抢赌局,再伤人命
1996年冬,大约11月底的样子,夏侯尊提前摸好了抢劫对象,给李汉垣打了传呼。夏侯尊说,晚上在开发区的翠竹小区四楼,有个赌局,要李汉垣找几个人把他们收拾掉。
李汉垣立刻做出了安排。他打传呼给史连生,当时史连生正和宫某在一起。李汉垣说,你俩马上过来。李汉垣又给葛乐勤和苗国田分别打了传呼,要苗国田先去葛乐勤家,再和他一起到开发区夏侯尊公司的房子里集合。
人马安排妥当,李汉垣跟夏侯尊通了话,两人相约汇合。
夏侯尊先领着李汉垣到翠竹小区开设赌局的那座楼房看好地点,指点了哪个门洞几楼哪个房间。夏侯尊的任务业已完成,他提前撤退了。余下的工作由李汉垣办理。
给人的感觉,李汉垣等人抢劫作案,就像工厂生产产品一样需要几道工序,大家怎样分工,谁负什么责任,都十分明确,无须再说。
按照李汉垣预订的时间,史连生、葛乐勤等人已携带着武器约定地点集合了。
李汉垣过来,把几人带到翠竹小区。
因李汉垣和史连生经常出入开发区,防止与熟人遭遇,他俩在楼下策应;抢劫之事,交给宫某、葛乐勤、苗国田去做。三人各携带一支单筒猎枪,一支长口径枪,一支电击枪,摸上去了。
当时是夜间11点左右。
宫某、葛乐勤、苗国田猫在楼梯上,直等到赌局散场的时候对方一开门,三人便端着枪,把他们堵了回去。
进屋宫某就先开了一枪,里边的人吓坏了,被他们逼迫着,全部趴在了地板上。
三人挨个对这些参赌人员搜身,抢走户主赵先生人民币3万余元,钻石雷达表一块,价值1.4万元港币,以及女式手表、白金项链、手机等物;抢走参赌人做水产生意的钟先生人民币3万余元;抢走参赌人岳先生人民币4万余元;抢走参赌人珍女士人民币2万元,手机一部;抢走观赌者周先生人民币3.2万元。
这次他们共抢劫现金将近15万元,加上其他物品,总价值共达20余万元。
这次抢劫的现金,是平均分配的,每人27000元,还余下10000多元,给了夏侯尊。宫某、葛乐勤、李汉垣各拿一块表,项链给了葛乐勤,还有6-7百美金,苗国田拿了200,余下的全部给了宫某。
当时是在夏侯尊公司的房间里分的赃物,李汉垣有房间钥匙。这次为什么只给夏侯尊1万元,可能是为了找平衡,也可能是由于内部一些人有看法,意见不统一,详情不明。
转过年来,到了1997年元月,也就是李汉垣等人在沈阳五爱市场作案一周年的时候,他们又在金州区抢了一家赌局。这一次王孟帅开枪,打死了人。
这次作案,照例是由夏侯尊踩好的点。
金州区在大连市的西部,大连市面临黄海的西海岸,而金州区则在面临渤海的东海岸,距大连市中心20余公里。
1月17日,夏侯尊给李汉垣打传呼,透露了金州区内,有人开设赌局的消息。
随即,李汉垣来到葛乐勤家,从葛家给王孟帅打了传呼。王过来之后，三人携带着武器来到开发区夏侯尊公司的房子—这处房间经常作为他们的集散地。李汉垣把夏侯尊呼过来,两人打出租车先去看地点。这跟上次一样,踩点时人员不可太多。这天,王孟帅又把史连生找过来,加上葛乐勤,三人另打了辆出租,先到金州区夏侯尊的老丈人家(这是一处空房)待命。李汉垣看好地点,也赶到夏侯尊老丈人的空房。
夏侯尊已经撤离。
这家赌局设在金州古城的一栋住宅楼里,参赌的一共五人,大都是厂长、经理们,有的还携带着家属。另外,还有几人在这里围观,瞧热闹。
李汉垣、葛乐勤、王孟帅三人摸上来,潜伏在楼道暗影里。史连生在楼下接应。为避免被赌博圈里的人认出他们来,李汉垣和葛乐勤一人戴了一个头套,只露出鼻子眼睛。王孟帅则戴着个没有镜片的眼镜框。李汉垣拿单筒猎枪,王孟帅长口径枪,葛乐勤电击枪,三人蹲在门口,一直守候到后半夜一点钟。
房间里有了动静,像是散场了。有人开门,要往外走。李汉垣等人立刻逼上去,亮出了枪。
第一个出来的人叫汪家伟,他不是来打牌的,而是来看热闹的。出门外边很黑,一开门,外边就有人拿枪顶了上来。他本能地用手一拨拉,王孟帅的枪就响了，一枪把他打倒,子弹打进脑门,人也栽进屋子里。屋里有灯光,人们看得清楚,立刻吓得鸦雀无声。
王孟帅、李汉垣,葛乐勤三人冲进来,他们带着头套,用枪口指点着。因刚刚开枪杀了人,大家都惊恐万状。这场面跟电视片上看到的香港黑社会抢劫的场面没什么两样,这突如其来的情景叫人恐怖到了极点。所有人都吓住,屋子里有十几个人,大人孩子,谁也不敢出声。
蒙面歹徒用枪口指挥着他们,女人们被搜身之后统统赶进了卫生间,包括他们的孩子,挤插插地关在不大的空间里。然后,歹徒们命令屋里所有的男人都把衣服扒光。衣袋里的现金、财物,统统被洗劫一空。
这些赌徒并不像上次他们抢劫的那群赌徒,他们并不是开饭店、搞渔业、承揽建筑承包、做南韩生意的大款们。他们是一些厂长、经理,手里的人民币没有那些大亨多。因此,这次抢劫李汉垣等人的收获也不如上次丰厚,共抢得人民币36000余元。但其他财物不算少。这些厂长经理们,包括他们夫人身上的手表、项链、手链、戒指,以及5部手提电话,都成了李汉垣他们的囊中之物。抢劫总价值11万余元。
即便如此,李汉垣对这次的收获也并不满意。他仍认为抢劫不彻底。
因为开枪打死了人,他们只翻了那些人的衣物,没有很好地搜查房间。
回到夏侯尊丈人的空房间,现金立刻分了,每人5000元,但给了夏侯尊10000元。金货每人分到30克,李汉垣拿了90克。
5部手提电话,砸碎了两部,这不知道为什么。其余夏侯尊拿走一部,李汉垣拿了一部。李汉垣的这部手提电话改号后,送给了他的对象蓝小姐使用。
从李汉垣付给夏侯尊的现金数量看,李汉垣有可能是把夏侯尊当作另一种人物看待的,并没有混同于他们一伙。他每次给夏侯尊1万元,这也说明他们间其实也是一种买卖关系。夏侯尊出卖情报,李汉垣实施抢劫。1万元,或许就是他出卖情报的报酬。
像这样的赌局被抢,当事者都有难言之隐,一般宁可吃哑亏也不会报案。这次被打死了人,不报案无法交代,当事人们商量一阵,只好把事情原原本本报告了公安局。
金州区公安分局对案件做了深入的调查。因为歹徒对聚赌情况了解得很清楚,又是蒙面作案,警方推断,是熟人所为——至少是熟人做内线。
这个分析是正确的,只是由于夏侯尊伪装得巧妙,才没有落网。他知道什么样的信息可以利用,什么样的信息会暴露自己,从而躲开了警方的视线。
夏侯尊作为李汉垣团伙点炮的“眼线”式人物,像幽灵一样活动在有钱人之间,对直接的,熟悉的人,他并不敢妄动邪念。
他明白事情暴露会对他不利。他往往是利用侧面听到的信息,巧妙地加以核实,然后再传达给李汉垣,由李组织抢劫。
夏侯尊在大连开发区认识的人很多,又有公开的身份,于不动声色中,去搜罗有抢劫价值的情报,始终没引起这些人怀疑和注意。
正因为夏侯尊与聚赌者们只有间接的关系,正因为那些厂长、经理们的活动圈子里并没有夏侯尊这个人,公安局的侦察雷达没有搜罗到这个“遥远”的夏侯尊,更没有涉及到更为遥远的李汉垣们,致使他们长期逍遥法外。
但是,无论犯罪分子多么狡猾,无论他们作案经验多么丰富作案组织得多么严密,他们总有漏马脚的时候。世界上本来就没有不留痕迹的犯罪,也没有无懈可击的罪犯,当李汉垣认为自已万无一失的时候,其实他已经在“失”了。李汉垣失在了哪里,这恐怕他一辈子也不会知道—关于李汉垣抢劫犯罪的第一条线索,来自远隔1000公里外的上海。
臧杰被捕,轰动上海的抢赌局杀人案初露端倪
1997年3月30日,上海市公安局闵行分局在打击吸毒犯罪的斗争中,拘留了一批吸毒分子。其中有一个大连人,绰号叫老熊。
上海市公安部门自1996年底就注意到这些吸毒分子的犯罪活动。他们经常聚集在一起,交流信息,买卖毒品,吸食白粉,形成了一个松散的吸毒贩毒的犯罪网络。公安缉毒部门经侦察,摸清情况后,给予了坚决的打击。
经过审讯,老熊供认了自己的真名叫臧杰,系大连人氏,因1993年涉嫌孔令久流氓团伙杀人案,畏罪潜逃,前来上海，臧杰供认了他倒卖私车的犯罪行为。
在公安部门的强大压力下,臧杰进一步供认了1996年8月组织大连人,在上海浦东新区某华大酒店抢劫赌场的罪行。“8·11”抢劫赌场案,是上海市公安局两次的挂牌要案,持枪歹徒当场打死一人，击伤二人,抢劫大笔赌金,在上海市造成极坏的影响。
老熊臧杰的“身价”迅速提升。
经进一步审讯,臧杰供出，他所请来的持枪劫匪系辽宁大连人他们是王绍宁、“老三”、德军和连生,共计四人。
上海市公安局对这一情况十分重视,它使得悬挂了近八个月的浦东新区持枪抢劫赌局开枪杀人的特大暴力案件得以澄清,并提供了主要犯罪嫌疑人的重大线索。
按照刑警们的说法,案件上线了,矛头直指东北的大连。
这应了某些侦察学专家的观点。他们认为,所有的案件都不是无解的数学题,但解题需要一定条件和过程。急躁了不行,不遵循规律也不行,首要的问题是寻找那些解题的必要条件。这的确需要一个过程—跨越八个月的时间。
上海闵行公安分局曾拟订了诱捕计划。他们通过臧杰给王绍宁发出了信息,邀请他与“老三”、德军、连生等人一同再来上海。臧杰在公安人员的严密控制下与王绍宁通了电话,电话中并没发现有什么破绽。不久,两人再次通话,王绍宁答应次日直飞上海。
上海市公安局的有关部门立即行动起来,在机场布置好口袋,准备抓捕王绍宁等人。
他们在机场整整等了一天,王绍宁虚晃一枪,不知何故他并没依约前来上海。情况复杂—这一结果可能是由众多的因素促成的,但不能排除,犯罪嫌疑人因臧杰的电话,已经引起了警觉。比方说,他会不会核实臧杰在上海的行踪,会不会打臧杰在上海的其他电话，并且感到情况不妙,就会隐匿起来。再抓他们,那将会增加很大的难度。
警方的疑虑并非杞人忧天,再用类似的方法与王绍宁联系,王绍宁置之不理。不久,王绍宁的联络方式也被单方面掐断。
事不宜迟,1997年4月9日,也就是臧杰被拘留大约10天左右,上海市公安局刑警总队的王军副总队长亲自带队,率领闵行分局刑警支队的徐长华副支队长和上海浦东新区公安分局刑侦支队唐惠民副支队长一行六人来到大连。
他们向大连市刑警支队于大军支队长详尽介绍了“811”案件案情及有关线索的情况,请大连刑警支队协助上海市公安局,组织抓捕工作。
上海方面所掌握的线索是一四名犯罪嫌疑人的姓名或绰号。其中最完全的是王绍宁,有名有姓;其次是连生,有名无姓第三位是“德军”,估计只有名字中的一个字是真实的;最模糊的是那个“老三”,无名无姓,仅只一个称呼—葛老三,王老三，李老三,均可。
同时,上海方面还提供了去年八月份作案前后,臧杰与王绍宁、连生、老三等人的联络办法。
要找到这伙犯罪嫌疑人,首先,要尽快确认这些人员的确切身份。
据上海同行介绍,这四名嫌疑人中,臧杰与王绍宁最为熟识，对“德军”—尽管臧杰在上海人面前夸夸其谈,扯着虎皮吓人,其实,他对德军所知寥寥,连对方姓氏、叫什么名字都说不出来。另外两人连生和“老三”,都是王绍宁带过去的,连生这人他知道,老三则是第一次见面。臧杰在交待中只是说,老三可能是抚顺人,连生可能是瓦房店人,德军是大连人。
根据已掌握情况,通过调查,很快落实了王绍宁的身份和家庭住址。他们并没惊动王绍宁的家属,侦察工作是秘密进行的。通过侧面了解,得知王绍宁长期不回家,此人行踪不定。
刚刚接触案子不久,曲彬大队长便敏锐地感觉到,那个“老”有可能是沈阳“串联一号”案件及秦皇岛“3·11”案犯的通缉犯—李汉垣。
曲彬立即与沈阳刑警支队一大队张军联系,提取了李汉垣的生活照一张,并通过户籍部门,查找到王绍宁的近期照片。两幅照片一并传真到上海。
上海同行当即提审臧杰,拿出照片让其辨认。结果王绍宁的照片被臧杰肯定,李汉垣的照片被辨否—臧杰说,这个人看着不像。
因臧杰供认,连生可能是瓦房店人。瓦房店方面,成为了侦察的重点。
曲彬大队长派分队长王恒立带人赶赴瓦房店,查找叫作“连生”的犯罪嫌疑人。
4月14日,王恒立和一位上海同行一起驱车来到瓦房店市开展工作,得到瓦房店刑警大队马力大队长的支持。他们与户籍部门联系,很快査找出,全市城镇人口及农村人口中,不同姓氏的叫“连生”的年龄段相符合的男性公民7人。在不惊动本人的情况下,王恒立等人提取了这些人的资料,翻拍了他们的近期照片并于当天返回大连。
此7人的照片立即传真给上海。
上海方面当晚就传回信息,7位“连生”,全部被辨否，事情奇怪了。
在辨认可信的情况下,只有以下两种可能:第一,连生不是瓦房店人;第二,犯罪嫌疑人的真实名字不叫连生。
上海方面所提供的线索,呈现出复杂化的趋向,一下难于做出判断。
为了防止疏漏,王恒立等二人,于4月15日二下瓦房店。
就在王恒立驱车,刚刚来到瓦房店刑警大队的时候,情况就发生了突然的变化。
王恒立接到了上级命令——技侦部门提供信息,前不久,瓦房店市内有人与我公安部门掌握的线索进行了联络。联络人姓石或者姓史。上级指示,要王恒立立即查明情况。
经过深入了解,王恒立获得了以下确凿情况:
第一,联络人在劳改队就职期间,负责劳改犯的保外就医工作,与一些劳改犯过往密切
第二,在查询瓦房店劳改大队历届劳改犯释放人员名单中有无叫“连生”的人时,查获一名。该人姓史,叫史连生,因抢劫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6年,已于1992年提前释放。
第三,调查联络人与史连生的关系,劳改队保卫部门反映此人关系很“铁”。史连生在劳改期间以及释放之后,始终与联络人保持着较密切的往来。
第四,史连生系瓦房店人氏,在有关材料中查到了他的原家庭住址。
情况基本都查对上了。那么,王恒立一下瓦房店时,查遍了瓦房店地区的户籍卡,提取了七位叫连生的人员的照片,为什么没有查到这个史连生呢?原来,这个史连生出狱之后,始终把户口装在了口袋里,并没在瓦房店落户,所以户籍卡上查不到他无论如何,继警方掌握了王绍宁的基本情况之后,史连生也原形毕露了
王恒立在瓦房店监狱进行调查时,还得到了一个意外的收获李汉垣的二哥也在瓦房店监狱服刑。他还查明,李汉垣的二哥与那位原看守员,以及史连生的关系,都相当密切。
这样—“老三”是否李汉垣的问题,又进一步提了出来。
关于“老三”绰号问题,完全可能是李汉垣在逃到大连后新起用的称呼;由于李汉垣生性狡猾,也可能是为去上海而特定的称呼—这符合李汉垣的做事方式。李汉垣在家排行老三这是确凿无疑的。
王恒立返回大连,立刻把在瓦房店取得的新线索,向曲彬大队长做了汇报。
敌情巳经分析过,目标人的情况已经摸清楚。他们制定了“调”看守员,“找”史连生的作战方案。
如果目标人史连生确实在瓦房店隐蔽,在摸清外围情况的基础上,他们准备采用秘密方法予以拘捕。
网已撒开,一步步的部署准确到位。
这时曲彬大队长获悉,看守员已于4月16日离开瓦房店。他属于正常出门,种种迹象表明,对方并没觉察自己已被监控。
另已査明,史连生不在瓦房店。
曲彬大队长、瓦房店马力大队长共同研究,重新制定了布网监控史连生在瓦市居住地的方案。史连生一旦回来,双方立即联系,在适当的时候予以秘密逮捕。
（未完待续）
摘自《原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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