡莘莘學子“勿忘國恥”！愛國之情溢於言表。群賢樓群落成後，不僅富有閩南特色，而且極具南洋風情，一主四從的五幢樓沿演武操場一字排開，樓與樓之間以連廊相接，中式屋頂，西式牆壁，構成了建築學上中西合璧的獨特景觀，俗稱“嘉庚風格”。
中國名樓諸如黃鶴樓、岳陽樓、鸛雀樓，之所以名揚天下，不僅在於樓的地理位置、設計本身，更重要的在於樓所承載的深厚的文化歷史底蘊。大學作為文化傳播的重要場所，給大樓起一個像樣的樓名，成為檢驗一所大學歷史文化的重要印記。群賢樓群命名，亦復如是。主樓“群賢樓”左右兩邊分別是同安樓、集美樓，東西端為映雪樓和囊螢樓。“群賢”一詞一般認為來源於王羲之的《蘭亭集序》：“群賢畢至，少長鹹集。”其實，“群賢”一詞最早典出漢班固《白虎通•諫諍》：“雖無道不失天下，仗群賢也。”《荀子•非十二子》亦云，“壹統類而群天下之英傑”。群賢之義，而今出自何處已不是那麼重要了，但作為一所百業待興的高等學府，“群賢”樓名寄託了陳嘉庚先生質樸的辦學思想：沒有群賢就辦不了大學，辦了大學也就造就了群賢。
囊螢樓、映雪樓原為學生宿舍，其中“映雪”二字由陳嘉庚先生親手所撰。“映雪”語出《尚友錄》卷四：“孫康，晉京兆人，性敏好學，家貧無油。於冬月嘗映雪讀書。”此外，據《孫氏世錄》記載：“晉孫康家貧，常映雪讀書，清介，交遊不雜。”“囊螢”是以囊盛螢。典出《晉書•卷八十三•車胤傳》：“（胤）恭勤不倦，博學多通，家貧不常得油，夏月則練囊盛數十螢火以照書，以夜繼日焉。”李中《寄劉鈞明府》詩：“三十年前共苦辛，囊螢曾寄此煙岑。”映雪、囊螢均為勤苦讀書的典故，其寓意自不待言。
上弦場是廈門大學主體育場，是一個半橢圓形的大運動場，陳嘉庚先生利用樓群與運動場之間的落差，因地制宜地砌成可容納兩萬人的大看臺。陳嘉庚先生請書法家、佛學家虞愚先生命名時，虞愚教授根據運動場與看臺都呈弧形特點，寓意深刻地把它命名為“上弦場”，因“上弦為夏曆每月初八、九的半圓月亮，相稱上弦，有了上弦，必有月圓之時”。在演武場東邊續蓋兼用與專用的男、女生宿舍樓時，曾將專用的女生宿舍叫篤行樓，兼用男女生宿舍叫博學樓。
篤行：誠篤，中實，典出《禮記•中庸》：“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樓名寓意非常清楚，希望學生要有誠篤、忠實的優良品德。現在競豐膳廳與芙蓉二學生宿舍之間曾有一幢帶眷的教師宿舍，名曰：兼愛樓。“兼愛”之義，借古喻今，期望老師對所有學生能夠一視同仁地進行教育；另一方面亦表示廈大對所有求學者均敞開大門，歡迎報考。又如勤業樓，樓名起自唐代文學家韓愈《進學解》：“業精於勤，荒於嬉；行成於思，毀於隨。”勤業樓是助教宿舍，每間宿舍大約10平方米，只容得下一張單人床、一張書桌、一把椅子和一個書架，多一點就成了累贅。學業上要有所成就，物質上就不要過多追求，這就是勤業樓人的精神。
圖：集美學村即溫樓
作為“嘉庚建築”的典型代表，位於集美學村的集美大學航海學院內現有五幢“一”字形排列的樓群，更以儒家道德修養的“溫良恭儉讓”依次命名為：即溫樓、明良樓、允恭樓、崇儉樓和克讓樓。即溫出自《論語•子張》：“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後以“即溫聽厲”稱面受尊者的教誨。明良出自《書•益稷》：“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諸葛亮《便宜十六策•考黜》：“進用賢良，退去貪懦，明良上下，企及國理。”允恭克讓，意指誠實、恭敬又能夠謙讓，出自《尚書•堯典》：“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勳，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於上下。”“溫良恭儉讓”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也是儒家極力提倡的最高社會倫理公德。《論語·學而》：“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陳嘉庚以“溫良恭儉讓”命名樓名，將中華傳統儒家文化巧妙地融入於辦學理念，體現了他對民族精神的崇尚和強調，是民族性在其辦學思想的充分表達。
魯迅先生曾說過，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嘉庚建築風格不僅體現在建築設計、建築命名上，也體現在他對校園規劃佈局充分傳承創新了閩南地域文化。集美學村和廈門大學在選址上，嘉庚先生均選擇了向南朝海邊的地勢較高岸邊，順地勢建造學校，完全符合了地方傳統的風水觀念。在校園規劃上，既因地制宜地組成了嚴謹對稱，圍合感強，又主次分明地架構了總體佈局，和諧溫馨。在校舍建築中，陳嘉庚以“節省適用為建造原則、地產物品為取用材料、中西合璧風貌為特徵”，實施“經濟主張”和貫徹“實用主意”，宣稱“建築之費用務求省儉為第一要義”。
1950年，嘉庚先生親自主持了擴建廈大的基建工程，先後興建了建南大會堂、圖書館、生物館、化學館、數學物理館、醫院以及作為師生宿舍的芙蓉樓四座、國光樓三座、豐庭樓三座和競豐膳廳、游泳池、上弦場等。這些建築在沿襲原有“穿西裝，戴斗笠”風格的基礎上，又有新的突破，白巖紅磚琉璃瓦，騎樓走廊配以綠欄杆，富有閩南傳統民風又不乏南洋的亞熱帶風情，紅綠白三色搭配，色彩調和，鮮豔奪目，是“嘉庚風格”新的典範。之所以這樣設計，嘉庚先生認為：學生宿舍建走廊可以在那裡看報喝茶，使房間更寬敞，使住宿條件更加衛生。宿舍增建走廊，這是其他高校所沒有的。一磚一瓦總關情，嘉庚建築風格又豈是一言能說清？
四、廈大石板路的典故
從廈大的幾個主要校門進入校園，都會踏上別具一格的“石板路”。我經常說：從你踏上廈門大學的第一腳開始，你就已經行走在厚重的文化之路上。廈大校園道路以閩南特有的石板修建，最適宜步行，宜慢不宜快，一步步很有一種踏實感。在世界各國大學中，土耳其的中東技術大學是一座徹頭徹尾的“石板路王國”。該校的主路是一條長達數公里的石板步行道，每隔五六十米，就有幾級臺階，平坦的路面因此不慌不忙地徐緩抬升。中東技術大學和廈門大學的石板路各有所長，共同點都是採用天然的石材拼接為路。
幾年前率廈大帆船隊去浙江的建德市參加“2015年首屆中國大學生帆船錦標賽”。比賽間隙，忙裡偷閒地去了建德市附近的新葉古村考察，這是一個被譽為“中國明清古民居建築露天博物館”的江南古村。該古村形成於宋末元初（大約1208年），至今八百餘年。走近村口，遠遠就能望見一塊牌坊上寫著“耕讀人家”四個大字。離牌坊不遠處，就是摶雲塔、土地祠和文昌閣三座緊密相連的小型建築群。文昌閣是該村的主要教育場所，其前身曾先後命名為“玉華葉氏書院”、“重樂書院”、“重樂精舍”等，大約在二百年前，重建為文昌閣，並通過一系列措施，形成了“耕讀文化”。例如，為鼓勵族內子弟求學，趕考時給足盤纏，考取功名後可在祠堂前立杆，中取功名的族人家中還可按等級領取糧食等，在族裡這些“好政策”的激勵下，彼時的葉氏子弟幾乎個個勤奮好學，家家都能聽到琅琅書聲。
圖：新葉古村
遊覽中，我發現在縱橫交錯的古巷中，每一條路的中間都是由一塊塊大石板連接鋪就，兩邊則是碎石相襯，形成了“大石板居中”的石板路。我問導遊，為什麼路的中間要鋪成石板？導遊告訴我：村裡的主幹道用石板鋪成，最終都通向文昌閣（書院），意味著去學堂讀書要“足不涉泥、雨不溼靴”。江南的文昌閣幾乎都秉承這樣的理念，通向文昌閣的路幾乎都有這樣的特徵。
聽導遊這麼一介紹，我豁然開朗，不由心起對新葉古人的欽佩，即不帶著一纖塵埃走進學堂和書院，這是對教育和知識的何等尊重！一條條通向文昌閣的石板路，其實是“聖潔之路”，是對教育神聖的敬畏。看到這一場景，也使我聯想到了在牛津大學、劍橋大學校園曾經看到的一幕，頗有異曲同工之處。20年前，當我第一次參觀牛津和劍橋大學時，注意到每個建築物的門口，都有一個類似於滑冰鞋的冰刀，倒扣在門口，不知其功用，至今也不知道該如何用英文或中文稱謂它（暫且就稱之為刮鞋板吧）。我問了幾個遊客，這個東西是幹什麼用的？他們都說不清。後來一個劍橋人告訴我，那是用來刮鞋底上的泥土。
何等的相似！從牛津劍橋的刮鞋板，到新葉古村文昌閣的石板路，都可以看到在東西方文化的血脈中，飽含著對學術殿堂的崇敬。她彰顯的既是大學的神聖，亦是讀書人的斯文：即不帶著一纖塵埃走進文明的學術殿堂！
很顯然，上述兩種做法都是受幾百年前自然條件的限制，古人們用此種方式表達對知識和學校的敬重，以及對讀書人的要求。如今的大學校園，早已擺脫了“涉泥與溼靴”的自然困境，故也就漸漸淡忘了“足不涉泥、雨不溼靴”的本真文化意蘊。但我認為，“不帶泥、不溼靴”依舊具有厚重的育人功能，不僅走進大學要“不帶泥、不溼靴”，走出大學也要“不帶泥、不溼靴”，尤其是在人的一生中要永遠“不帶泥、不溼靴”！石板路還會讓我聯想到“踏踏實實（踏石）讀書、踏踏實實做人”的寓意。“足不涉泥、雨不溼靴”，這應該是前輩對教育、對大學、對學子的深切期待！廈大前校長朱崇實曾經在校長早餐會與學生們就校園鋪設石板路問題有過一次對話，朱校長認為陳嘉庚先生當年在校園鋪設石板路帶有期望廈大學子都能夠尊重教育敬畏知識的意思。我沒有問過朱校長說這番話是否有出處，但是我想他的說法肯定帶有某種烙印，才會說出這樣一番話。
五、廈大鐘聲的典故
從1921年廈大建校那一天起，用鐘聲來規範作息的習慣就一直沿襲下來。最早的校鍾是校主陳嘉庚先生在1919年冬天，在老家集美打造而成。如今正在使用的鐘，是廈大80週年校慶時所鑄，是一口厚重的黑色鐵鐘，高掛在建南大會堂的天台，鐘的表面雕有“廈門大學”字樣以及鑄成的日期“2001年4月6日”，從掛鐘的天台望去，廈大幾乎所有的建築物都盡收眼底。一根尼龍繩一頭拴在鍾裡的鐵球上，一頭就握在敲鐘人手裡。當中懸掛著一個敲鐘的大鐵球，因為長期的撞擊，球四周十分光滑，經年的滄桑從鏽跡裡滲透出來，泛著金屬沉沉的光澤。上世紀90年代初，曾有人認為過時，要求換成電鈴，許多老校友堅決反對。他們認為這是廈大的標誌，能喚起對校園生活的美好回憶，保留歷史的古樸與神聖。
在中國古代，鍾與教育、大學有割不斷的歷史淵源。鍾，國之重器，大型祭祀都與鍾（編鐘）有關。《論語·八佾第三》說：“天下之無道也久矣，天將以夫子為木鐸。”據文獻記載，“鐸”大約起源於夏商，是一種以金屬為框的響器。以木為舌者稱為木鐸，以金為舌者則稱金鐸；木鐸為文，用以宣政佈政，古代官府有了新的政令，先派人搖鈴四方巡走，以引起大家注意，然後召集起來宣示政令。金鐸為武，用以指揮軍隊。孔子以木鐸自況，說自己是上天派來教化民眾的。因為孔子長年從事教育，此後“木鐸”就成了教師的別名，木鐸的木舌被比作教師的“教化之舌”；再後來，又把木鐸比喻為宣揚某種學說、思想觀念或政教的人。
“木鐸金聲”是中國古代形容鐘的一個形象比喻。《孟子·萬章篇》說：“孔子之謂集大成者。集大成者，金聲而玉振也。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金聲最初是指古代行軍打仗收兵的時候要“鳴金”，後來在一些特殊場合，尤其是宗教場所，召開重大的會議時，要敲鐘或其他的金屬樂器，這其實也是“鳴金”的一種形式。“金聲”在古代音樂中也有特殊的意義。在古代音樂所謂的“八音”中，唯有“金聲”最洪亮，最能引起人的注意，正像朱子所說的“為眾音之綱紀”。所以在古代類屬於打擊樂器的金屬樂器，如鍾、鐸、磬等，其用途決不僅限於音樂方面，它比其他類型的樂器用途要廣泛得多。“金聲”最能起到警醒的作用，如古代公堂上審案時案桌上的“驚堂木”，“驚堂木”一敲，可以達到“警眾”的目的，使眾“明聽”，集中注意力，聽從施令者的號令。木鐸雖舌為木，但是體仍是金，所以發出的仍是“金聲”。故從這個角度講，“木鐸金聲”不單單是文化教育的象徵，還含有警醒世人的意思。
鍾及鐘聲並非大學特有，在教堂和寺廟同樣存在。“教堂的鐘聲與騎士的馬蹄聲構成了中世紀大學的主旋律。”這是西方學者對中世紀大學產生與發展的一個經典論斷，在我國有“晨鐘暮鼓”一說，這是對寺廟文化的精闢描述。鍾是東西方宗教禮儀中的重要法器，在許多名剎古寺教堂，高大的鐘樓，增添了寺院和教堂的威嚴；而圓潤洪亮、深沉清遠的鐘聲，也被注入了“驚醒世間名利客，喚回苦海夢迷人”的教化含義。從歷史來看，教堂和寺廟鐘聲存在的時間遠比大學要久，鐘聲已變成教堂與寺廟的一種語言、一種象徵，離開了鐘聲，宗教機構似乎就失去了完美。以至於鐘聲一響起，人們就會想起教堂或寺廟。教育場所為何引入鐘聲，似乎難以考證，推斷起來似乎又十分簡單，就是因為教育機構與宗教場所有某種“天然”的聯繫，才使得鐘聲進入大學，因為大學在產生之日，就具備了某種“宗教”意義上的教化功能。
實際上，教育和為學就是一種“修道”，它需要學習者具有修道之人那種平和的心態，或許正是由於這個原因，中世紀的大學雖然不斷向宗教權威發動挑戰，卻始終與宗教之間保持一定的聯繫，這種聯繫既有儀式上的，也有行為上的，還有精神理念上的。老子言：“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畋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是以聖人為腹不為目，故去彼取此。”。老子意在說明，一些雜亂多彩的生活內容和巧偽多欲的生活方式會擾亂心性，心亂則無以致遠，因此修道之人需要拋棄縱情聲色之娛的做法，尋求簡樸寧靜的生活方式。這種處世哲學與宗教心態完全一致，因此，教育場所採用具備宗教象徵意義的鐘聲作為學生作息的標準，同時希望鐘聲能盪滌心靈，讓心靈平靜，讓情感有所歸。一天的作息始於鐘聲，止於鐘聲。
其實，在我國近代大學的發展中，大學與鐘的故事也非常多。例如清華大學的“聞亭鐘聲”、北京大學的“燕園鍾亭”、南開大學的“鳴鐘紀念”、雲南大學的“鐘樓接暉”等。
廈門大學從創立之初就有“繼承斯文”的傳統，正是這個原因，這個鐘聲不僅僅在廈門大學思明校區一如既往地響起，它還在漳州校區、翔安校區響起，甚至還傳到了海外，從太平洋沿岸響徹到了印度洋沿岸。廈門大學的鐘聲從時間概念到空間概念，傳播大學的聲音，最完好地體現了“自強不息”的大學精神。
六、典故文化的締造者
——陳嘉庚
綜上可見，廈門大學的校訓、校歌、校徽乃至每一棟建築，都包含著深厚的中國傳統文化。在一所大學中集中體現和蘊含如此眾多而博大精深的歷史典故，這在中國所有高校之中也是鳳毛麟角。為什麼廈門大學能夠集合如此眾多而又博大精深的歷史典故呢？究其根源，應該得益於校主陳嘉庚先生深厚而高潔的人文修養。
陳嘉庚先生深受閩南文化和華僑文化的影響。他九歲進入集美社南軒私塾，讀的是《三字經》、《千字文》和《幼學瓊林》等。下南洋經商，因中國民間的傳統文化在下南洋的人群中基本完整地得以保存，使其深受華僑文化圈的薰陶。對傳統文化的深入研習使他對傳統文化的部分認同有了理性的深化。將傳統文化與國家民族的命運視作二位一體。他對傳統文化保持審視的態度，無論從情感或理智上都未從整體上否定傳統文化，這對他之後引進新式教育、傾資辦學具有深刻的啟示。
1894年冬，陳嘉庚回鄉結婚，罄其僅有的兩千銀元，在家鄉集美創辦“惕齋學塾”。館門前，掛著陳嘉庚擬就的兩副對聯，一曰：“惕厲其躬謙沖其度，齋莊有敬寬裕有容”。另一曰：“春發其華秋結其實，行先乎孝藝裕乎文”。“惕厲”語出《周易•乾》：“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比喻君子不僅要整日自強不息、發奮有為，而且一天到晚都要心存警惕、小心謹慎。“謙沖”語出《易經•謙卦》：“謙謙君子，卑以自牧也。”比喻道德高尚的人，總是以謙遜的態度，修養自身，自我約束；而不因為位卑，就在品德方面放鬆修養。
從“惕厲”、“謙沖”始，陳嘉庚先生畢生致力於教育事業，創辦了一系列規模宏大、設備完善的學校，造就了大量的革命和建設人才，對振興中華民族做出了偉大貢獻。這是他捐資興學的肇始。對此等事，陳嘉庚後來在《南僑回憶錄•弁言》中寫道：“（餘）自廿歲時，對鄉黨祠堂私塾及社會義務諸事，頗具熱心，出乎生性之自然，絕非被動勉強者。”
1913年3月4日，集美敲響了第一聲新學的鐘聲，宣佈了陳嘉庚先生創辦的第一所新式學校——鄉立集美兩等小學校的開端，也宣佈了集美學校的建立，標誌著陳嘉庚長達半個世紀艱苦的興學歷程的開始。1922年，陳嘉庚為這所具有開創意義的集美小學立了一塊石碑，並親自撰寫碑文，記述創辦集美小學的動機和經過。碑文的開頭寫道：“餘僑商星洲，慨祖國之陵夷，憫故鄉之爭鬥，以為改進國家社會，舍教育莫為功。”可見，他興辦教育，既為家鄉，也為祖國。他已把興學看作富強國家、改造社會一個無可替代的手段。陳嘉庚開辦教育的眼光既寬且遠，他胸中有一幅宏偉的興學藍圖：首先是要讓女孩也能上學，還要辦中學、辦師範、辦農林醫工商專門學校，還要辦大學。正是由於陳嘉庚的教育理想和文化底蘊，滋養了廈門大學的浩然正氣，陶冶了廈大師生的自強不息。
陳嘉庚以“教育為立國之本，興學乃國民天職”為己任，以恪盡“志懷祖國，希圖報效”的國民自覺、以“國民之發展，全在於教育”的遠見卓識和博大胸懷、以“盡出家產以興學”的極大勇氣和實業累積的全部身家、以“誠毅”果敢的超常毅力和永不止步的奮進精神，以“止於至善”的非凡氣魄和崇高境界，自始自終踐行著他夢寐以求的理想，構建了從幼兒園到大學完整的教育體系。他為廈門大學留下的豐富文化遺產，體現在校歌、校訓、校徽、校內建築、章程中，存在於其辦學理念與長期的辦學實踐中，也是他自己“大愛精神”及“自強不息”、“止於至善”的追求體現。
（一）大愛精神
陳嘉庚先生生於廈門，生活在帝國主義列強肆意宰割中國的年代。尤其是在南洋經商活動中，他飽受帝國主義、殖民主義的欺凌和壓迫，由此而鍛造了其強烈的民族自尊心和炙熱的愛國心。此外，閩南人重視傳統、家國也有其歷史淵源。早在晉朝時有中原一帶人避戰亂南下，在無名江邊定居，便把這條江定名為“晉江”，以示不忘自己是晉朝。在唐朝中期及以後和北宋末年，中原人大規模南遷，又把中原文明帶到閩南，閩南人受中原漢族文化的影響，繼承並遵循了中華民族的優秀傳統，經過一代代閩南人的實踐與融化，賦予了其鮮明的地方特色、獨特的性格和豐富的內涵。由於有這樣的遷徙歷史，閩南人有強烈的民族自尊心和愛國心。他一直堅持，中華民族一定要加“大”字。所以他在文告署名上多次冠以“大”字，如在其文稿和說話中多次出現“大中華民族”、“大中華國民”等。
1919年，陳嘉庚向海外同仁高呼：“勿忘中華！”1921年，陳嘉庚選在5月9日國恥日為廈門大學奠基，告誡莘莘學子“勿忘國恥！”“嘉庚建築”的頂，加上中國傳統的燕尾或馬鞍屋脊或重簷歇山頂，用中華民族的傳統建築形式“壓制”歐陸建築或殖民地建築。1938年，針對汪精衛等人的妥協方案，陳嘉庚堅持抗日到底，在國民參政會上提出“敵未出國土前，言和即漢奸”的提案，給當時的主和派以沉重一擊，在海內外引起了強烈的反響，被譽為“古今中外最偉大的一個提案”。在事關國家民族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陳嘉庚先生大義凜然、嫉惡如仇，以國家民族利益為重，用提案表達了自己抗戰到底的決心和抗戰必勝的信心。陳嘉庚先生是一位真正的民族英雄，不愧為“華僑旗幟、民族光輝”。
陳嘉庚對教育的投入是一種奉獻，是內憂外患下的必然選擇，也是閩南人用實際行動對感恩從善的深度理解。閩南人自古以來就樂善好施，有捐資辦學、造福鄉梓的傳統，陳嘉庚身上亦有這樣與生俱來的文化基因。興辦教育也是包括南洋華僑在內的海外華人感恩、回報家國的特有方式，也成為了歷史長河中偶然中的必然。1919年，陳嘉庚公佈自己創辦廈門大學的計劃，並宣佈認捐開辦費100萬元、常年費300萬元、共400萬元，是陳嘉庚當時積存的總資產額的一倍多。但是，他在校舍建設中自始至終倡導“應該用的錢，千萬百萬也不要吝惜，不應該用的錢，一分也不要浪費。”這種“經濟實用建造”的特點，正是其辦學理念的最好體現。
1950年，陳嘉庚在準備修復和擴建廈門大學校舍來學校察勘時，指出內廊式建築不宜用作學生宿舍，認為：“學生宿舍，須建單行式門前有騎樓數尺寬”。他曾就學生宿舍的建設寫信給王亞南校長，著重談到“回國參觀大學多所，大都對學生住宿處所不甚講究，我校宜注意及之”。他認為“宿舍增加走廊，多花錢為了同學住得更好，更衛生。學生可以在那裡看報、吃茶、使房間更寬敞。”但是，他不允許在走廊上晾曬衣服，因為校舍通風要好、光線要足。
（二）自強不息
陳嘉庚在實業、教育方面有重大建樹。教育之命脈繫於經濟，為了實現興學宏願，他歷盡辛苦掙錢、集資。陳嘉庚掙錢的目的就是為了辦學。沒錢時想辦，錢少時小辦，錢多時大辦。1913年，就陳嘉庚當時的財力而言，可謂心雄力薄。於是，同年9月，他便告別師生，第五次踏上出洋之路。雖然當時生意艱難，其他人在生意場中一片慘敗，但唯獨陳嘉庚能轉危為機，一枝獨秀。儘管如此，他還是迫不及待地回集美與其胞弟陳敬賢一起共同商定興學計劃。
陳嘉庚說：“經過多年的觀察和思考，小弟覺得歐美諸國之所以國強是因為教育強；教育之所以強是因為不僅政府辦學，更重要的是民眾辦學。美國有大學三百所，商家辦的就有二百八九十所。小弟以為，要振興中國，首先要振興教育；要振興教育，光靠政府不行，要全民都來辦學，特別是富人要多盡義務。南洋華僑中有不少百萬富翁，千萬富翁。要造成這樣一種風氣，使他們熱心教育，願意為教育作貢獻，勿忘中華。”
此外，陳嘉庚的歷史觀中有閩南人宿命論因素，並伴其一生。他有“樂觀的歷史觀和強烈的使命感”。他始終將個人看作是社會中的個人，認為個人服務社會是“應盡之天職”，並且認為“興國即所以興家”，有國才有家。他以超常毅力和永不止步的精神，承擔國家責任和歷史使命，竭盡心力構建與實現自己的興學藍圖。
（三）止於至善
陳嘉庚沒有接受過學校正規、高深的國學訓練，但他一生又常常在傳統文化的氛圍中生活；他從沒有系統闡述過傳統文化的優劣與傳承，但他的文章、演說、書信又常常以傳統思想立論，甚至社會活動和生活方式也滲透著傳統的價值觀念。他在從事近現代意義的實業、教育、社會政治活動中審視和取捨著傳統文化，但同時也站在傳統文化的角度理解和改造著綢蟾鼎沸的現實世界。
從陳嘉庚先生所處的時代看，中國當時的狀況是貧困愚昧，教育頹廢，福建亦是如此，這給了他很大的刺激。初下南洋，陳嘉庚看到閩南籍華僑多數文化水平很低，在國外謀生，深受沒文化之苦。集美雖說山清水秀、人傑地靈，可當時文化廢墜、野俗日甚，貧富懸殊，強弱相凌。他寄望於教育“保我國粹、揚我精神”，以使文化存續、民族振興，因而他對於國學研究和道德教育同樣高度重視。陳嘉庚一生大規模的辦學舉動，在國內沒有先例，在國外亦屬罕見。他對中華文化的追求和傳承飽含著一種純真樸素的願望，這種願望反映了他對建築人文精神的追求，如廈門大學的群賢、兼愛、敬賢、博學、囊螢、映雪，集美學校的“溫、良、恭、儉、讓”，都是他的思想在建築上的物化，體現了他在處理人、事時，追求與中華傳統文化最高目標相統一，以達到止於至善的境界。當時的學術思潮湧動，與陳嘉庚的辦學理念密切相關，廈門大學創辦之初，就明確要求廈門大學要繼承和發揚古今中外的文化，並將之融合成為一種盡善盡美的先進文化，這是何等卓爾不群的見識。完美的陳嘉庚，完美的廈大！
結 語
廈門大學已經在社會鉅變中度過了九十七華誕。作為一個廈大人，回顧廈門大學的發展史，令人欣慰的不僅僅是那些看得見的日益向好的各種指標或成績，更值得自豪的是深藏在眾多成績背後的獨具廈門大學特色的文化底蘊。它是校主陳嘉庚先生辦學之初即為我們播下的大學文化火種，也是廈門大學的文化基因，更是陳嘉庚先生為廈門大學留下的豐厚文化遺產和寶貴精神財富。它不僅早已融入廈門大學的文化血脈，而且浸潤著廈門大學的每一方校園、每一間校舍，滋潤著每一位廈大人的心田，引導和激勵著一代代廈大人自強不息，奮然前行。
在這個浮躁的年代，談論大學文化是一件奢侈的事。但文化是一所大學永續發展的源頭活水，一所有文化使命擔當的大學方能在時代流轉間屹立於疾風驟雨中，絃歌不輟，薪火相傳，斯文在茲。校主陳嘉庚一生的辦學壯舉和教育實踐表現出一位卓越創始人的道德領導風範，為我們樹立了一座紮根中國大地辦好大學的巍峨豐碑。一所大學的精神因某個人而生髮，他的精神與這所大學乃至世界大學的大學精神發生化學反應，這個人的精神與大學精神就具有了恆久的價值與意義。一所大學被追憶的程度，往往與它曾創造過的輝煌有關，與它曾經歷過的苦難有關，與其輝煌和困難的反差程度有關。我們對大學典故的追懷也是對大學文化命脈的傳承，是邁向文化自信，進而臻於文化自強的一種文化自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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