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中篇）
我們應該相信，當時的上海情報科領導覺得這些情報崗位來之不易，如程和生等人在滿鐵上海辦事處調查室的職位，陳一峰在中華聯合通訊社的首席記者，汪錦元在汪精衛身邊當日文翻譯兼秘書，一旦撤離，再要建立這樣的情報來源，可謂難上加難。所以，抱著僥倖心理。當南京的陳一峰得知西里龍夫被捕後，深感危險，向負責人李德生（紀綱）建議迅速撤離。李德生對他說：現在如果逃跑，將加重西里龍夫的嫌疑，所以不可；而且也沒有上級的指示，只能堅守。與西里龍夫有工作聯繫的固然如此，和中西功沒有直接關係的竟也如此。本名金大鵬的丁弢也是情報科成員，曾與中西功的聯絡員程和生短暫同住，但他在汪偽背景的《先導》雜誌當編輯，與程沒有橫向的工作關係。他在那幾天已覺得是出了什麼事，因上級在佈置運走別處的資料，但既不告知也未通知轉移，結果在同一時段被捕。
程和生烈士，原名鄭文道
1942年12月，丁弢經審訊被判7年徒刑後，與上海科的情報員倪子樸同囚一室，從對方口中獲悉，是先被捕的兩個日本籍成員供出了他們。在其晚年，丁曾給一位老友寫信說，“汪錦元正巧住在其隔壁弄內，汪告訴他當時沒有辦法，日本人都知道了，“他們的黨員身份及地址，都是日共西里龍夫招供的，而程和生兩個地址，中西功都知道，程和生和我等三人被捕，都因日本人知道了地址，我住的辣斐德路斐邨，中西熟悉，不招供怎麼知道住址？”
丁弢當年與程和生同住是組織上安排的，因當產科醫生的女房東想把亭子間改成產科病房，一再催程和生搬走，而程訥於言辭，領導就讓丁假冒程的弟弟，化名程維德住進去應付房東。在那之前，中西功曾到那地方故意用日語大聲打電話，以嚇唬那位女房東。兩人同住半年，程和生就搬走了。但丁弢沒有遷出，也被中西功供出。
其實，今天檢討，組織上這種安排本身有些輕率，因程和生是廣東中山人，丁弢是江蘇吳江人，口音很不同，扮成同胞兄弟實在勉強。當時審問他們的是日本人，如果是汪偽“七十六號”的特工，馬上就會發現破綻。程和生原名鄭文道，參加過中共領導的江南抗日遊擊隊，經歷過戰場上的槍林彈雨，被捕後當即跳車自盡，重傷未果，半個月醫院治療後提審時，再向窗外縱身一躍，壯烈犧牲。他沒有留下一句口供，表現了視死如歸的英雄氣概。 這種慷慨赴死的行動，哪怕在刀鋒上行走的隱蔽戰線也不多見。即使平時已有面對兇險忍受痛苦的心理準備，但真的遭到嚴刑拷打，要挺過這一關並不容易。據1982年在日本公佈的《中共諜報團李德生訊問記錄》披載，南京組負責人李德生在審訊時供出了上海情報科的組織、人員、日常活動、聯絡方法、工作重心、獲取傳遞情報的途徑和手法，以及所獲各項情報內容，供述事無鉅細，十分詳盡。上海的歷史學者程兆奇讀罷這份冗長的訊問記錄後評述
：“李德生在第十六次法庭訊問中自承‘罪孽深重’‘慚愧後悔’，並表示若蒙釋回，願以餘生為‘大東亞聖戰奮鬥’。不論這一表示是否只是權宜之計，甚至不論以上供述是否尚有‘伏筆’，李德生的‘知無不言’，都已遠遠超出‘神聖’的革命與戰爭年代對‘貞操’要求的底線。從這一點上說，任何理由都已無法為‘變節’洗刷。”但也指出：“從第一次到第十五次訊問，無論對自己的‘革命經歷’，對中共反抗‘國內反動派’和‘日本帝國主義’的努力，以至對‘共產主義’理想，李德生都以較‘正面’的口吻加以敘述。” 學者程兆奇
所以，李德生的供述對以後的情報工作是否造成危害是一回事，他的屈服是一回事，他是否已成死心塌地的背叛者是另一回事。”儘管李德生的供詞有“悔悟”之意，但特高課認為此案“危害絕大”，對東京法院量刑的建議是“嚴重處斷”，他還是被判無期徒刑。被判無期徒刑的，還有汪錦元和陳一峰。由於汪錦元此前在汪精衛身邊工作時表現得勤勉盡心，深得汪妻陳璧君的信任，視同家人，她力促汪精衛出面向日方說項將汪等三人遣送回國，終使他們 於1943年7月被押回中國，關在南京老虎橋監獄服刑。
包括上海情報科在內的中共上海情報系統，內勤外勤加在一起約為30至40人，各個時期合計計約多達100人左右。僅1942年這場無妄之災，就有多位中心成員成員被捕，可謂損失慘重。儘管後來大都以不同方式出獄，經過審查重新入黨，回到了革命隊伍中，又在不同崗位上為情報保衛安全事業作出了貢獻，但被捕的經歷就像陰影一樣伴隨著他們的人生，在政治運動及幹部審查中不時遭到質疑，影響任用和升遷。
1955年3月潘漢年事件發生後，更是無一例外地受到牽連，被停職拘押審查，再三申訴也無濟於事，直到1982年8月潘漢年冤案昭雪後，才得以全部平反。
丁弢在1985年7月17日內部召開的“抗戰時期上海情報史座談會”上發言說：“中西功等日本人在被捕前為我們黨做了不少工作是事實，但是怎樣看待他們的被捕表現：招了口供，供出上海/南京我情報部門地下黨員（代表上級的聯繫人）地址，造成了事實上的破壞，這究竟是什麼性質，如果在審幹中，該如何做結論，不是很清楚嗎？對於出賣叛變的人，不能揚善隱惡。如果不分是非，就談不上立準立好史料。同樣的道理，對中西功等‘回憶錄’一類東西，也應聯繫被捕的表現，必須用清醒的態度對待之……”
這是那場無妄之災倖存者的直抒胸臆，是40年後對還原歷史真相的呼喚。今天，當人們觀賞以日本籍“紅色特 工”為主角的電影《東風·雨》和電視連續劇《智者無敵》時，很容易被複雜的故事、跌宕的情節、驚險的場面以及大智大勇的人物形象所吸引所感動，對他們的原型油然而生景仰之心和追慕之意。他們的名字：中西功、西里龍夫等等，在紀念抗日戰爭勝利週年期間，一再出現於各種中文媒體。這些早已故去的日籍“紅色特工”，作為世界反法西斯的功臣、國際主義戰士和中國人民的老朋友，不斷地獲得熱烈頌揚和崇高評價。然而，人們通常不會追問其中的事理邏輯有無任何漏洞，更不會想到他們還有某些從未曝光而出乎意料之外的行狀。歷史上有些隱秘的真相，一旦揭示出來， 就是如此冷峻（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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