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导报记者 孙罗南
“在引入外部股东或者民营股东进行混改的同时，更关键的在于突破，国资监管的制度做一些突破，才能真正发挥混改的作用。当然，还包括建立现代企业职业经理人制度，这是逐步完善的一个过程，国企改革未来有很大空间。”在近期举行的山东省属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资本对接会上，深圳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下称“深创投”）总裁孙东升表示。
市场化运作
结合自己所亲历的国企混改经历，孙东升在济南分享了一些经验。
谈到混改，孙东升说，深创投成立之初，深圳市委、市政府给了一个非常市场化的政策，当时给了三句话“政府引导、市场化运作；按经济规律办事；向国际惯例靠拢”。还有“立足深圳，面向全国”“不塞项目、不塞人”，是完全市场化运作，深创投在这样的经营理念下获得了发展。
深创投是深圳市政府1999年出资并引导社会资本出资设立的，专业从事创业投资，目前注册资本42亿元，管理各类基金总规模约2947.1亿元。
在发展过程中，深创投曾引入了新的股东，“通过引进3个民营股东，我们想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改善法人治理结构，这可能是通过混改之后达到的诉求，当然不是简单地讲现代企业制度，还包括治理结构。”孙东升说。
他表示，虽然3个民营股东持股比例没有达到很高，第二大股东持股17%左右，但是把两个副董事长席位留给两个民营股东。“有了这个基础，引入市场化的运营机制。”
根据深创投官网，截至今年8月底，其投资企业数量、投资企业上市数量均位居国内创投行业第一位，已投资项目910个，累计投资金额约392亿元，其中140家投资企业分别在全球16个资本市场上市。
多方面突破
孙东升主要谈到了深创投的发展过程中在决策机制、退出机制、激励政策等方面的突破。
“投资以什么价格来投资，是要评估的，但是做创投不是评估出来的，是按市盈率，如果是早期项目，没有利润，完全是谈判的结果，那这样的定价依据怎么来？那要通过国资监管的制度。那么，在这个时点上，深圳市国资委就说，就按行业规律去办，不用评估。”孙东升说。
此外，深圳市国资委和深创投在投资决策权限上进行了划定。孙东升说，我们采用分级决策。现在1亿元以内的投资，我们集团投委会就可以决策，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5%的项目报股东会，“在投资上突破了一些投资监管的困难。”
除了灵活的决策机制，在深创投起步之时，在激励约束上也做了很大突破。
“现在国内股权投资行业，私募基金行业很热，薪酬是国企很难想象的，你怎么样留住人才？”孙东升说，深创投早期成立的时候，给了“8+2”的激励政策，每年利润总额的8%作为全体员工年度奖，然后2%就给小团队———具体做了哪个项目，净收益2%奖励这个小团队，“这个8+2，我们研究了十几年。”
不过，到2016年时，“8+2”的机制也相对落后。按照国际惯例，私募基金行业实行的是收取基金规模2%的管理费，如果基金赚了钱，再收20%的收益分成。深创投“8+2”的机制，相对于20%来讲，还是有差距。
深创投对薪酬激励再度进行了调整。孙东升说，后来深创投将“8+2”改成“10+4”，“全体员工奖金从8个点又加了两个点，小团队翻了一番。10个点是净利润，深创投去年的净利润是14亿元，这一块我们全体员工就是1.4亿元。这样的薪酬激励机制的突破，区别于其他国企，深圳市国资委还是做了突破。”
在激励的同时还有约束。“我们团队每年投资数十个项目，我们高管每个项目要至少跟投1万元，一年下来自己掏钱就要数十万元，把员工的利益和集团的利益捆绑在一起，作为一个约束机制。当然，项目亏了之后要罚2%，奖励则是4%。”孙东升说。
他同时强调，对投资失败的宽容。“做创投的，大家基本都在讲成功案例。我们讲，非道德因素导致的失败，界定为中性，不予追究。”
引入商业化基金
此外还有项目退出上的突破。孙东升说，“退出也是国资监管要求非常高的，招拍挂这个形式是必须的。上市募集的股权是在公开市场，对于非上市股权的退出，大批的通过股权转让、并购方式，那些价格都是谈判出来的。那么，怎么规避挂牌的问题？深圳市国资委做了两个突破。”
他说，第一，在投资的时候我们是有保底的。“退出要回购，我们约定回购的利率。如果是在投资的时候，有这个协议约定，那就可以不用招拍挂了，按投资协议约定退出就可以。”
另外是整体并购，“整体卖给别人了，大股东都卖了，我们以同样的价格去卖，那样也没有必要招拍挂。”孙东升说，所以，这两个情况下可以规避招拍挂。但是其他的还是必须走招拍挂的程序。
在孙东升看来，在引入外部股东或者民营股东进行混改的同时，更关键的在于突破，国资监管的制度做一些突破。当然，还包括建立现代企业职业经理人制度。
“现在进行混改可能也面临一些困难。”孙东升认为，“怎么样给民营企业家信心，怎么样参与国企混改，需要政府拿出真心、诚心来关心。第二，拿出优质资产，引进市场化机制，这样才更有吸引力。第三，引入一些商业化基金，类金融机构的基金也是可以参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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