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戰爭中的“武漢會戰”正是如此，中國軍隊雖然最後沒能守住九省通衢之地的武漢，但是在歷經三個月的大會戰中，通過層層防禦和不斷消耗敵人，實現了“以血肉換空間、以空間換時間”的戰略構想。而日寇受佔領區擴大、補給線加長和精銳師團傷亡嚴重的影響，在攻取武漢後一度失去了進攻能力，抗日戰爭由此進入戰略相持階段。
（日軍佔領武漢城區）
中國軍隊吸取淞滬會戰和南京保衛戰的教訓，正確提出了“守武漢而不戰於武漢”的戰略指導思想，即在武漢外圍利用山川地利，逐次抵抗和消耗日軍有生力量，一旦外圍各要地和要塞失守，則絕不死守武漢城區，主力轉進長江兩岸繼續威脅日寇側翼。
事實證明，近35萬日軍雖然使出吃奶的力氣達成了戰役目標，溯江西上經過苦戰於1938年底攻入武漢，但未能殲滅中國軍隊任何一個師級建制，反而是其長江補給線完全暴露在第五和第九戰區和大別山桂軍的攻擊範圍內，只得到一座空城而已。
（武漢衛戍總司令陳誠）
日軍“速勝論”的戰略就此標誌破產，叫囂“三個月解決中國事變”更成為一句夢話，從1937年7月戰爭爆發到1938年10月武漢失守，整整15個月過去了，國民政府沒有絲毫屈服的跡象，在戰役指揮上反而日趨經驗老道，整個武漢會戰期間，軍事委員會對戰爭指導和戰略判斷無一重大失誤，一反淞滬和南京的混亂，這是非常難得的。
百萬中國軍隊雖然損失也很慘重，傷亡大約10餘萬人，但基本保持了建制完整，主力兵團戰鬥力仍在。已開始著手把部隊分為三部分準備持久戰：即正面作戰部隊、敵後遊擊部隊和後方整訓部隊，其中作戰部隊和整訓部隊每隔一段時間就進行輪換。而日軍卻從長江下游開始向中游伸進，形成一個“蝌蚪狀”軍事態勢，極易受到來自南北兩個方向的壓迫，漫長的交通線和廣大的佔領區都需要分兵守衛，勢頭銳減。
（日寇第11軍司令岡村寧次）
武漢會戰結束後，由於傷亡高達40000餘人，日軍的素質比例嚴重下降：1937年的現役士兵只剩11%，其餘的全部是預備役、後備役和補充役士兵，年齡最大的甚至超過40歲。幾個精銳師團為了恢復元氣，也不得不調回國內休整，比如第9、第16師團等，同時將新組建的第33、34、39、40等二流師團派往中國戰場。
比如後來大破日軍的上高戰役，羅卓英當面之敵就是第33和第34兩個新建師團，戰鬥力遠不如那些老牌師團。中國軍民一年半的堅持抗戰，使日本軍費開支巨增，國內物價飛漲，國力不足的惡果開始顯現出來。
（武漢警備總司令羅卓英）
在武漢會戰期間岡村寧次第11軍消耗彈藥達39400噸，而後面三年（1939到1941）總共才用掉13300噸，顯然庫存不夠了；更由於武器不足，日本人把軍校的訓練用槍都集中起來送到新兵手中，傾舉國之力進行的會戰，滿以為一戰即可決定勝負，最後才發現毫無結果。
武漢會戰的另外一個成功之處，是國府有充足的時間將大批物資、工廠、院校和機關內遷，通過宜昌轉運大西南後方，為抗日戰爭的持久戰做好了人員與物資的儲備，重慶的兵工廠加班加點生產出來的步槍和手榴彈被運往前線，而富金山、萬家嶺等戰役也讓中國軍民信心重塑：日本人不是不可戰勝的。
武漢淪陷後，以武漢三鎮為中心點，南至湖南長沙、北至河南信陽、東至江西九江、西至湖北宜昌戰火四起，中國軍隊甚至有能力進行局部反攻，而日軍被壓縮在狹窄的長江兩岸，戰略上反而非常被動，短期內試圖迫使國民政府投降的夢想破滅，戰略上陷入長期戰爭的泥潭。
為了摧毀國民政府的抵抗意志，切斷外援通道，日本人只好在武漢會戰之後繼續用兵廣州、南寧、越南，開始威脅英法關閉滇緬公路和滇越鐵路，進而引起美國警惕，終於使自己走上了一條不歸路。
（武漢會戰後的江南局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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