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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錄片拍攝時，69歲的河口退休後，正在從事駕駛員的工作，自己的生活已經入不敷出，還要照顧79歲的母親。像河口這樣僅靠退休金不能維持生活，只能繼續工作的在團塊世代(指在1947年到1949年之間出生的一代人)中佔67.7%。資料圖
原文首發於437期《法治週末》14版
法治週末 陳柏宇 | 責編：吳昊 王碩
最近，讀了由上海譯文出版社出版的《老後破產：名為“長壽”的噩夢》，一些記憶忽然被拾起：
大姨姥今年應該快八十歲了。我每次想起她，最先想到的卻都是她五六十歲時的場景。那時大姨姥一家幾乎是所有親屬羨慕的對象。那些年，大姨姥爺還在世，他們唯一的孩子，我的舅舅拿到了大學文憑，正準備到學校去當老師。而她，又是市醫院的主任醫師……沒有人會料到，僅僅十幾年的光景，一個家庭竟會急轉直下：先是大姨姥爺因病離世；而後舅舅的婚姻破裂，得了嚴重的慢性病；她在這種種變故之中，心臟也出了問題，身子終於垮了下來。
我與父母親早些年遷居外地，每年不過是在過年時看望她一回。她除了與我重複她記憶中我兒時的場景，更多的時候是與我們訴苦：“如果不是我還認識幾個醫院裡的熟人，沒人會願意給我這老太太認真檢查身體”“我都挑最便宜最好用的藥買，他們年輕的大夫別想忽悠我”“護工太貴了，這點退休金夠幹啥的呢？”
說到這，她會把嘴巴湊到我們跟前，怯而怒地說：“他太能花錢了，我的錢不夠他一個人花的啊……他光知道跟我喊難受，難受……我難受了又有誰來管我？”說話時，她不時地朝房門的方向望去，生怕被她的兒子聽到。
從眾人的榜樣跌落到眼下這般田地，舅舅變得孤僻而寡言。每次我們去拜訪時，他只出一兩次房門，用僵硬的微笑以示歡迎或道別，其餘的時間就把自己關在房間裡，鎖入一種巨大的沉默之中。我不知道他在裡面做什麼、想什麼。
中國有句古話，壽則多辱。一個人如果活到了很高的年歲，難免會無助地面對病痛折磨、錢財耗散、生活孤寂等諸多問題。在古代，這樣的狀態似乎無可奈何。在當代日本，“長壽”竟也成了老人們的噩夢。在讓人驚愕的同時，這不得不令人思慮：這世界上究竟還有多少老人，正處於煎熬的晚年生活中？我們能否從一個領先於世界的社會經驗中，汲取到些許有益的啟示，抑或領受一口振聾發聵的警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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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陷入“老後破產”
《老後破產：名為“長壽”的噩夢》這本書是基於2014年日本廣播協會特別節目《老人漂流社會——“老後破產”的現實》整理補充而成。聚焦的問題，正是眼下全球高齡少子化的時代背景之下，日本的許多老人，是如何一步步走向“老後破產”的困境的。
所謂“老後破產”，拆分來看似乎更加直觀：人在年老之後，畢生的財富消散殆盡。為何會消散殆盡呢？書中老人們的困境不盡相同，但具有普遍共性的是，這些老人幾乎都是“孑然一身”。書裡提到，日本的經濟在過去20年中並不景氣，勞動人口的年收入甚至是持續減少的狀態，因此老人的人均養老金也在持續減少。若是夫妻二人，面臨這樣嚴峻的經濟形勢仍有共渡難關的可能。
可在眼下的日本，獨居老人的人口卻在600萬人以上，並且這個數量仍在極速地上升。“養老金少”“孑然一身”，如若非要將“老後破產”這一現象，在社會與個人這兩個大的層面上快速而明確地歸因的話，想必這兩點是顯而易見的。
在日本的老年人群中，被動獨身的鰥寡者不在少數。令人讀完後感到心痛不已的菊池女士的故事很具有代表性：年輕時，菊池女士在東京擁有非常幸福美滿的家庭。丈夫幸夫先生經營了一家建築公司，婚後沒多久，他們的獨子誕生。1960年代，他們三口之家就擁有了私家汽車。
可不幸在菊池女士的晚年襲向了這個幸福的家庭，先是兒子幸一正值壯年過勞而死，幾年後，丈夫又因病去世。原本夫妻倆還可以靠兩人的養老金，過著享有護工照料的晚年。可當僅剩下菊池女士一人時，靠著自己微薄的養老金，根本就無法支付足夠的護理費用，來聘人照顧她因嚴重的風溼病與心臟病帶來的不便生活。
因為風溼病的緣故，菊池女士幾乎不能靠個人力量完成一次遠距離的移動，即便是在室內。本書的編著者甚至使用了“悲壯”一詞來形容她艱難的移動。說到費用上的力不從心，菊池女士有一個看似難度不大，但根本無法實現的心願，那就是請照顧她的護理人員一天來家中兩次。下午的一次是為了把她放在身邊、上午使用過的“便攜式廁所”清理乾淨，如此便可不用全天與排洩物的氣味相伴。可這僅僅是心願，菊池女士能負擔起一天一次已是萬幸。
除了“被動獨身”的情況存在，事實上也並非只有日本，整個東亞社會都正在經歷，或者將要面臨大家庭瓦解而帶來的獨居生活問題。儒家文化影響下的傳統社會結構，可以稱之為鄉土社會。在過去的鄉土社會中，家庭、宗族概念明晰，社會流動性弱，現代工作概念尚未形成。因此在養老問題上，長輩若年老體衰，孩子或後輩共同贍養是常態。
但現代社會恰則相反，它更強調個體自主意識、社會流動性強、工作也至少已是城市人群餬口之必須，並且這一生存模式已經蔓延至鄉村。因此，家庭結構也隨著社會結構的變化而發生著改變——由過去的生於斯長於斯的大家庭、宗族式生活，正轉變為具有漂泊性的小家庭，包括越來越呈上升趨勢的單身、丁克家庭。失去了孩子和親人的贍養與幫助，對於普通人而言，生存處境必然會變得艱難。
書中結語部分的表述令人印象深刻：在過去的時代，日本社會中三世同堂之家比比皆是。到朋友家拜訪，基本可以見到對方的爺爺奶奶。
而如今，三代同堂在大多數人的觀念中絕不是理所當然。這樣的家庭結構變化帶來的養老問題，絕非是日本一個國家將要面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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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其實是我們每個人的命題
面臨如此嚴峻的養老問題，日本社會是否只有遵循“優勝略汰，適者生存”的粗暴自然法則了呢？事實上絕非如此。雖然養老金在日本當下的經濟環境中呈逐年減少態勢，但日本社會仍擁有相對健全的福利保障體系。“生存權”，在現代國家普遍受到憲法的保障，而在現代化程度高、經濟相對發達的日本，對個人基本的生存權益的保障更是不難申請。
“生活保護”是為沒有儲蓄與固定財產，養老金少而艱難貧困的老人設立的。但在日本，“生活保護”對老人進行有效保護卻仍面臨一些問題，一是這套制度的普及告知程度較低，有大量像書中田代先生一樣的老人，雖已可以享受生活保護，但因誤以為“有養老金，就不能享受生活保護”而過著異常拮据的生活；二是受傳統觀念的影響，老人們對“生活保護”制度不夠信任。
這表現在當諮詢員登門走訪時，老人們不願透露收入、經濟狀況等實情；還有很多老人不敢也不甘放棄房產而換取“生活保護”，這當中還另涉及其他因素的阻礙，如對舊居的感情、房產的繼承問題、給人添麻煩的罪惡感以及旁人的指指點點等。
為了省錢不去醫院，生了病只是不停地灌自己止痛藥的田代先生；因為風溼病情惡化無法單獨行動，卻又負擔不起護工費用的菊池女士；靠採野菜過活，為了省電而要拔掉電器插銷的北見女士……在一次又一次如此真實地進入到老人們糟糕的處境過後，節目組的成員們，也是這本書的編著者指出，政府應當考慮在老人們的情況還沒有那麼不堪之前，就要想辦法在醫療、護理等方面提供更多有效的援助。
另外，是不是在老人房產的商業價值並不高的情況下，也可以為其保留舊居，並提供生活保護？再比如，1961年出臺的養老金制度是不是已經過於陳舊，不再適用於如今的家庭功能與經濟狀況？除了站在老人們的角度思考養老問題，他們同樣也能理性地拋開人文關懷和倫理道德，僅從功利的角度去看待，因養老問題的堆積反倒增加的社會成本。他們所做的調查、拍攝，包括這一次成書，這一切的努力，為的都是讓更多的公民意識到，養老問題已經刻不容緩；同樣也是讓國家意識到，其實他們能做的還有更多。
俄國詩人帕斯捷爾納克曾用詩句描述打發日子漫長的自洽感，他寫道：“一日長於百年，擁抱無始無終。”這樣從容的擁抱必然是需要前提，“長於百年的日子”需是怡人而非痛苦的，不然則成了一個相反的意境——度日如年。
如何讓老人從容地度過晚年，年輕的一代又該如何避免成為“老後破產”的後備軍？書中給出的不算是明確的教誨與答案，有的只是一次次敲擊人心的故事和細節。壽，如何勿再多辱？我想，這是每一位這本書的讀者，每一位生活的經歷者都應該開始思考的現實命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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